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个弹孔

离开镜湖山庄的第三天，宋知意回到了江城。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她靠着车窗睡着了。不是那种深度的、有梦的睡眠，是浅层的、断断续续的昏睡——每隔十几分钟就会醒一次，眼睛睁开，确认一下窗外的路标，然后重新闭上。江临渊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膝盖上摊着一本英文期刊，但他一页都没翻。他在看她。不是那种注视，是做研究的人观察标本时那种不带感情的扫视——呼吸频率、眼球转动速度、手指在扶手上有无无意识的敲击动作。他在收集数据，试图通过她的睡眠状态来判断她的心理恢复进度。

她的呼吸很均匀，每分钟十六次。眼球没有快速转动，说明不在REM睡眠期。手指安静地放在膝盖上，没有任何神经质的动作。这是一个没有做噩梦的睡眠。在经历了过去七十二小时的一切之后，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数据。

大巴进入江城收费站的时候，宋知意准时醒了。不是被收费站的减速带颠醒的，是自己醒的。她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那些她在过去十年里每天上班路上经过的建筑、行道树、公交站牌。一切都和三天前一模一样。行道树还是那排行道树，公交站牌还是那个公交站牌，甚至连站牌下面等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同一批人。

但宋知意知道，她已经不是三天前那个宋知意了。

“醒得正好。”江临渊合上期刊，“我们到了。”

“我闻到江城的味道了。”她说。

“什么味道？”

“汽车尾气。混凝土。热面的芝麻酱。”她轻轻吸了吸鼻子，“和山庄不一样。山庄是木头、霉菌和旧书的味道。这里是活人的味道。”

江临渊把这个评价在脑子里记了下来。活人的味道。她用了这个词，说明在潜意识里，她已经把镜湖山庄归类为“死人的地方”了。这是认知重构的早期迹象——大脑在主动区分“那件事发生的地方”和“正常生活的地方”，为后续的心理恢复建立空间上的界限。他推了推眼镜，把这个观察也存进了记忆里，然后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她的行李箱。箱子的拉杆卡住了，他用了两下力才拉出来，金属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

“你的箱子该换了。”

“那是宋远山送我的。他送我的第一件东西。”宋知意接过箱子，自己把拉杆拉出来，“我知道它可以换了。但不是现在。”

宋知意的公寓在江城法医中心旁边，一栋九十年代的旧楼，六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反应迟钝，要用力跺脚才会亮。她上楼的时候没有跺脚，只是在黑暗中熟练地绕过每一段楼梯拐角处那盆不知道谁放的塑料绿萝。走了十年，闭着眼也能摸到家门。

门打开，一股封闭了三天的空气扑面而来。她走之前忘了倒垃圾，厨房的垃圾桶里飘出淡淡的酸味。客厅茶几上还摊着走之前看到一半的案卷——一桩溺亡案的病理报告，她用红色记号笔在“肺组织硅藻检测阳性”下面划了线。咖啡杯里的残液已经涸成深褐色的环状痕迹。

一切都和她离开时一样。这个发现让她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在经历了七十二小时的密室、尸体、冰锥和真相之后，看到没有洗的咖啡杯还留在桌上，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安慰。

她把行李箱放在玄关，没有打开。换了拖鞋，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窗外是法医中心的后院，一棵银杏树的叶子已经黄了边缘，再过几周就会全部变黄。树下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身上印着“江城殡仪馆”五个蓝色大字。她每天都能看到这辆车，看了十年，从来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今天她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拉上了窗帘。

“我可能需要请几天假。”她对着空气说，然后才意识到江临渊没有跟上来。他在楼下就说了再见，说自己需要回学院处理一些堆积的邮件，说明天再联系。但她发现自己还在跟他说话。在脑海里。这是一种习惯——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她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跟他说的，大脑还没有适应“他不在了”的状态。这个发现让她感到一阵轻微的尴尬，然后是某种更轻微的失落。

她洗了个澡。热水器是老旧型号，水温忽冷忽热，她站在花洒下面，让水从头顶浇下来，沿着脊椎往下淌。法医中心的水压很稳，她经常在解剖完之后直接在单位的淋浴间洗澡。那里的水压大到能把皮肤冲红。但公寓的水压不太够，热水断断续续，像一个人在犹豫要不要开口说话。

她闭上眼睛。水流的声音和暴风雨的声音很像。她以为闭上眼睛会出现那些画面——书房里的血迹、地窖里的冰霜、大厅黑暗中的惊叫。但那些画面没有来。来的是另一个画面：林若兰坐在床边，系那条三圈珍珠项链。手指在发抖，扣了好几次都没扣上。

