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出来之后的第三天，高玉娥开始盯着历看。
她没有历。她妈的炕头有一本老黄历，翻到哪页算哪页，大部分时候不怎么看。但高玉娥自己在心里算——八月十八号，距离前世录取通知书该到的时间，还有大约二十天。
前世，她是等到八月底才发现不对劲的。
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收到了通知书，欢天喜地去报到了。张家的闺女去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李家的儿子去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就连隔壁胡同那个成绩比她差二十分的刘胖子都收到了录取通知——虽然是个大专，但好歹也是上了。
只有她，什么都没等到。
她当时以为是慢。不同学校发通知书的时间不一样嘛，也许黑龙江师范学院比较慢。她安慰自己，又等了一周。还是没来。
她开始慌了。
去镇上的邮局问，邮局的人翻了翻记录，说没有她的挂号信。她不信，又去了一趟，这回邮局的人不耐烦了，说"我们只管送，信到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你去教育局问"。
她去了教育局。
教育局的办事员翻了一本厚厚的登记册，找到她的名字，指了指上面的一行字："录取通知书已发出，投递地址××县××街××号。"
发出了。但没到。
办事员说："可能是邮寄途中丢了。你得自己去学校补领。"
她拿着这张纸回了家，跟她妈说了。她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去就不去呗。"
她跟她爸说了。她爸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黑龙江太远了，我请不了那么长的假。你自己去？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她哭了。
哭了两个月，从八月哭到十月。哭到眼睛肿了又消、消了又肿。哭到最后自己都哭不动了，就认命了。
然后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单位的名额——运输公司国营餐厅的服务员。
她去了。
前世的她，在"等通知书"这件事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她等得太久了。从八月中旬等到八月底，整整半个月，什么都没做。如果她早一个星期去查，也许还有时间补救。
第二，她完全被动。通知书没来，她就只是等。等不来，她就哭。哭完了，她就认命。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主动去做点什么——比如自己去教育局催、自己去邮局查、甚至自己去学校领。
因为十七岁的她不懂得主动争取。在那个年代的北方小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做什么呢？她只会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命运的话。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高玉娥，脑子里面装着六十多年的记忆。她吃过多少亏、碰过多少壁、踩过多少坑——都是因为她不懂主动争取。前世那些苦，不是命运强加给她的，是她自己一步步走进去的。如果她当年主动一点、狠一点、不认命一点，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比如通知书这件事。
高玉娥坐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靠着树，闭着眼睛想。
前世的通知书，到底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
她想了很久。
邮寄途中丢失——这个说法是教育局给的。但她活了六十多年，见过的"丢失"太多了。有些是真的丢了，有些是被别人截了，有些是办事员自己搞丢了赖给邮局，有些脆就是登记错了地址。
她前世没有深究。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她不知道该怎么深究。教育局说丢了就是丢了，她能怎么办？
但现在她知道。
她可以提前查。可以提前催。可以不等通知书寄到，直接去学校确认。
但问题是——黑龙江师范学院在齐齐哈尔。从她家到齐齐哈尔，坐火车要两天一夜。她一个人，十七岁，身上没有钱。
这是现实的问题。
不是她不想去，是她去不了。
前世的她连车票钱都凑不出来——家里不给她钱，她自己也攒不下几个钱。十七岁的她在国营餐厅当服务员之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但这一世，她还有二十天。
二十天，够不够想办法？
高玉娥睁开眼，看着头顶的树叶。阳光透过叶缝落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开始盘算手里的资源。
钱——几乎没有。她没有工作，没有积蓄。十七岁的女孩子在家吃住，兜里连一块钱都掏不出来。
人——家里没人能陪她去。父亲要上班，母亲要照顾家，大哥要管自己的小家，二哥不着家。高明才十一岁，带他出去不是添乱吗？
时间——还有二十天。够了。如果她能凑到车票钱的话。
车票要多少钱？
