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子，高玉娥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
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帮家里完活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她妈问她天天跑什么，她说"出去转转"。她爸什么都没说，但看她每天早出晚归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十天。
她用了十天，攒了十二块钱。
不是一个大数目，但对于一个十七岁没有收入的女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了。
她帮王婶刷了三次锅，换了六个鸡蛋，没吃，全部拿去隔壁胡同换了钱——赵大爷家没有母鸡，但赵大爷腿脚不方便，她帮他挑了五天水，他给了她两块钱。张婶家刚生了孩子，月子里不能碰凉水，高玉娥每天去帮她洗尿布、扫地、喂鸡，张婶给了她三块钱和一篮子鸡蛋。
鸡蛋她又拿去换了钱。
学校还没开学，但有几个老师在校里整理教室，她去帮忙搬桌椅、刷墙，了三天，教务主任给了她两块钱——"你这孩子，考了那么多分还来这个？""锻炼身体。"
她又帮供销社的刘叔搬了一天的货——面粉、盐巴、火柴，一袋一袋从仓库搬到柜台。刘叔给了她一块钱和一包饼。饼她吃了——了一天体力活，实在饿得不行。
一块钱是省不下来的。
镇上的粮站招临时工，帮忙扛麻袋，一天五毛。她去了两天，肩膀压得红肿，但她咬牙扛下来了。五十斤的麻袋，她扛在肩上，上上下下走了几十趟。管事的看她是个姑娘，想换别人来，她说"我扛得动"，咬着牙继续扛。
回到家的时候，肩膀疼得抬不起来，但她妈没发现——因为她进门的时候已经把表情调好了，若无其事地说"今天帮同学补了半天课"。
最后一笔钱是她没想到的。
镇上有个老太太，姓孙，七十多岁了，儿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住。高玉娥路过她家门口的时候，看见老太太蹲在地上，够不着院子里的晾衣绳——想晾衣服但够不着。
高玉娥帮她晾了衣服，又帮她扫了院子、劈了柴、灌满了水缸。
老太太拉着她的手，眼眶红红的："好孩子，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高玉娥。"
"玉娥。好名字。"老太太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旧手帕，包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两块钱。
"拿着，孩子。没别的给你。"
高玉娥没收。
老太太急了："你嫌少？"
"不是嫌少。我不能要您的钱。"
"你帮我了那么多活，不要钱我这心里过不去。"
高玉娥看着老太太浑浊的眼睛和粗糙的手指，想了想，说："那您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叫我就行。钱我不要。"
老太太最后硬塞给她一把瓜子。
高玉娥出了门，剥了一颗瓜子，嗑开，吃了。
甜的。
她把剩下的瓜子揣进口袋里。
十二块钱。加上口袋里之前的几毛零钱，一共十二块三毛七。
离三十块还差一大截。
但她还有十天。
十天，十七块六毛三。平均一天一块七。
做得到吗？
高玉娥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数着口袋里的零钱，皱着眉头算。
"在数啥呢？"
高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他蹲到她旁边，歪着头看她手里的零钱。
"攒钱。"高玉娥说。
"攒钱啥？"
"买车票。"
"去哪儿？"
"齐齐哈尔。"
高明眨了眨眼："你去齐齐哈尔啥？"
高玉娥沉默了一下。她还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她要去齐齐哈尔领录取通知书。
不是等通知书寄过来。是亲自去拿。
"通知书可能寄丢了。"她说，"我得自己去学校领。"
高明听完，脸上的表情很精彩——先是惊讶，然后是疑惑，然后是崇拜。
"你咋知道会寄丢？"
"直觉。"
"你的直觉准吗？"
"很准。"
高明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三姐，我信你。"
高玉娥看了他一眼。十一岁的男孩，眼神认真得不像个孩子。
"那你信不信我能帮上忙？"
"你帮什么忙？"
"我知道哪家的活最多、谁最愿意给钱。"高明掰着手指头数，"供销社刘叔那边，他每周都要搬货，我可以帮你问。粮站的李管事，他是我同学他爸，我可以帮你打招呼。还有镇东头那个修自行车的孙大爷，他腿脚不好，每次修车都要人帮忙递工具，给钱也大方。"
高玉娥看着弟弟掰手指头数人的样子，心里涌上一股暖意。
前世她从来没有和弟弟过什么。她嫁人之后就走了，弟弟一个人在老家，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等到她老了偶尔回想起来，才发现自己亏欠这个弟弟太多——不是钱的事，是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并肩的人。