她睁开眼睛，关掉水龙头，擦身体，换上净的家居服。然后她做了一件她以为自己不会做的事——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林若兰 镜湖山庄 1991”。

搜索结果很少。只有几条旧新闻的扫描件，来自《江城晚报》的电子档案库。标题是“镜湖山庄神秘死亡事件：年轻女子坠楼身亡，警方排除他可能”。内容很短，没有照片，只有几段文字，说顾正勋的妻子林若兰因“家庭”从三楼露台坠下，经现场勘查排除他可能。没有提到目击者，没有提到五岁的女儿，没有提到任何疑点。

一个女人的一生，被压缩成了三段话。

她关掉网页，打开另一个搜索——“沈鹤鸣 镜湖山庄”。没有任何结果。沈鹤鸣这三十年活得太安静了。安静到互联网上连一条关于他的记录都没有。

她又搜了“苏婉清 刑事素描”。这一次有结果了。江城市公安局内部网站上有一篇表彰通报，表彰物证鉴定中心的苏婉清同志在全省刑事素描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二名。配了一张照片——穿着警服的苏婉清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证书，对着镜头笑。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牙齿不太整齐但笑得很用力。那是三年前的照片。她大概二十五岁。和宋知意在镜湖山庄里看到的那个缩在沙发上抱速写本的女孩不太一样。照片里的她更年轻，更自信，眼睛里有光，有一种“我终于做到了”的明亮。

宋知意把这张照片存进了手机相册。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存。也许只是不想让苏婉清被记住的样子永远是那个倒在茶几旁边、口着冰锥的姿势。她值得被记住更好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宋知意去了法医中心。

不是去上班，是去拿她的DNA样本。昨天晚上她给中心的DNA实验室负责人方姐打了电话，说有一份私人样本需要做亲子鉴定。方姐在电话里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明天早上八点，实验室见”。没有多问。法医中心的人从来不多问。这是职业习惯——他们每天处理的都是死亡，偶尔有人需要鉴定活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这个楼里最温暖的请求了。

方姐五十多岁，短发，不化妆，白大褂口袋里永远着三支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她是那种把实验室当成自己身体延伸的人，移液器在她手里不是工具，是第六手指。她采集了宋知意的口腔拭子，动作利落得像是做过一万次——因为她确实做过一万次。

“样本比对需要三天。”方姐把拭子放进无菌管里，用记号笔在管身上写下编号，字迹小而工整，像打印出来的，“你说你母亲是林若兰。林若兰的样本呢？”

“已经送来了。”宋知意从包里拿出一个密封的证物袋，里面是昨天在镜湖山庄三楼的房间里采集的几头发——林若兰的头发。她离开山庄之前，从林若兰的枕头上取了这几，放在证物袋里，一路带回了江城，“头发。有毛囊。应该够。”

方姐接过证物袋，对着灯光看了看头发部的毛囊——饱满，完整，是好样本。她点点头，把证物袋也放在实验台上。“三天。”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转过身，把两支样本管并排放在试管架上。一支写着宋知意的编号，一支写着未知来源。三天后，她会把“未知来源”改成林若兰的编号。那时候，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会告诉宋知意一件她早就知道但需要实验室证实的答案。

从法医中心出来，宋知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早上的阳光很好，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她的同事们陆续走进大楼，有人跟她打招呼——“宋医生，不是请假了吗？”她笑着点点头，没解释。解释需要太久。她还没准备好把过去七十二小时的事压缩成一段适合在走廊里讲的简短对话。

她的手机响了。是江临渊发来的消息。

“沈曼云今天早上去看了苏婉清的遗体。她说谢谢你。”

宋知意看完消息，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她想说“不用谢”，但这个词太苍白了。她想问苏婉清的遗体什么时候能火化，但她知道这个问题会让沈曼云更难过。最后她只打了一个字——“好。”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往公交站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又拿出手机。这次她给江临渊打了一个电话。

“沈鹤鸣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她问。

“至少三个月。”江临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比平时更低沉，像是刚从一场马拉松里恢复过来，“卷宗还没整理完。我昨天晚上给何正平打了电话，他说沈鹤鸣在审讯室里提出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他想见你。”

宋知意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他为什么要见我？”

“他没有说。何正平说他提这个要求的时候，表情很奇怪。不像是有求于人，也不像是威胁。更像是——”江临渊停顿了一下，她听到他在电话那头用笔敲击桌面的声音，节奏不快，但很规律，和陈伯远的敲手指完全不同的节奏，他的敲击是思考的节拍，“更像是一个人在做完所有想做的事之后，像找一个听众。”

