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八号，凌晨四点半。
高玉娥醒了。
不是被鸡叫醒的，也不是被闹钟叫醒的——她压没怎么睡。十七岁的身体虽然精力充沛，但六十多岁的灵魂装在里面，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怎么都睡不着。
她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声音。天还没亮，鸡也没叫，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偶尔传来的蛐蛐声。初秋的风从窗户纸的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泥土和露水的味道。
她没有赖床。
掀开被子，摸黑穿上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一条深色的确良裤子，一双她妈新给她纳的布鞋。没有太多行李：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把梳子，以及压在最底下的那些钱和火车票。
帆布包是大哥的。大哥用了很多年，上面有两个补丁，拉链也坏了半边，但结实耐用。大哥昨晚把包送来的时候说："就用这个，背起来方便。"
高玉娥把帆布包背在肩上试了试，不重。十七岁的身体，背一个半空的帆布包，轻飘飘的。但她知道，这个包里装的不只是衣服和钱——装的是她一辈子的命运。
她推开屋门，走到院子里。
天边刚有一丝鱼肚白。院子里的东西都还看不太清楚，只有轮廓——老榆树的黑影、偏房矮矮的屋顶、院门口那两扇木门。灶房的窗户纸透出一点微光——她妈已经起来了。
果然，推开灶房的门，她妈已经在灶台前忙活了。
大烟袋叼在嘴里，锅里的水正冒热气。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妈的脸一明一暗。四十九岁的女人，头发已经挽好了，髻子扎得紧紧的，几白头发在灶火的光里闪着银丝。
"醒了？"她妈吐了一口烟，没回头看她。
"嗯。"
"来，吃饭。"
灶台上摆着一碗小米粥、两个馒头、两个煮鸡蛋。
两个煮鸡蛋。
家里一共就三只鸡，每天最多下一个蛋，攒着卖钱的。两个鸡蛋，是她妈特意留给她的。
高玉娥坐下来，拿起馒头咬了一口。馒头是热的，松软，带着面香味。她慢慢地嚼，慢慢地咽，一口一口地把这顿饭吃完。
她妈坐在旁边抽烟，没说话。
但高玉娥注意到，她妈今天抽烟的姿势和往常不一样。往常她妈抽烟是随意的，烟杆子歪着，烟锅朝天，烟雾随便飘。今天她妈的烟杆子端得很正，一口一口地抽，很认真，像在做一件重要的事。
烟杆上有几道裂纹——她妈抽了三十四年的那烟杆，裂纹越来越密了。黄铜烟锅磨得油光锃亮，烟袋上的穗子已经褪了色，但还是她妈最宝贝的东西。
"妈。"
"嗯。"
"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一个星期。"
她妈"嗯"了一声，磕了磕烟灰。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四个煮鸡蛋和两个馒头。
"路上吃。"
高玉娥接过来，布包还是热的。
她没说话。把布包塞进帆布包的最上层，挨着火车票的地方。
"妈，我走了。"
她妈"嗯"了一声，站起来，走到灶台边，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光照亮了她的背影——佝偻的、矮小的、穿着灰色对襟褂子的背影。
她没回头。
但她的手顿了一下。添柴的手顿了一下，拿着火钳子的手抖了一下——非常轻微，如果不仔细看本看不出来。
高玉娥看见了。
她鼻子一酸，但她没让情绪上来。深吸一口气，转身出了灶房。
院子里，大哥已经在了。
他蹲在院门口，手里拿着自行车，等着送她去火车站。天还没完全亮，大哥的脸上看不清表情，但从他抽烟的频率来看——一接一——他比表面上紧张得多。
"走吧。"大哥站起来，推着自行车。
高玉娥跟在他身后，走出院门。
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
院门敞着，灶房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她妈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她坐回了炕沿上，大烟袋又叼在嘴里了。
就是这个画面。
她妈坐在炕沿上抽烟，青烟从窗户纸后面飘出来。灶房的烟囱里冒着白色的炊烟，和旱烟的青烟混在一起，在晨光中袅袅升起，慢慢消散在天空里。
高玉娥转过头，走了。
高明不知道什么时候追出来了。
"三姐！"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她面前，手里攥着一个东西——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给你。"
高玉娥接过来，展开一看。
是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错别字不少，但每一个字都认得出来：
"三姐一路顺风。到了给我发电报。我帮你喂猪。——高明"
高玉娥看着那行字，嘴角弯了弯。
"字写得太丑了。"她说。
"能看懂就行！"高明不服气，"我又不是考大学的。"
"以后我教你。"
"那说好了。"
高玉娥把纸条叠好，放进口袋里。
"走了。"
"嗯。"高明点了点头，声音突然变小了，"三姐，你……你小心点。"
