使者来的那天，阳城下了霜。
这是楚南来到秦朝后见到的第一场霜。清晨推开屋门，院子里白茫茫一片，歪脖子枣树的新芽上凝着一层薄薄的冰晶，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屋顶的茅草是白的，墙头的土坯是白的，连周黑子养在墙角的那只芦花鸡的背上都是白的——它蹲了一夜没动，霜在羽毛上积了厚厚一层。
楚南伸手接了一片从枣树上飘落的霜。冰晶在掌心化开，凉意顺着皮肤渗进去，然后消失了。
“县君！”周黑子从院门外跑进来，草鞋踩在霜地上吱呀作响，嘴里呼出的白气像一截烟囱，“来了！使者来了！”
楚南收回手。掌心那点凉意已经散尽了，但指尖还是冷的。
“到哪儿了？”
“北边官道上，离城还有三里。亭长派人快马先来报的信。”周黑子跑得太急，额头上的汗和霜花混在一起，亮晶晶的，“使者一行二十余人，有车有马。打头的是一辆驷马安车，黑色车盖，车辕上镶着铜——”
“驷马安车，铜饰车辕。”万物通的声音在楚南脑海中响起，“秦制，使者秩级不低于六百石。黑色车盖为皇帝特使标识。”
六百石。阳城县令的秩级是三百石到四百石之间。来的是一个比他高至少两级的官员，而且打着皇帝特使的旗号。
楚南整了整衣冠。他的官服是上任时县寺库房里翻出来的，黑色麻布，袖口宽大，腰间系一条皮革绶带。洗过几水，但领口和袖口的陈年污渍还是洗不掉，黄褐色的一圈，像地图上的等高线。他照过陶罐里的水面——一个穿着皱巴巴秦朝官服的年轻人，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眼睛里有血丝，因为昨晚改水渠施工图改到了四更天。
“走吧。”他说。
阳城县的官道是夯土的，霜落在上面，被车轮和脚步碾成一层灰白色的泥浆。楚南带着周黑子和几个亭长站在县城北门外的接官亭——说是亭，其实就是四木柱顶着一个茅草顶，四面透风，地上铺了几块石板，石板的缝隙里长着枯草。亭子边上立着一块界碑，上面刻着“阳城界”三个字，笔画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
使者队伍出现在官道尽头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过树梢。霜开始化了，田野里蒸起一层薄薄的白雾，使者的车马从雾里穿出来，像从另一个世界驶来。
驷马安车，确实气派。四匹马都是清一色的黑色，鬃毛修剪得整整齐齐，马头上戴着铜制的当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车盖是黑色的，边缘垂着黑色的流苏，车厢上绘着暗红色的云纹。车辕上的铜饰被擦得锃亮，映着晨光，像一道流动的金线。
车后面跟着二十多个骑马的从者，都穿着黑色的戎装，腰间佩剑，马鞍旁边挂着弩机和箭囊。队伍的末尾是几辆牛车，拉着辎重和随行人员的行李。
楚南迎上前去。安车的车帘掀开了。
下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瘦削，脸长，颧骨高，眼窝深陷，留着一把修剪整齐的山羊胡。他穿着一件石青色的深衣，外罩黑色的纁边夹袍，腰间系着一条镶玉的革带，脚上是黑色的舄履。这一身打扮，从头到脚都在告诉别人——我不是郡县的小吏，我是咸阳来的人。
“阳城县令楚南，恭迎使者。”楚南作了个揖，腰弯到规定的角度，不深不浅。
使者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那种目光楚南在现代见过——领导视察的时候，第一眼看的不是你的脸，是你的衣领不净，袖口有没有线头，站姿够不够精神。那是一种把你从头到脚称量一遍的目光，不动声色，但什么都不会漏掉。
“楚县令。”使者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关中口音，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本使茅焦，奉始皇帝之命，巡视南阳郡农政。”
茅焦。
楚南心里一动。这个名字，他在万物通的数据库里见过。
