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晏的童年结束得很早。
早到他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也许是母亲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的那一天，也许是父亲把另一个女人领回家的那一天，也许是那个女人挺着肚子坐在沙发上、父亲笑着说“你要有个弟弟了”的那一天。也许是这些子叠在一起，像一层一层的冻疮，表面看不出来，底下已经烂了。
他只记得母亲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拉着她的衣角。她停下来，低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他记了很久——不是心疼，不是不舍，是那种“你也是我甩不掉的东西”的厌倦。她把衣角从他手里抽出来，走了。高跟鞋踩在走廊的地砖上，嗒，嗒，嗒，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他没有哭。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坐在床上。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的被子是薄的，桌子上的书是旧的，椅子上的书包是破的。他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后来父亲再婚了。那个女人搬进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新的沙发，新的茶几，新的窗帘。客厅变了，变得他不认识了。他的东西被从客厅移到走廊，从走廊移到阳台，从阳台移到他的房间里。他的房间在阴面，冬天很冷，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像针尖。他裹着被子坐在床上，听着客厅里的笑声。父亲在笑，那个女人在笑，那个孩子在笑。没有人叫他。他坐在黑暗里，听着那些笑声，听了一夜。
后来他学会了不听了。他开始在学校待到很晚，图书馆关门了就去教室，教室关门了就去天台。天台上晾着校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坐在水泥围栏旁边，背靠着铁网，借着走廊透过来的一点灯光看书。课本，习题册，英语单词本。他把它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道题一道题地做过去。风很冷，手指冻得发僵，他就把手缩进袖子里，握着笔，慢慢地写。字迹是工整的，一笔一画，从不潦草。他知道没有人会检查他的作业，但他还是要写好。这是他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成绩不会抛弃他，分数不会嫌弃他。只要他够努力，他就能考出去。考到很远的地方，远到听不到那些笑声的地方。
他高一那年，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不是他想独立，是没有人给他钱了。父亲说：“你大了，该自己挣了。”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坐在新沙发上，怀里抱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新玩具，嘴里吃着新买的糖。陆时晏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他没有说话。他转过身，走了。
他找了很多工作。洗碗，搬货，发传单，收银。他什么都能，什么苦都能吃。他每天放学后去餐馆洗碗，洗到手指发白、指节裂开、指甲缝里嵌着洗洁精的泡沫。周末去超市搬货，搬到肩膀疼、腰酸、手被货箱的棱角划出一道一道的口子。他没有喊过疼。没有人听。
但他从来没有落下功课。他跟老师申请不上晚自习，下午五点半就出校门打工，工作完回来，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别人都在准备睡觉，他坐在出租屋的桌子前，翻开课本。电磁炉上热着水，水蒸气模糊了窗户，他擦了擦，继续写。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一科一科地看，一题一题地做。有时候做着做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脸上压着书页，印出一道一道的红印。他洗一把脸，继续写。
他的成绩很好。不是那种“还不错”的好，是那种“年级前十”的好。老师念成绩的时候，他的名字总是在前面。没有人觉得奇怪——他们不知道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不知道他站着上课是因为坐着会睡着，不知道他的手上有洗碗留下的裂口、搬货磨出的老茧、被货箱棱角划伤的疤痕。他们只看到一个名字，印在成绩单的第一页，安安静静的，不声不响。
他租的房子在地下室，窗户很小，对着地面，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脚。房租便宜，一个月三百，水电另算。他把房间收拾得很净，床单铺平，被子叠好，桌子上的书摞整齐。灶台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锅是二手的，电饭煲是超市打折时买的。他学会了自己做饭。排骨，番茄鸡蛋汤。排骨切得大小不一，番茄切得一大块一大块的，丑得不像话。但能吃。能吃饱就够了。他不需要好吃。他只需要活着，然后考出去。
他活得很认真。上课不迟到，作业按时交，考试永远在前列。老师喜欢他，但不会特别关心他。因为他太安静了，安静到不会让人想起要去关心。他不会举手回答问题，不会主动找老师聊天，不会在课后留下来问问题。他只是坐在那里，听课，做题，看书。像一个影子，存在，但不打扰任何人。
他没有朋友。下课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做题。没有人来找他说话。他也不去找别人说话。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种不会被人记住的人。走在街上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坐在教室里不会有人叫他的名字，活着不会有人在乎，死了不会有人发现。他习惯了。习惯是一个好东西，它让你不再疼。就像手上的裂口，洗多了碗就不疼了；就像肩膀的淤青，搬多了货就不疼了；就像心里的那个洞，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工作、作业、房租、水电费——就没有时间去疼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不会疼了。直到那天在医院的急诊走廊里。
寒假。他在餐馆打工。盘子碎了，碎片划破虎口，很深，血止不住。老板让他去医院，他去了。急诊室里很多人，嘈杂的，混乱的。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捂着纱布，等着叫号。旁边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打电话。他没有看他们。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鞋尖上涸的油渍。
然后急救车的笛声响了，由远及近，停在门口。担架推了进来，轮子碾过地砖，咕噜咕噜的。护士喊着“让一让”，人群散开。陆时晏抬起头，看到了担架上的人。