"嗯。"
高玉娥转身，跟着大哥的自行车，沿着胡同往火车站的方向走。
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高明的声音——
"三姐！"
她回头。
"你一定能拿回来的！"
高玉娥看着弟弟站在胡同口晨光里的样子——十一岁的男孩，瘦瘦的，穿着大了两号的旧背心，裤子上沾着泥点子。晨光从他背后照过来，在他周围勾出一圈金色的轮廓。
她笑了笑，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继续走。
没有再回头。
火车站离家里不远，走路二十分钟。大哥推着自行车陪她走了一半，后来骑上了，让她走在后面。初秋的清晨，空气凉丝丝的，路边田野里的庄稼已经开始泛黄，玉米秆上的穗子沉甸甸地弯着头。远处的天际线从深蓝变成浅紫，再变成橘红——太阳快出来了。
镇上的火车站很小。一座灰砖砌的平房，门前挂着一盏灯，灯泡上落了一层苍蝇屎。售票窗口开了一半，里面的人还没上班。站台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都是赶早车的农民，背着铺盖卷、挑着扁担，蹲在地上抽旱烟。
大哥帮她找到了站台。
"6点05分，慢车，到齐齐哈尔。"大哥看了看她手里的票，"中间在××站换一次车，你别坐过了。"
"我知道。"
大哥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硬塞到她手里。
"拿着。路上别舍不得吃。"
"哥，我够——"
"拿着。"大哥的语气很硬，但说完之后别过头去，看着远处的铁轨，不看她。
高玉娥把钱攥在手里，没再推辞。
远处传来一声汽笛——火车来了。
一列绿皮火车从远处的晨雾中缓缓驶来，像一条绿色的长蛇。车头冒着白烟，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越来越近。车身是墨绿色的，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有些窗户敞开着，里面已经坐了人。
火车停稳了。车门打开，有人下来，有人上去，乱哄哄的。
高玉娥拎着帆布包，走到车门旁边。
"老三。"大哥在身后喊了一声。
她回头。
大哥站在站台上，逆着光，脸看不太清。他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说了一句：
"路上小心。"
和父亲说的一模一样。
"嗯。"高玉娥点了点头。
她踏上车门，跨进了车厢。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气味——旱烟味、汗味、方便面味、脚臭味，还有木头座椅散发的油漆味。座位是硬木板的长条椅，两两相对，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座位上已经坐了不少人，有的趴着睡觉，有的剥花生，有的拿着报纸看。
高玉娥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的位置。她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坐了下来。
火车开动了。
"哐当——哐当——"
车轮缓缓滚动，站台上的人开始往后退。高玉娥透过窗户往外看——大哥站在站台上，一只手举着，不知道在挥还是在挡阳光。
他的身影越来越小。
站台的灰砖平房越来越远。
铁轨两旁的田野在视野里飞速后退——泛黄的庄稼地、低矮的土房、冒着炊烟的烟囱。
然后，小镇消失了。
高玉娥靠在硬邦邦的木板椅背上，闭上了眼。
她没有哭。
不是因为不想哭——而是哭没有用。她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在火车上掉眼泪，而是在两天之后，走进黑龙江师范学院的招生办公室，拿出自己的成绩单，把那张前世错过的录取通知书拿回来。
火车在晨光中一路向东。
窗外，内蒙古的草原渐渐被东北的农田取代。天空越来越蓝，云越来越白，太阳从车窗的一侧慢慢爬到了另一侧。
车厢里的人来人往。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吃东西，有人打呼噜。高玉娥坐在靠窗的位置，大部分时间在闭目养神，偶尔睁开眼看看窗外的风景。
路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和一个鸡蛋，就着白开水吃了。
馒头已经凉了，但很顶饿。鸡蛋剥开，蛋黄还是金黄的——她妈煮的鸡蛋，火候刚刚好。
她吃着馒头，看着窗外的小站。
小站很简陋——一座木头的站房，站台上有几个人，有人在卖茶叶蛋，有人在吆喝。站台边上停着一辆手推车，车上堆着麻袋和竹筐。
1979年的中国。一切都在变化的前夜。
高玉娥知道——再过几年，这些小站会慢慢消失，铁轨会升级，火车会提速。绿皮火车会变成空调车，硬座会变成软卧，长途旅行会从两天缩短到几个小时。
但此刻，她坐在这列绿皮火车上，闻着车厢里的汗味和旱烟味，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啃着她妈煮的凉馒头。
这就是1979年。
一切都还来得及。
她把最后一口馒头吃完，把鸡蛋壳包在纸里，塞进帆布包的侧兜里——不能乱扔，车厢里没有垃圾桶。
然后她又闭上了眼。
火车继续向东。
两天一夜。
一千多公里。
她要去拿回那张前世错过的通知书。
这一次，她不会再放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