**“茅焦，齐人，始皇时客卿。以直言敢谏闻名。曾谏始皇迁母，言辞激烈而不获罪，始皇称其‘善’。后为博士，秩六百石。《史记》有传。”**
直言敢谏。这四个字让楚南对眼前这个瘦削的中年人多了一层认识。能在秦始皇面前直言敢谏而不获罪的人，整个大秦帝国都没几个。秦始皇是什么人？是能因为一句“今年祖龙死”就光方圆十里内所有人的帝王。茅焦敢谏他迁母的事，而且谏完了还活得好好的，被始皇夸“善”——这个人，不简单。
“使者一路辛苦。”楚南侧身，“请入城歇息。”
茅焦没有动。他站在接官亭里，目光越过楚南，越过城墙，投向城外的田野。霜化了大半，田野露出本来的颜色——灰黄色的茬子地，东一块西一块，像癞子头上的头发。田里没什么庄稼，只有几片晚收的粟米，秆子细得像香签，穗子小得可怜。田埂上堆着些枯草和禾秆，被霜打过，软塌塌地趴在地上。
“楚县令，阳城县今岁的收成如何？”
第一个问题就是收成。
楚南没有犹豫：“回使者，今岁遭了蝗灾。西乡最重，上田收成不足五成，下田几近绝收。东乡和南北二乡略好些，但总体不过常年的六成。”
他说的是实话。全部是实话。茅焦是奉皇帝之命巡视农政的，他手里一定有南阳郡各县历年赋税和收成的档案。在这个人面前撒谎，等于给自己脖子上套绳索。
茅焦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赋税呢？”
“尚欠两成八。”
“原因？”
“百姓手中无粮。强征则民逃，民逃则田荒，田荒则明年赋税更无所出。”
茅焦的目光终于从田野上收回来，落在楚南脸上。他看着楚南，沉默了几息。
“楚县令，你上任多久了？”
“四十余。”
“四十余。”茅焦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四十余前，阳城县的赋税欠三成。四十余后，欠两成八。你管这个叫政绩？”
周黑子站在楚南身后，两条腿开始发抖。几个亭长的脸色也变了。秦朝的上计考核，赋税征收是最硬的指标。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欠了就是欠了。使者当面问出这句话，已经是问责的意思了。
楚南没有慌。
“使者容禀。属下上任以来，未强征一粒粟米。所减之二分欠额，系县寺以花椒贸易所得垫缴，未取于民。”
茅焦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花椒？”
“阳城县寺后院有一棵花椒树，果实成熟。属下命人采集晒，运往宛城售卖，所得钱款垫付了部分贫户的赋税。”
“卖了多少钱？”
“三斤，一千二百钱。”
茅焦沉默了一瞬。他是齐人，在咸阳做官多年，对物价的了解不比任何一个商人差。三斤花椒卖一千二百钱，这个价格在咸阳都不算低。眼前这个上任四十多天的年轻县令，不仅发现了花椒的价值，还成功把它卖了出去，换成了实实在在的钱，然后拿这笔钱替百姓垫了赋税。这件事本身，比赋税收齐了更有意思。
“楚县令。”茅焦的语气变了一点，不那么硬了，“本使奉皇帝之命巡视农政，看的不只是赋税数字。本使要看的是——地是怎么种的，民是怎么活的。你上任四十余，做了什么，带本使看看。”
楚南作了个揖：“请使者移步。”
他第一个带茅焦去的，是东乡的水渠工地。
晨雾已经散尽了。东乡的田野在阳光下铺展开来，新挖的渠段从山脚方向蜿蜒而来，已经完成了大半。三百个民夫散在渠线上，有的在挖土，有的在搬运卵石，有的在夯筑渠埂。铁锹翻土的声音、卵石碰撞的声音、夯土落下的闷响、民夫们低沉的号子声，在田野上空交织成一种古老的韵律。
茅焦站在渠埂上，看着这条正在延伸的水渠，看了很久。
“谁修的？”
“属下。”
“本使问的是，谁设计的？”
楚南顿了一下：“设计是属下。施工是郑固——一位从穰县请来的老工匠。”
茅焦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渠底的卵石。卵石铺得整整齐齐，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缝隙里嵌着碎石子，碎石子缝里填了粗砂。他的手指在卵石表面划过，然后站起来，沿着渠埂往前走。走了大约一百步，他停下来，又蹲下摸了摸渠底。
