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练进入第三周的时候，苏晚发现了一件事——沈予洲瘦了很多。不是那种“最近没吃好”的瘦，是那种“衣服挂在身上像穿错了尺码”的瘦。校服的领口空出了一截，露出一小段锁骨，骨头的形状清晰得像素描课上用来练笔的石膏模型。苏晚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瘦的，也许是从第一周，也许是从更早的时候，也许从省城一中的那棵花树下就开始了。
沈予洲最近不怎么说话了。排练的时候她依然站在教室中央，依然给演员讲戏，依然用那种清晰有力的声音下达指令，但那些指令之外的话——和苏晚在走廊上的交锋、在水房里的暗示、在音乐教室里的意味深长的注视——都消失了。她像是一个把所有武器都收起来的战士，不是因为不想打了，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
苏晚把做好的便当放进保鲜盒的时候，会多做一些。不是刻意的，是习惯性地多放了两个鸡翅、多盛了半盒米饭。她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多准备，也许是为那个瘦得锁骨都凸出来的沈予洲，也许是为那个在省城一中的花树下笑得很甜的宋苒，也许是为自己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她知道了一些沈予洲的秘密，而那些秘密让她无法再把沈予洲当成一个纯粹的“对手”。
周三的排练进行到第四幕——小王子在沙漠里遇到了蛇。这是全剧最抽象的一场戏，蛇对小王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像谜语，但拆开来看又都是最朴素的真理。陆诗妍扮演的蛇只有几分钟的戏份，但沈予洲给她排了整整一个小时，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的语调。苏晚坐在角落里看着，觉得沈予洲在这个角色上花的精力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导演该花的时间。也许是因为她把自己投射进了蛇的角色——蛇是《小王子》里最清醒的角色，它知道小王子的结局，知道他会回到他的星球，知道他离开的方式是让身体留在地上。它知道一切，但它不做任何改变，因为它知道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排练间隙，苏晚站起来走到窗边透气。音乐教室的窗户正对着场，下午的阳光把跑道晒得发白，几个体育特长生在跑圈，汗水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她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保温杯喝水，水是温的，是她早上从宿舍灌的。
身后传来脚步声，轻盈的、克制的，不是江屿的步伐。苏晚没有转身，因为她从那脚步声里认出了沈予洲。这个世界上能把走路走出T台风范的高一女生，大概只有沈予洲一个人。
“苏晚。”沈予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比平时软了一些，像是在水里泡过的纸，失去了原本的硬度。
苏晚转过身。沈予洲站在她面前，距离不到一米。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领口很大，露出一截锁骨和肩膀的线条。没有校服的遮挡，她看起来比平时小了很多，像一个被剥掉了外壳的核桃，露出了里面脆弱的、皱巴巴的果仁。
“你的旁白读得很好。”沈予洲说，“我没有在夸你，我在说事实。”
苏晚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谢谢”显得太客套，说“你也不错”显得太虚伪，说“我知道”显得太傲慢。她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回应——点了点头。
沈予洲的目光落在苏晚手里的保温杯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苏晚完全没有想到的话：“你每天给江屿做便当，不累吗？”
苏晚的手指在保温杯的盖子上停住了。“累。”她说实话了，“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起床去食堂买早餐，中午午休时间做便当，有时候做到一半上课铃响了，来不及收就放在茶水间，下节课间再去拿。周末研究新菜谱，失败了重新做，做好了装盒，周一带去给他。身体累，心也累，因为他吃得好不好、喜不喜欢，都变成了我的事。”
沈予洲安静地听完，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不像是笑，更像是某种自嘲。“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给他做便当吗？”
苏晚摇了摇头。
