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14。农历八月廿三。
高玉娥五点就醒了。
天还没亮。窗外的星星还很密，月亮挂在天边，又大又圆——今天已经是中秋了，但她赶不上在家过。
她穿好衣服，洗了脸，梳了头。乌黑的长发编成一麻花辫，搭在前。蓝色的衬衫系到最上面一颗扣子，裤子是深色的确良的，布鞋是她妈新给她纳的——底子厚实，针脚密密麻麻。
她对着小圆镜看了一眼。
镜子里的姑娘——小脸颊白净，双眼皮的眼睛在晨光中格外清亮，整个人利落得像一把刚磨好的刀。
好看。但她没有时间欣赏自己。
拿起帆布包和网兜，推门出去了。
院子里，父亲已经在了。
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院门口，穿着他那件洗了无数遍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的是她妈给的煮鸡蛋和馒头。
他爸旁边停着大哥的自行车。
"走吧。"她爸说。
"嗯。"
大哥从屋里出来，接过帆布包和网兜，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高明也出来了，揉着眼睛，头发乱蓬蓬的，但手里攥着一个小纸包。
"三姐。"他把纸包递过来。
高玉娥接过来，打开一看。
两个月饼。
不是供销社卖的那种——是自己家做的。面皮烤得不太均匀，有些地方焦了，馅料也不太甜。但形状还算圆，上面用筷子扎了几个洞。
"我帮妈做的。"高明说，"做得不好，你别嫌弃。"
高玉娥看着那两个丑丑的月饼，鼻子一酸。
"做得好。"她说，把月饼放进口袋里。
"三姐，你到了给我拍电报。"
"嗯。"
"我帮你喂猪。"
"嗯。"
"你中秋回不来，月饼我给你留着。"
高玉娥揉了揉弟弟的脑袋，没说话。
大哥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她爸走在中间，沉默着，步子不快不慢。高玉娥走在后面，偶尔回头看一眼——高明站在院门口，一直看着他们走远，手里的纸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攥在手里了。
胡同里很安静。黄土路面被晨露打湿了，踩上去有些滑。两边的土墙上爬满了枯黄的丝瓜藤，秋天的藤蔓已经不像夏天那么茂盛了，叶子落了一地。
走了十分钟，到了火车站。
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样——灰砖的平房，昏黄的灯光，稀稀拉拉的人。但今天的人比上次多了一些——有些也是送人上学的家长，手里拎着大包小包，面孔上带着一种相似的焦虑和不舍。
大哥帮她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找到她要坐的那节车厢。
"票我看了，还是慢车硬座，到齐齐哈尔换一趟。"大哥说，"路上小心，别跟陌生人搭话。到了地方拍电报。"
"嗯。"
大哥又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硬塞到她手里。
"上次的还没花呢——"
"拿着。"
高玉娥不推了。她知道推也没用——大哥的钱，不收他会一直念叨。
她爸站在站台边上，一句话没说。
他今天穿得比平时整齐——中山装的扣子全系上了，领口折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过了，平时乱糟糟的头发今天抹了水，服服帖帖的。
这是他送女儿上大学的样子。
"爸。"高玉娥走过去。
她爸"嗯"了一声。
"我走了。"
"嗯。"
"你在家照顾好妈。"
她爸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广播响了——火车快到了。远处传来汽笛声，绿皮火车从晨雾中缓缓驶来。
"上车吧。"大哥推了她一把。
高玉娥拎着帆布包，走向车门。
走了两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最后一眼。
她爸站在站台边上，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握着拳。大哥站在他旁边，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举起来——不知道在挥手还是在挡光。
她爸没有挥手。
他不会。
但他的背——五十多岁的、微微佝偻的背——在这一刻绷得很直。
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站直。
高玉娥转过头，跨上了火车。
她找到座位——靠窗。帆布包放在膝盖上，网兜塞在座位下面。她朝窗外看——站台上的身影在慢慢后退。
大哥在挥手了。
她爸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火车越来越快。
站台的灰砖平房越来越远。站台上的灯光越来越小。她爸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点，消失在晨雾里。
高玉娥靠在硬邦邦的座椅上，闭上了眼。
她没有哭。
不是因为不想哭——而是她答应过自己，这一世不哭了。
前世她已经哭了太多。在运输公司的国营餐厅哭了两个月，在出租屋里哭了一夜，在无数个凌晨三点独自扛起编织袋的时候也哭过。
这一世，她把眼泪省下来。
等真正值得哭的时候再哭。
火车在晨光中一路向东。