这一世，不一样了。
"行。"高玉娥说，"你帮我打听，我负责活。赚了钱，分你一半。"
高明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
"那我可就使劲儿找了啊！"
"使劲儿找。"
高明蹦起来就往外跑，跑了三步又回头："三姐，我不要一半。我要一毛就行。"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三姐啊。帮你活还要分你一半钱，那我还是人吗？"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跑了，背影消失在胡同口。
高玉娥看着弟弟跑远的方向，嘴角弯了弯，然后低下头，继续数钱。
十二块三毛七。
够了。有高明帮忙，十天之内凑够三十块，不是问题。
但她还想做一件事——一件比赚钱更重要的事。
她要跟父亲谈。
不是商量。是通知。
傍晚，父亲回来了。
和往常一样，骑着二八大杠，后座绑着镰刀或者别的农具。他进门洗手，坐下吃饭，吃完了抽一袋旱烟，然后沉默。
高玉娥等他抽完烟，端着一杯水走到他面前。
"爸，我跟你说个事。"
她爸接过水，"嗯"了一声。
"录取通知书的事。"
她爸的手停了一下。
"通知书还没到。"高玉娥说，"我打听过了，别的学校都发了，就黑龙江师范学院还没寄出来。我觉得有问题。"
她爸皱了皱眉："急什么？慢慢等。"
"爸，我等不了。"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高玉娥的声音很平静。但和平静的声音不太匹配的是她的眼神——那双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和十七岁完全不相称的坚定。
"我打算自己去齐齐哈尔领。"
她爸放下水杯，看着她。
"你一个人？"
"嗯。"
"你知道齐齐哈尔在哪儿吗？"
"知道。坐火车，两天一夜。"
"你有钱吗？"
"我正在攒。"
她爸沉默了很长时间。
院子里的蛐蛐在叫。远处的狗在吠。灶房里传来她妈抽烟的声音，"呼——咝——"的，一下一下，像在给这场沉默打拍子。
"爸，"高玉娥又说，"上一世——"
她差点说漏嘴。
"上一什么？"
"上一届，就是去年，镇上有个学生也是通知书寄丢了，等了两个月才发现的。去学校一问，人家早就发出去了，是邮局送错了地址。等了两个月才去补领，差点错过了报到时间。"
这个借口编得不算好，但够用了。
她爸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面有审视，有犹豫，也有一点点意外——他的三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条理了？
"你确定要去？"
"确定。"
"一个女孩子，坐两天火车……"
"爸，"高玉娥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十七了。我不是小孩子了。"
她爸的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他想说什么——可能是"不安全"，可能是"女孩子不应该跑那么远"，可能是"等你妈知道了又要骂"。但这些话他都咽回去了。
因为他看着面前这个女儿——小脸颊白净，双眼皮明亮，乌黑的长发搭在前，蓝色的衬衫洗得有些发白了。她站在他面前，背脊挺得笔直，166厘米的个子比他还高半个头。
这不是那个哭了两个月认命的小姑娘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三女儿变了。
"你自己小心。"他最后说。
高玉娥愣了一下。
她准备了一肚子话——如果父亲不同意，她打算说什么；如果父亲要她等，她打算怎么说；如果父亲拿母亲压她，她打算怎么反驳。
但她什么都用不上。
因为父亲只说了五个字。
你自己小心。
高玉娥的眼眶热了一下，但她没有哭。
"嗯。"她说，"我会的。"
她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父亲一眼。
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手里端着水杯，背微微驼了。月光照在他脸上，皱纹像沟壑一样深。他没看她，看着院子外面黑漆漆的夜色。
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也不是叹气。就是一种——高玉娥说不太清楚——一种"松了点什么"的表情。
像是一块一直绷着的绳子，今天终于松了一点。
高玉娥转过头，走回屋里。
经过灶房的时候，她妈还坐在炕沿上抽烟。
"跟你爸说啥了？"
"没什么。"
"你爸同意了？"
高玉娥没说话。
她妈磕了磕烟灰，也没再问。
但那天晚上，高玉娥回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枕头底下多了两块钱。
她知道是谁放的。
高玉娥拿起那两张纸币，在月光下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钱折好，放进口袋里。
十二块三毛七加两块。
十四块三毛七。
还差十五块六毛三。
还有十天。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