“每一百步，低下去一尺。”他站起来，看着楚南，“这个坡度，是谁定的？”
楚南心里微微一紧。茅焦不是普通的文官。一个能一眼看出水渠坡度的人，一定见过真正的水利工程。咸阳附近的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四万余顷，是整个大秦帝国最庞大的水利工程。茅焦在咸阳做官多年，他一定见过郑国渠。他蹲下来摸渠底的那个动作，不是一个农政巡视官员的例行检查，是一个见过顶级水利工程的人，在用自己的手丈量另一条渠的水准。
“是古人的坡度。”楚南说。
茅焦看着他。
“挖渠的时候，民夫在地下三尺处挖到了旧渠的遗迹。卵石铺底，夯土筑壁，每一百步低一尺。”楚南指向渠段深处，“旧渠的走向、坡度、铺底的方法，和我们原定的设计几乎一模一样。属下就改了图纸，让民夫沿着旧渠的走向挖。古人怎么修，我们就怎么修。”
茅焦沉默了一会儿。他重新蹲下来，看着渠底那些卵石。这一次他看了更久，手指在卵石表面慢慢划过，像在抚摸什么有温度的东西。
“旧渠。多少年了？”
“郑工匠估计，至少几百年。可能是春秋时期修的。”
“春秋时期。”茅焦低声重复了一遍。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阳城这片地方，春秋时属于楚国。几百年前，楚国人在这里修了一条渠。几百年后，秦国人在这里又修了一条。渠还是那条渠，水还是那道水。”
他没有说完。但楚南听懂了。渠还是那条渠，水还是那道水，但修渠的人换了。几百年前是楚国人，几百年后是秦国人。几百年前，楚国是天下强国，秦国只是西陲边地的一个小国。几百年后，楚国没了，秦国统一了天下。而阳城这片土地上的人，不管是楚国人还是秦国人，都要喝水，都要种地，都要在田垄上修一条渠。
“楚县令，带本使去看看你说的旧渠遗迹。”
楚南带他去了。旧渠被小心翼翼地挖开了一段，卵石铺的渠底暴露在阳光下，石缝里还嵌着几百年前的粗砂和碎石子。卵石表面被水冲刷得光滑，但有些石头上还留着铁钎凿过的痕迹——那是几百年前的工匠，从山里开采石料时留下的。
茅焦蹲在旧渠旁边，看了很久。他伸手摸了摸那些铁钎的凿痕，指尖沿着凿痕的纹路慢慢划过。然后他站起来，什么都没说。
第二个去的地方，是铁矿。
矿坑口的炼铁炉已经修好了。裂缝用掺了滑石粉的黏土重新糊过，外面箍了三道铁箍，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炉子正在烧——不是满负荷，按照楚南的吩咐，两个人拉风囊，炉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橘红色的火焰从炉口冒出来，把炉子上方的空气烤得扭曲变形。
季安带着民夫们在矿坑口忙碌着。有人在搬运矿石，有人在敲碎矿石，有人在往炉子里加炭。所有人脸上都是炭灰和汗水，但动作有条不紊，像一台刚刚磨合好的机器。季安看见楚南带着一个穿着石青色深衣的陌生人走来，手里的铁锤顿了一下，但他没有停，继续敲打着铁砧上的一块铁坯。铁锤落下的节奏稳当而均匀，当当当，当当当，每一声都在山谷里回荡。
茅焦站在炼铁炉前，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热浪。他看着季安从铁砧上夹起那块被反复锻打的铁坯，浸入水桶中淬火。嗤的一声，白色的水汽腾起来，在阳光中膨胀成一团白雾。水汽散尽后，季安把铁坯捞出来，放在阳光下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在旁边那一堆已经锻打好的铁块上。那一堆铁块，大大小小，形状不一，但每一块都泛着青黑色的光泽——那是反复锻打之后，铁中的杂质被挤出、碳含量趋于均匀的标志。
“月产多少？”茅焦问。
“修复后首，预计月产可达百斤。”楚南说。
茅焦转过头看着他：“你知道宛城铁官的月产是多少吗？”
“属下不知。”
“三万斤。”
楚南没有接话。
“三万斤。”茅焦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宛城铁官下面有几十座炼铁炉，工匠上千人，每年产的铁料供应整个南阳郡，还运往关中和关东。你这一座炉子，月产百斤，不过是宛城铁官的三百分之一。”