她前世坐过无数次绿皮火车，对票价有概念。从她家到齐齐哈尔，硬座慢车，大概十几块钱。加上路上的吃喝，准备个三十块钱绰绰有余。
三十块钱。
1979年的三十块钱，对于一个十七岁没有收入的女孩来说，不是小数目。她妈一个月给她的零花钱也就几毛钱。
但她不是前世那个只能等和哭的女孩了。
高玉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进屋里。
她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遍。
两个抽屉——里面有几头绳、一把梳子、半块橡皮、一支铅笔。没有钱。
炕柜上面——两件换洗的衣服、一双布鞋。没有钱。
枕头底下——一张初中毕业证。没有钱。
她蹲在地上，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抽屉，苦笑了一下。
前世她也是这么穷的。穷到嫁人的时候连一件像样的嫁妆都凑不出来，穷到卖雪糕推自行车走在路上兜里只有两块钱的本钱。
但她前世就是靠两块钱起家的。
两块钱可以买雪糕，卖出去变五块钱。五块钱进货，卖出去变十五块钱。雪糕→冰棍→血肠→服装→饭店……一步步滚起来的。
三十块钱，她赚得到。
问题是赚得快不快。
二十天赚三十块钱——平均一天一块五。1979年的北方小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一天赚一块五，靠什么？
高玉娥靠在炕沿上，开始想。
她前世做过无数种生意，但大部分都需要本钱。没有本钱，她能做什么？
帮人活？——可以，但一天挣不了多少钱，顶多几毛。
卖东西？——需要本钱。
手艺活？——她有什么手艺？做饭？做衣服？她妈会做衣服，她跟着学了一点，但做得不好。
高玉娥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一件事。
前世她卖雪糕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有钱进货的。她第一笔钱是怎么来的？是帮邻居活攒的——帮王婶劈柴，帮赵大爷挑水，帮学校搬桌子。一块钱一块钱地攒，攒了半个月，攒了十几块钱，然后去冰棍厂进货，开始卖。
一块钱一块钱地攒。二十天，三十块钱。
平均一天一块五。
做不到？
不，能做到。前世的她能，这一世更能——因为她知道谁需要帮什么忙、谁愿意付钱、什么事能赚到钱。
高玉娥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院子里，她妈正在给菜地浇水，大烟袋叼在嘴里，一手拿水瓢一手拿烟杆，浇一会儿烟一口，呛得自己直咳嗽，但还是不把烟袋拿下来。
高明蹲在墙底下，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远处的胡同里，有几个妇女在闲聊，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听不清说什么，只听到一阵一阵的笑声。
高玉娥看着这一切，心里慢慢有了一个计划。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计划。就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在二十天之内，靠自己的双手，攒够去齐齐哈尔的车票钱。
和前世卖雪糕的起点一样——从零开始。
但这一次的目的不一样了。
前世她攒钱是为了活命。这一世她攒钱是为了改命。
她转过身，从炕柜里翻出一件净的衬衫，换上，对着小圆镜整了整头发。乌黑的麻花辫搭在前，小脸颊白净，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和十七岁不相称的沉稳。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妈，我出去一趟。"
她妈头也不抬："去哪儿？"
"转转。"
"早点回来，晚上蒸馒头。"
"知道了。"
高玉娥走出院门。
阳光很好。胡同里的黄土路面被晒得发白，两边的土墙上爬满了丝瓜藤。空气里有饭菜的香味和旱烟的味道。
她沿着胡同往北走，脚步不紧不慢。
她在找机会。
1979年的北方小城，不比后来的大城市。能赚钱的路子不多，但也不是没有——缺什么就能赚什么。谁家忙不过来需要帮手，谁家有东西要卖但没时间摆摊，谁家的孩子需要补课但请不起老师。
她知道。因为她前世在这个小城里住了十七年，对每一条胡同、每一户人家都了如指掌。
二十天。三十块钱。
够了。
高玉娥走进胡同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盒火柴，花了一毛钱。
这是她今天唯一的花费。剩下的，她要全部攒起来。
火柴揣进口袋里，她转身往回走。
路过王婶家门口的时候，她看见王婶正蹲在门口刷锅——一口铁锅，刷得哐哐响。王婶的老腰不好，蹲一会儿就要扶着膝盖歇一歇。
高玉娥停下了脚步。
"王婶，我帮你刷。"
王婶抬头看了她一眼，愣了一下："你这丫头，今天怎么这么勤快？"
"闲着也是闲着。"
"行吧行吧，你帮我刷完锅，我给你煮两个鸡蛋。"
高玉娥蹲下来，接过刷锅的草把子，开始刷。
两个鸡蛋，值一毛多钱。
不多。但第一块砖就是这么垒起来的。
前世她从两块钱起家，滚成了什么？一个人扛百斤货坐绿皮火车。一个人开饭店。一个人把儿子养大。
这一世，她要从一毛钱开始，滚出一条去齐齐哈尔的路。
锅刷完了。王婶端来两个煮鸡蛋，高玉娥接过来，说了声谢，走了。
她没吃。揣兜里了。
省一毛是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