车轮碾过铁轨，"哐当哐当"的声音单调而规律。车厢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背着铺盖卷的农民、拎着文件包的部、抱着孩子的妇女。空气里又弥漫起了那种熟悉的混合气味——旱烟味、汗味、脚臭味、木头座椅的油漆味。
高玉娥坐在靠窗的位置，大部分时间闭目养神。
她爸也在车上。
不是真的在车上——是她爸今天送她到站台的样子，一直在她脑子里。
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站在站台上，一动不动。他不挥手，不说话，不追火车。他就那么站着，看着火车开走。
但高玉娥知道，他转身离开站台的时候，一定是往回走的——走回那条胡同，走进那扇院门，坐在院子里那张矮凳上，端起碗喝水，然后沉默。
她爸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人——不会表达。高兴了不笑，伤心了不哭，担心了不说。所有的情绪都藏在沉默里，像一块石头沉在河底。
但她能感觉到。
就像她妈的大烟袋——嘴上不说，但烟杆子一明一灭里全是心思。
她爸的沉默也是一样——不说话，但沉默里全是爱。
火车开了一天。
窗外的风景从内蒙古的草原变成东北的农田，天空从灰蓝变成湛蓝，太阳从东边爬到西边又往下沉。
高玉娥在车上吃了两个馒头和一个鸡蛋——她妈煮的。月饼没舍得吃，留着。高明做的那两个丑丑的月饼，她要用一种仪式的方式吃掉——不是在路上，而是到了学校之后，在宿舍里，安安稳稳地吃。
晚上，车厢里的人大多睡了，只有几个没座位的旅客靠在过道里打盹。
高玉娥睡不着。
不是因为硬座不舒服——她已经习惯了。是因为明天她就要到了。
明天，她就要走进那所大学的校门了。不是以一个领通知书的访客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新生的身份。
她要在入学登记表上写下一个新名字。
高洁。
高玉娥。高洁。
这两个名字之间的距离，是她前世和今生之间的距离。是六十年的苦难和十七岁的重生之间的距离。是一张丢了的通知书和一双磨出茧子的手之间的距离。
从明天开始，她就是高洁了。
身份证上还是高玉娥——改名需要回老家办手续，她打算寒假回来再办。但在学校里、在课堂上、在心里——她就是高洁。
火车在黑暗中继续向东。
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处偶尔闪过的灯火，像一颗颗流星，一闪即逝。
高玉娥靠在座椅上，闭着眼，听着车轮"哐当哐当"的声音。
她想起前世无数个在绿皮火车上的夜晚——拥挤的车厢、汗臭的空气、扛不动的大编织袋、数完钱发现赚了三百块的喜悦。
但那些夜晚她是孤独的。
今夜不一样。
今夜她不孤独。因为她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她——一所大学、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用六十年的代价换来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火车到了齐齐哈尔。
高玉娥拎着帆布包走下车。
齐齐哈尔的九月，风已经凉了。天空蓝得发亮，云朵白得像棉花。远处的白杨树叶子黄了一半，在风里沙沙响。
她走出站，坐上7路公交车，终点站——黑龙江师范学院。
到了校门口，她站住了。
灰色的水泥大门，门楣上的字——"黑龙江师范学院"——在阳光下显得庄严而安静。大门两侧的白杨树比她上次来的时候更高了，也许是错觉，也许是秋天让一切显得不同了。
高玉娥深吸一口气。
然后她迈开了步子。
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她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再见了，高玉娥。
你好，高洁。
帆布包在背上轻轻晃荡，麻花辫在风里轻轻飘动。十七岁的姑娘走在九月的阳光里，步伐不快不慢，背脊挺得笔直。
校门口的登记处排着长队。她走过去，排在队尾。
轮到她的时候，负责登记的女同志问："名字？"
高玉娥张了张嘴。
然后她说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她说得很轻，但很清楚——像是用了六十多年的力气才说出来的。
"高洁。"
女同志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叫高洁。高矮的高，净的洁。"
"通知书上写的是高玉娥。"
"我知道。但我想用这个名字。"
女同志皱了皱眉，看了看通知书，又看了看她。
"改名了？"
"嗯。"
"有证明吗？"
"暂时没有。但入学之后我会办手续。"
女同志犹豫了一下。
高玉娥站在那里，背着帆布包，扎着麻花辫，蓝色的衬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净。她的眼神平静而坚定——不是十七岁小姑娘的倔强，而是活过一辈子的人才有的笃定。
女同志看了她几秒钟，低头在登记表上写下了两个字——
高洁。
"行。化学系，415宿舍。"
高玉娥接过宿舍号，点了点头。
"谢谢。"
她转身，往宿舍楼走去。
九月的阳光铺满了校园。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响，金黄的落叶在地上旋转。
她走着，走着，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高洁。
从今天起，她就是高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