他的语气不是在嘲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但楚县令，”茅焦的语气忽然变了，“宛城铁官是从秦国灭韩之后才开始建的，到现在不过十几年。十几年前，南阳郡的铁矿石还埋在地下，没有人知道。十几年后，南阳郡的铁器供应天下。这中间，也不过是从一座炉子开始的。”
他伸出手，从季安那堆锻打好的铁块里拿起一块。不大，比拳头大不了多少，表面坑洼，但入手沉甸甸的。他掂了掂分量，又放回去。
“这座炉子，月产百斤。明年这个时候，能到多少？”
“五百斤。”楚南说。
茅焦看着他：“你确定？”
“属下确定。”
茅焦点了点头。他拍了拍手上的铁锈，转身往矿坑外走。走到矿坑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座正在喷吐火焰的炼铁炉。热浪扭曲了他的视线，炉子的轮廓在空气中微微抖动，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瘦削的面孔染成一半明一半暗。
“楚县令，你上任四十余，做了三件事。”他竖起三手指，“第一，你没有强征赋税，而是用一棵花椒树换来的钱替百姓垫缴。第二，你重修了一条几百年前楚国人修的旧渠，用的还是古人的坡度。第三，你重启了一座废弃的铁矿，月产不过百斤，但你说一年后能到五百斤。”
他收起手指，看着楚南：“这三件事，没有一件在你的考课簿上。秦律没有规定县令必须种花椒树，没有规定修渠必须沿着古人的旧渠走，也没有规定县令必须亲自管铁矿。你做的这些事，律法上没有，前例里没有，郡守府的公文里也没有。”
他停顿了一下。
“但本使会把这些事，写进呈给皇帝的行纪里。”
周黑子站在楚南身后，两条腿已经不抖了。他大概是听明白了——使者这句话，不是问罪，是赏识。几个亭长的脸色也松了下来。但楚南的神情没有变。他知道茅焦的话还没说完。
“不过楚县令，本使要提醒你一件事。”茅焦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压得很实，“皇帝陛下用人，向来只看结果。你做这些事，如果明年秋收阳城县的粮食真的翻了三倍，陛下会赏你。如果明年秋收粮食没有翻三倍，或者翻了但赋税还是收不齐，或者收齐了但百姓逃了一半——陛下会你。”
他把“”字说得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大秦从来不缺能吏。缺的是能吏里活到最后的。商君活到了最后吗？没有。吕相活到了最后吗？没有。白起活到了最后吗？没有。”茅焦一个一个名字数过来，每个名字都曾经是大秦帝国最耀眼的星辰，每颗星辰都已经陨落了，“他们哪一个不比你能？哪一个做的事比你小？但他们都没有活到最后。”
他看着楚南，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请使者赐教。”
“因为他们只管做事，不管活着。”茅焦说，“在大秦做官，第一件事不是做事，是活着。活着，你的渠才能修完。活着，你的炉子才能烧到月产五百斤。活着，你做的事才能被人看见。”
矿坑里传来铁锤敲打铁砧的声音，当当当，一下一下，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炼铁炉的火光在茅焦脸上明灭，把他的表情切成不断变化的光影。
楚南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作了个揖，腰弯得比迎接时更深了一些：“属下受教。”
茅焦看着他弯下去的腰，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然后他转身往矿坑外走去。从者们牵来马匹，驷马安车的车帘掀开，他上了车。车帘落下来之前，他忽然又掀开了。
“楚县令，你的衣领该洗了。”
车帘落下。驷马安车沿着官道驶去，后面跟着骑马的从者和拉辎重的牛车。车轮碾过霜化的泥土路，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车辙里很快渗出了水，在阳光下亮晃晃的。