很瘦。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棉服，领口泛白，袖口磨得有些发白。脸很白，嘴唇是紫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手腕从袖子里露出来，细得像一枯枝，手背上有几道红印，是勒痕。他看了一眼，低下头，继续看着自己的手。纱布上渗出了一点血，红色的，圆圆的。
跟他没关系。他自己还有一堆事要处理。手上的伤，餐馆的工钱，开学的学费。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低着头，等着叫号。
“沈听晚家属？沈听晚家属在吗？”
没有人应。
“沈听晚家属？”
还是没有人应。
护士拿着文件夹站在急诊室门口，又喊了两遍。走廊里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走过去。陆时晏抬起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从急诊室里面跑出来，是便利店的老板。他刚才一直跟在担架旁边，脸上全是汗。
“我是他老板！他是我的员工！他家里人——他家里人不管他。医药费我来出，我来出。”
护士看了他一眼，让他签了字。老板签完字，站在急诊室门口，搓着手，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坐在了走廊的椅子上。陆时晏坐在对面，看着他。老板一直在打电话，打了好几个，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把手机揣进口袋里，靠着椅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医生出来了，跟老板说了什么。老板点了点头，又签了几张单子，然后站起来走了。走之前往急诊室里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走了。
陆时晏坐在那里，把那些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先天性心脏病。家属不接电话。没有人管。老板垫了钱，也走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受伤的手。纱布上渗出了一点血，红色的，圆圆的，像一颗小小的珠子。他看了很久。
后来他缝了针，拿了药，走出医院。经过急诊室的时候，他往里看了一眼。门关着，什么都看不到。他站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第二天他又去了医院。不是去看自己的手，手已经不怎么疼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只是早上醒来，穿好衣服，脚就往那个方向走。他走到急诊室门口，门开着，里面换了别人。他走到护士站，问了一句。
“昨天那个——在便利店晕倒的，叫沈听晚的，他住哪个病房？”
护士查了一下。“三楼，307。”
他走到307门口，门关着。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他只是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第三天他又去了。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他站住了。
沈听晚从大门里走出来。穿着那件有点不合适的棉服，手里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药瓶。他走得很慢，很轻，像是在节省力气。他走下台阶，站在医院门口，看了看天。天是灰的，云压得很低。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往东边走了。
陆时晏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他没有叫他，没有跟上去。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很瘦，衣服有点大，挂在身上像挂在一衣架上。他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停一下，扶着墙，弯着腰。街上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人看他。他一个人走在街上，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东西。
陆时晏远远地跟着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只是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走。他隔着半条街，慢慢地走。沈听晚没有回头，没有发现他。
他走了很久。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扶着电线杆，弯着腰，肩膀在抖。陆时晏站在远处，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直起身体，继续走。拐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旧房子，墙皮剥落了。他走到一栋房子前面，推开门，走了进去。门没有锁，吱呀一声开了，又吱呀一声关上了。
陆时晏站在巷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很旧，漆皮剥落了，露出下面深棕色的木头。窗户是黑的，没有灯。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他不知道那是哪里。他只知道那不是一个家。那不是有人等他、有人给他留灯、有人问他“你回来了”的地方。那只是一个破屋子。墙皮剥落了，窗户碎了，门关不严。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他只是觉得不能走。他站在巷口，从上午站到了中午，从中午站到了下午。风很大，吹得他手疼。他把受伤的手缩进口袋里，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下午的时候，门开了。沈听晚从里面走出来。换了件校服。他走出来，站在门口，看了看天。然后他转过身，往另一个方向走了。陆时晏远远地跟着他。
他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陆时晏认出来了——那是去学校的路。他走到学校门口，趁门卫不注意溜了进去。陆时晏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
校园里空荡荡的，寒假了，没有人。他走过场，走过教学楼，走上楼梯。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他推开了天台的门。风灌进来，很大，很冷。他走进去，坐在那里，坐在水泥围栏旁边，背靠着铁网，膝盖蜷着，下巴搁在膝盖上，像一团被揉皱了的纸。
陆时晏站在门口，目光落在他身上。他没有走过去，而是一转身冲下楼梯，飞奔着穿过走廊，一头扎进教室，从桌洞里拽出那只平常打饭用的饭盒——连带裹着它的布袋子，又旋风般打车奔回住处，点火热锅，手忙脚乱地花五分钟热好饭菜，匆匆塞满饭盒，揣紧布袋，一路狂奔着折回天台。来回走路四十分钟，他只用了十分钟。
他跑到天台门口，拿着装着盒饭的布袋子，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蜷缩在水泥围栏旁边的身影，他想，我要带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