“听众。”

“对。我觉得他想告诉你一段你还没听到过的故事。如果你去，我可以陪你。”

“不用。”宋知意说，“我自己去。”

沈鹤鸣被羁押在江城市第一看守所。宋知意在会见登记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笔尖在纸上停顿了一下。她来过这里，作为法医——来给死在羁押期间的嫌疑人做尸检。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她走进这栋灰白色的建筑，不需要签名，不需要等待，只需要出示工作证。但现在她坐在金属椅子上等待叫号的时候，身份变了。不是法医，是探视者。是嫌疑人要求见的人。

会见室很小，大概六七个平方，墙壁是淡绿色的，漆面有年头了，靠近地面的地方被蹭出了一道灰白色的痕迹。铁栏杆把房间分成两半，里面和外面。里面有一把固定的金属椅子，外面也有一把。两把椅子之间的距离大约一米五，不算远，但也不算近。近到能看清对方脸上的皱纹，远到触摸不到。

沈鹤鸣被带进来的时候，穿着看守所的蓝色马甲，头发剪短了——应该是进来之后剪的，原来的长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短得能看到头皮的板寸。头发的减少让他的脸显得更瘦了，颧骨更加突出，眼窝更深。但他的眼睛没有变。那双极深极深的黑色瞳孔，和她三十年前的记忆中一模一样。手铐在荧光灯下反射出冷色的光。他在金属椅子上坐下来，动作很慢，像是在小心翼翼地不碰疼什么地方——后来她才知道，是他手臂上那些刻痕被重新包扎过了。看守所的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口，做了消毒和缝合。

两个人隔着一米五的距离，隔着铁栏杆，沉默了几秒。

“你来了。”沈鹤鸣先开口。声音沙哑，比在镜湖山庄时更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刮过。

“你要求见我。”

“是的。”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铐子碰在金属椅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在开庭之前，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不是关于我为什么人——那件事我已经交代了，笔录上都有。是关于——”他停顿了一下，嘴唇抿成一条线。宋知意看到他喉结的上下滚动，“——你离开镜湖山庄之后的事。你去宋家之后的事。”

宋知意的呼吸放慢了一拍。“你关注过我。”

“三十年来。每年冬天。”沈鹤鸣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背上那道被烫伤的疤痕，那道疤痕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像一条涸的河床，周围的皮肤皱缩，颜色比正常皮肤浅了几个色号，“我把你送到宋远山家门口那天晚上，在车里坐了一整夜。我看着宋远山打开门，看着你把那颗黑色珍珠攥在手心里，看着他把你抱进去。第二天早上，他出来拿报纸的时候，我才开车离开。”

“为什么坐一夜？”

“因为我想确定你不会被送出来。如果你哭了，如果他们觉得你太难带，如果他们改变主意——我可以把你接回来。但你那天晚上没有哭。你睡得很安静。小意从小就是乖孩子。从来不哭。从来不哭的孩子才让人担心。”

宋知意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她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但她记得宋远山说过的话——她到新家的第一周，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在每天傍晚准时坐在窗台上，对着外面看，像是在等什么人来接她。

“后来呢？”她问。

“后来我每年冬天都去江城。镜湖山庄的冬天很长，从十一月到次年三月都被雪封着。顾正勋每年冬天都会去南方出差，山庄里只有沈曼云和几个老佣人。我就开着那辆破面包车，翻过山路，到江城来。我把车停在你学校对面，隔着马路看。你穿着校服，背着一个粉色的书包，扎马尾。你的马尾甩来甩去。”他的嘴角出现了一丝极淡的弧度，不是笑，是某种连他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应该表达的情绪在嘴角漏了出来，“你走路的时候喜欢跳，从人行道跳到井盖上，再从井盖上跳到人行道上。宋远山跟在你后面，一只手拿着你的水壶，另一只手随时准备接住你摔倒。你从来没摔倒过。你的平衡感很好。”

宋知意没有说话。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辆破面包车里，隔着车窗，隔着马路，隔着十米的距离，看着一个背粉色书包的女孩在人行道上跳来跳去。那个男人手背上有一道被壁炉烧出来的疤，手臂上刻着十一道刻痕。他看着那个女孩，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在看。

“你看了十年。”她说。

“不止。你上初中之后，我就不能停在校门口了。学校管的严，会有保安盘问。所以我就换了地方。你放学会路过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小湖，湖上有一座石桥。你每天放学都会在石桥上坐一会儿。有时候吃一个冰淇淋，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就是坐着发呆。我就坐在湖对面的长椅上，假装看报纸。你从来没发现过我。”