楚南站在矿坑口，目送使者的队伍消失在官道尽头。霜已经完全化了，田野里蒸起一层薄薄的雾气。阳光照在雾气上，折射出一层淡淡的虹彩。矿坑里，铁锤敲打铁砧的声音还在继续，当当当，当当当，节奏稳当，像心跳。
周黑子凑过来，脸上的表情像劫后余生：“县君，使者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夸咱们还是骂咱们？”
楚南没有回答。
他转身走回矿坑。季安还在打铁，铁锤落下的节奏一点没乱。鱼梁蹲在炼铁炉旁边，往炉眼里添着木炭，火光照在他脸上，把他额头上的汗珠映成一粒一粒的金色珠子。民夫们各司其职，没有人因为使者的到来而停下手里的活。
“季安。”楚南说。
季安停下铁锤，用袖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袖子上的炭灰蹭到额头上，抹出一道一道的黑印。
“使者走了？”
“走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一年后，这座炉子要月产五百斤。”
季安的手顿了一下。他低头看着铁砧上那块被打了一半的铁坯，沉默了几息。然后他重新抡起铁锤，落下去。这一锤比之前所有的锤都重，铁坯在锤击下变形，火星四溅。
“五百斤。小人记住了。”
回到县寺已是午后。楚南在木案前坐下，油灯没点——白天的光线从门口和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足够看清竹简上的字。他铺开一卷新竹简，准备写今天的巡查记录。秦朝的地方官有记工作志的习惯，叫做“作”，每天做了什么都要记下来，上计的时候作为考课的佐证材料。
他写了几个字，笔尖停下来。
茅焦说的那些话，一字一句地在他脑子里转。
“大秦从来不缺能吏。缺的是能吏里活到最后的。”
“在大秦做官，第一件事不是做事，是活着。”
“活着，你的渠才能修完。活着，你的炉子才能烧到月产五百斤。活着，你做的事才能被人看见。”
这些话，不是一个来巡视农政的使者“应该”说的话。茅焦的职责是看阳城县的农业，是评估赋税收缴情况，是向皇帝汇报这个县的治理状况。但他对楚南说的最重要的话，跟农业没关系，跟赋税没关系，跟他要写给皇帝的行纪也没关系。他说的是——你要活着。
**“宿主，系统对茅焦的言行进行了分析。”** 万物通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结论如下：茅焦对您说的话，超出其职责范围约百分之七十三。在秦代官场语境下，这种超出职责范围的私密忠告，通常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认为您有价值。不仅仅是作为阳城县令的价值，而是更大的价值。他说‘大秦从来不缺能吏，缺的是能吏里活到最后的’——这句话的隐含信息是：他认为您有可能成为那种‘能吏’，但他担心您活不到最后。”**
楚南的笔尖在竹简上停着，墨迹洇开了一小片。他想起茅焦蹲在旧渠旁边，用手指抚摸那些铁钎凿痕的样子。想起他在炼铁炉前说“这中间，也不过是从一座炉子开始的”时的语气。想起他上车之后又掀开车帘，说“你的衣领该洗了”时嘴角那一丝微微的弧度。
那不是使者对县令说话的方式。那是一个在咸阳官场里活下来的人，对一个刚刚踏入这片沼泽的年轻人的提醒。茅焦自己就是从直言敢谏里活下来的。他谏始皇迁母，言辞激烈到所有人都以为他必死，但他活下来了，还被始皇夸了“善”。他知道怎么在大秦的官场里活着，他想告诉楚南。
“万物通，茅焦这个人，在历史上后来怎么样了？”
光屏沉默了一息。然后弹出一行字。
**“《史记》载：茅焦，齐人，始皇时为客卿，谏迁母事，始皇纳之。后事迹失载。生卒年不详，死因不详。”**
失载。生卒年不详，死因不详。一个能谏秦始皇而不死的人，在史书上的结局是一片空白。不是善终，不是被，不是贬官，不是升迁——是一片空白。像一滴水落进沙漠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秦的官场，吞没了多少人，连个水花都没留下。