“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好。”沈予洲说，声音低了下去，“我做事情要么做到一百分，要么就不做。做便当这件事我做不到一百分，因为我不像你，你有耐心去学、去试、去失败然后重来。我没有那个耐心，我要的是立刻见效。”
苏晚看着沈予洲，白色毛衣的领口在她低头的时候滑得更低了，锁骨下面的皮肤白得像从来没有晒过太阳。她忽然觉得沈予洲说的不只是便当。她说的是感情——她要的是立刻见效，是付出就有回报，是喜欢就得到。而苏晚有的是耐心，是复一的便当，是每天早上的六点四十分，是把排骨炖到骨肉分离的时间和火候。
“沈予洲，”苏晚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你最近瘦了很多。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沈予洲抬起头，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又暗了下去。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关你什么事”，但没有说出口。她只是转过了身，背对着苏晚，用那种恢复了硬度的声音说了一句：“继续排练。”
下午的排练结束后，苏晚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沈予洲站在黑板前，对着上面写的排练笔记发呆。那个画面和上周一样，但苏晚觉得沈予洲的背影比上周更单薄了，像一张被风吹得快要破掉的纸。苏晚没有走过去，因为她知道沈予洲不需要安慰——至少现在不需要。她需要的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原谅。她需要原谅自己做了那些事，原谅自己伤害了宋苒，原谅自己变成了一个她不想变成的人。这是最难的，因为别人可以原谅你，但你自己不一定能原谅自己。
苏晚和江屿一起走出音乐楼。深秋的夜晚来得越来越早，六点多钟天就黑透了。校园里的路灯都亮着，橘黄色的光连成一条一条的光带，把整个校园勾勒得像一个发光的地图。苏晚走在江屿的右边，两个人的书包在背后轻轻碰撞，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江屿，你有没有觉得沈予洲最近不太对劲？”
江屿沉默了几步路。“她瘦了很多。”他说，语气平淡，但苏晚从那个“瘦”字里听出了他在注意沈予洲。不是因为他还对她有感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会注意身边人变化的人。他会注意苏晚在走廊上看了一眼天空然后叹了口气，也会注意沈予洲的校服领口空出了一截。这是他的本能，不是他的选择。
“你担心她？”苏晚问。
江屿想了想，说了一句让苏晚意外的话：“我担心她会做傻事。不是因为她现在看起来像是会做傻事的人，是因为她以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当一个人变化太大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她下一个变化是什么。”
苏晚握住了江屿的手。这一次没有犹豫，没有紧张，只有一种紧紧的、确定的力量。她不是在索取温暖，是在给予——她在告诉江屿，不管沈予洲会不会做傻事，不管那些未知的恐惧会不会变成现实，他们会一起面对。不是作为江屿和苏晚，而是作为一个整体。
周五的排练是文化节前的最后一次。下周就要正式演出了，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混合了紧张和兴奋的表情，像是在高考前夜最后一次翻开课本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准备得够不够，但已经来不及再准备了。沈予洲站在教室中央，最后一次给演员们讲戏，她的声音比平时更清晰，每一个指令都像是被刀刻出来的，没有一丝模糊的余地。苏晚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旁白稿，听到自己的部分时站起来读，读完坐下，安静得像教室里的一件家具。
排练结束后，沈予洲走到苏晚面前，递给她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苏晚接过来翻开，发现里面是沈予洲手写的《小王子》剧本全本，从V1到V12，每一个版本都有，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记，有些地方用红笔圈出来，有些地方用箭头把一整段话挪到另一个位置，有些地方贴着便利贴，上面写着新的台词方案。
“这是你写的？”苏晚问。
“我花了一个月写的。”沈予洲说，“从开学第一周开始，每天写到凌晨一两点。一开始只是想写出一个不一样的《小王子》，后来写着写着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她顿了一下，声音轻了下去，“因为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主角。在剧本里，玫瑰花可以说她想说的话，做她想做的事，可以跟着小王子走遍整个宇宙，可以在地球上和他一起看四十四次落。”