宋知意记得那座石桥。那是她初中时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座桥不长，只有十几米，桥下的水是绿色的，夏天有荷花，冬天结薄冰。她在那座桥上背过英语单词，写过作业，哭过一次——因为物理考试没及格。她记得自己哭了很久，把脸埋在胳膊里，不想让路人看到。她不知道的是，湖对面的长椅上，有个男人正攥着报纸，忍住了冲过去拍她肩膀的冲动，忍到报纸被手指戳出几个洞。

“我让你一个人哭了。”沈鹤鸣说，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在会见室里几乎听不见，“我应该去抱抱你。但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资格。”他把目光从疤痕上抬起来，看向铁栏杆另一边的宋知意，瞳孔还是那么黑，但黑色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抖动——不是泪水，是某种比泪水更深层的、被压抑了太久的柔软，“我是把你从火里救出来的人，但我也是把你送走的人。我让自己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如果你问三十年前那个五岁的孩子，她会怎么说？她会说——大舅舅，你为什么不来接我？”

宋知意的嗓子发紧。她记得自己在窗台上等待的那个傍晚。她等了一年。两年。三年。每年冬天都等。后来她不等了。不是因为不想了，是因为她长大了，学会了用理性压过记忆。她把那个等待的小女孩锁在了大脑最深处的一个抽屉里，一锁就是三十年。

“你每年冬天都来看我。”她说，“看了这么多年。但你从来没有走到我面前。”

“我怕吓到你。”沈鹤鸣说，“也怕你认出我。如果你认出我，就会问我你妈妈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能告诉你她还活着，也不能告诉你她被关在三楼的房间里。我什么都不能说。”

“所以你就用这双眼睛看着我长大。”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你就像看一个标本一样，在玻璃外面看着一个你不知道该怎么触碰的孩子。”

沈鹤鸣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某种被到墙角的情感在身体上找到的唯一出口。

“你结婚的时候，我也在场。二〇一八年十月六。市中心的那家酒店。”

宋知意愣住了。她不记得婚礼上有沈鹤鸣。那是她的婚礼——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婚姻。她和前夫在婚后的第二年就离了。但那天她穿着白色婚纱，化了很浓的妆，笑得脸颊僵硬，敬酒敬了三十桌。她不记得每一张脸。但如果沈鹤鸣在，她怎么会没看到？

“我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沈鹤鸣说，“你敬酒到后面的时候，脸上的妆有点花了，但还在笑。那时候我觉得，你笑得像你妈妈。若兰在你出生那天，就是这样笑的。笑得妆都花了。”

宋知意低下头。她的手指在膝盖上交叉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句话——一个了三个人的男人，在她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都躲在角落里，看着她。像一个被社会排斥的幽灵，用唯一的、扭曲的方式履行着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承诺。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大舅舅。”她睁开眼，声音平静，“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沈鹤鸣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得让走廊里巡逻狱警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长得让会见室天花板上那光灯的镇流器嗡鸣了三次。

“因为开庭之后，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他说，“我会被关在监狱里，离你很远。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等我出来，你可能已经不在了。这不是我需要你原谅的那些事。我做过的那些事，不值得原谅。这些是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但我想让你知道。”

他把铐在一起的双手举到前，十指交叉，像是在做一场无声的祷告。

“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被丢掉的。你是被送走的。这两件事不是同一件事。送走的意思是——有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用了所有的力气来克制自己去接你回来的冲动。用了一整个长夜。用了三十年。”

他把手放下，站了起来。金属椅子在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刺响。狱警从门外走进来，示意会见时间到了。

“再见，小意。”他说。

然后他转过身，跟着狱警走出了会见室。蓝色的马甲在走廊尽头转了一个弯，消失在那扇厚重的铁门后面。

宋知意坐在那把金属椅子上，坐了很久。她看着铁栏杆那边的空椅子，看着空椅子上方那盏还在嗡鸣的光灯。她想到那只八音盒，底座上刻着“送给我的小意”。想到那辆停在马路对面的破面包车，车窗后面那双深黑色的眼睛。想到那座石桥，她曾在上面哭过一次。

她站起来，走出会见室。走廊里冷白的灯光照在她脸上，她没有任何表情。但她走路的脚步很轻，很稳，像是踩在一个从未走过但每一步都熟悉的路面上。

回到公寓楼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站在楼道口，看着二楼自己家的窗户——黑的，没开灯。她还没有走到门口，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方姐。