楚南把洇开的那个字划掉，重新写。竹简上，秦隶的笔画一笔一划地落下去，记录今天使者的巡视、水渠的进度、铁矿的产量。字迹端正，措辞得体，符合一个秦朝县令应有的公文水准。
写完之后，他搁下笔，把竹简卷起来，用麻绳扎好。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午后的阳光照在歪脖子枣树上，那几粒嫩绿的新芽比早上又大了些。霜化之后，芽尖上挂着水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周黑子蹲在墙角，用一把钝刀刮着一竹简上的毛刺，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芦花鸡在他脚边刨土，爪子把霜化后的湿泥刨得四处飞溅。
楚南走到井边，打了一桶水。水很凉，带着地底的寒气。他把官服脱下来，浸在水里。领口和袖口那些陈年的黄褐色污渍，在水里洇开，变成一圈一圈的淡黄。他用力搓了搓，污渍淡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洗掉。那些污渍是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县令留下来的，一层一层，叠在同一个领口上。他洗掉的只是最上面那一层。
他把官服拧，晾在枣树的枝桠上。湿漉漉的黑色麻布在阳光下冒着微微的水汽。
“县君！”周黑子扔下竹简和钝刀跑过来，“这……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亲自动手！小人来，小人来——”
“不用。”楚南说。
周黑子愣在原地，手伸在半空中，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楚南看着晾在枣树上的官服。湿透的黑色麻布在阳光下是深褐色的，水珠沿着衣摆一滴一滴往下落，落在树旁的泥土里，洇出几个深色的圆点。衣领上那些没洗掉的老污渍，了之后还会在那里。但至少今天，这件官服比昨天净了一点。
“周黑子。”
“小人在。”
“去宛城办借贷的事，杜临跟你一起去。他的左臂不能动，你动手，他动嘴。”
“喏！”周黑子应了一声，又犹豫了一下，“县君，借……借多少？”
“五十石粟米。”
五十石，大约相当于两万钱。足够缴清那两成八的赋税，还能留一些作为公库的周转。按最保守的估计，明年秋收后阳城县的粮食产量至少翻三倍，五十石粟米的借贷本息加起来不过七八十石，在增产的部分里只是九牛一毛。
周黑子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大概这辈子都没经手过五十石粟米这么大数目。但县君说了，他应了。秦朝的吏，可以怕，可以抖，但不能不办。
楚南转身走回屋里。路过枣树的时候，他伸手摸了摸那片晾着的衣领。湿的，凉的，但比早上净。
院子里，周黑子重新蹲回墙角，拿起那刮了一半的竹简和钝刀。他的手还有点抖，但刀子落下去的动作比刚才稳了。芦花鸡还在他脚边刨土，阳光把它灰白色的羽毛照得发亮。
楚南在木案前坐下，铺开一卷新竹简。
茅焦走了。使者巡视这一关，过了。
但真正的考验不在茅焦身上。在明年秋收。在月产五百斤的铁。在六十里水渠尽头那一片等待浇灌的土地。在一千八百口人明年秋天的饭碗里。
他拿起笔。竹简上，墨迹未，一个字一个字地铺开。
“阳城县水渠工事第三旬进度……”
写了几行，万物通忽然弹出一条消息。
**“提醒：杜临与周黑子已出发前往宛城。预计三内完成借贷事宜。赋税欠额将在上计截止前全部缴清。”**
楚南的笔尖顿了顿。
**“另：系统检测到您今天的皮质醇水平在茅焦离开后显著下降。但仍然高于正常基线。是否需要播放——”**
“不用。”楚南说。
他低下头，继续写。
窗外的阳光从门口漫进来，铺在夯土地上，亮晃晃的。晾在枣树枝桠上的官服被风吹得轻轻摆动，衣摆上的水珠滴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不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