“宋医生，DNA结果出来了。”方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冷静，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但宋知意听得出她用了“宋医生”而不是“小宋”——这是方姐在面对重要结果时才会用的称呼，“你送来的头发样本和你口腔拭子的比对结果，mtDNA高变区序列完全一致。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没有差异。林若兰，是你的生物学母亲。置信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六。”

宋知意站在楼道口，手机贴在耳朵上。声控灯没有亮，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方姐的声音在黑暗中缓缓流淌。

“纸质报告在我办公桌上。你明天来拿。”

“好的。谢谢方姐。”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她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用力跺了一下脚。声控灯亮了。她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一步一步，沉稳而清晰，每一步都踩在那个会发出吱呀声响的第三节台阶上，踩在那个她走了十年的楼梯上。

推开家门，打开灯。茶几上那杯涸的咖啡还在，那份溺亡案的案卷还摊开着。她站在玄关，看着这个住了十年、熟悉到可以在黑暗中行走的公寓。她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这是她作为“宋知意”住的地方。作为“小意”，她还有一个家。那个家在镜湖山庄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在那个房间的床上坐着她的母亲。

她把行李箱打开。

皮制卷包在最上面。她取出卷包，打开，看着里面三把手术刀的空位——两把还在，一把被何正平留下了。她用手指轻轻触碰那个空位，触碰到皮面上浅浅的压痕，那是刀柄长期放置留下的形状。然后她把卷包放在床头柜上，和她的闹钟、手机充电器、睡前读的书放在一起。

那不是她需要隐藏的过去，也不是她需要继承的仇恨。那是她的一部分。从今往后，宋知意和小意，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就像一把手术刀的刀刃和刀柄——一个是锋利的，用来剖开真相；一个是温热的，用来握住记忆。

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殡仪馆的车已经开走了。银杏树的叶子在路灯下泛着金黄色的光，再过几周就会全部变黄，然后落下来，铺满法医中心后院的整个地面。她看着那棵树，想到林若兰。想到她颤抖的手指。想到那条三圈珍珠项链，搭扣处有一颗小小的黑色珍珠。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那头响了两声就接了。是江临渊的声音，带着一点诧异——他大概没预料到她今晚会打电话来。

“DNA结果出来了。”她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她听到纸张合上的声音——他又在熬夜看案卷。她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资料，台灯是暖黄色的，眼镜推到了额头上。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六。”她说，“林若兰是我的母亲。”

江临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轻轻笑了一声——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终于尘埃落定”的笑，轻而短，只有一声。

“知意。”他说。

“嗯？”

“欢迎回家。”

她没有回答。窗外银杏树的叶子正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每一片叶子的边缘都镶着一圈路灯的金色光芒。她握着手机，靠在窗边，忽然想起一件很小的事——镜湖山庄里的那个八音盒，被沈鹤鸣收走之后放在了哪里？她不知道。也许被装进了证物袋，和那盘录像带、那把枪、那些冰锥融水样本一起被贴上了编号标签，封存在刑警队的物证室里。也许它会一直在那里，灰尘落了一层又一层，再也没有人去拧发条，再也没有人会听到它独自响起的旋律。

但没关系。因为那首曲子，她已经在妈妈的留声机里听过了一遍。那个旋律会一直留在记忆里——不是梦，不是幻觉，是真的。

挂了电话，她靠在窗边又站了一会儿。手机屏幕还亮着，她翻出白天保存的那张照片——苏婉清穿着警服，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二等奖证书，对着镜头笑。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牙齿不太整齐，但笑得毫无保留，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她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宋知意把这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

窗外，银杏树的叶子被风一吹，有几片终于从枝头松开了手，缓缓地、打着旋儿地落下来，落在法医中心后院的水泥地上。再过几天，整个后院都会被金黄色的落叶铺满。然后清洁工会把它们扫成一堆，装进黑色的垃圾袋里。然后冬天会来。然后春天。

宋知意关了灯，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有一个小红点，每隔三秒闪一次。她盯着那个红点，三秒一亮，三秒一灭，像心跳。她的手指按在自己手腕的脉搏上，感觉到血管在皮肤下面有力地跳动。活着的感觉。活着的证据。她闭上眼睛。这一次，她看到的不是暴风雨中的山庄，不是书房里的血迹，不是地窖里的冰霜。她看到的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阳光穿过银杏树的叶子，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一个女人穿着褪色的墨绿色长裙，站在树下，一只手扶着树，另一只手捏着三圈珍珠项链的黑色珍珠，正在学如何重新在阳光下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