苏晚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慢慢地摩挲着，封面是硬壳的，深蓝色，贴着一张手写的标题——“小王子与玫瑰”。沈予洲的字迹很好看，和她的人一样，工整、精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感。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力透纸背，像是在和什么东西较劲。
“沈予洲，这个你留着。”苏晚把笔记本递回去，“你自己的心血，你自己保管。”
沈予洲没有接。她看着苏晚，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有一种苏晚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敌意，不是不甘，而是一种更沉重的东西，像是释然，又像是对某种“永远得不到”的接受。她站在那里，白色毛衣的领口空荡荡的，锁骨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你帮我保管。”沈予洲说，“如果我继续留着它，我会一直改下去，改到文化节结束，改到演出结束，改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帮我保管，我就没有机会改了。”
苏晚握着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感受到了它的重量。不是纸和墨的重量，是沈予洲放进去的那些时间、那些夜晚、那些无法说出口的话的重量。她在那些深夜里把自己变成了玫瑰花，把自己写进了小王子的故事里，然后发现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故事里的玫瑰花和小王子一起看了四十四次落，现实里的沈予洲只能一个人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写到凌晨两点。
苏晚把笔记本收进了书包，放在那个银色U盘的旁边。U盘里装的是沈予洲的过去，笔记本里装的是沈予洲的现在。两个东西并排躺在苏晚的书包里，像两个沉默的、等待被打开的信封，里面写满了苏晚没有义务知道的秘密。
“沈予洲，我有东西要给你。”苏晚从书包的另一个夹层里拿出一个保鲜盒，递给她。保鲜盒里是红烧鸡翅，不是今天做的，是昨晚做的，本来打算今天排练结束后给江屿当宵夜，但江屿说今天不想吃鸡翅，想吃红烧肉。苏晚就把鸡翅留下了，装在保鲜盒里，放在书包里背了一整天。
沈予洲看着那个保鲜盒，看了很久。她没有问“这是什么”，因为她闻到了味道——红烧鸡翅的酱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甜咸交织，浓郁但不腻人。她认出了这个味道，因为她曾经也有一个人会给她做便当。那个人不是妈妈，是宋苒。宋苒的厨艺很差，做的便当经常夹生，但她每天都做，每天都带两份，一份给自己，一份给沈予洲。沈予洲从来没有夸过她做的好吃，因为她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最好的朋友之间，不需要说谢谢。
沈予洲伸出手，接过了保鲜盒。她的手指在碰到保鲜盒边缘的时候微微抖了一下，然后握紧了。她把保鲜盒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易碎的、珍贵的、随时可能被抢走的东西。然后她转过身，快步走出了音乐教室。这一次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走得很快像是在逃离什么，她的步子很慢，慢到苏晚能从她的背影里看清她每一步的犹豫。
苏晚站在窗户边，看着沈予洲的背影穿过场，消失在宿舍楼的门口。宿舍楼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从窗格里透出来，把整栋楼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发光的蜂巢。沈予洲会回到她的宿舍，打开保鲜盒，用微波炉热一下那些鸡翅，然后一个人吃完。没有人会看到她吃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没有人会问她好不好吃，没有人会告诉她“骨头是酥的”。
苏晚转过身，发现江屿正站在钢琴旁边看着她。他手里拿着琴谱，已经收好了，书包也背好了，在等她走。他站在那里，安静地、耐心地、不带任何催促意味地等着，像一个已经等了很久但完全不介意再等一会儿的人。
“走吧。”苏晚说。
两个人走出音乐楼，走在梧桐大道上。树叶落得差不多了，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不再是清脆的咔嚓声，而是一种闷闷的、柔软的声响，像是踩在棉花上。苏晚低着头看那些落叶，发现有些叶子已经腐烂了，边缘变成了黑色，和泥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叶子哪个是土。
“江屿，你觉得沈予洲会变好吗？”
江屿沉默了很久。路灯在他们头顶亮着，橘黄色的光照亮了前面一小段路，更远的地方是一片模糊的、看不清的黑暗。“我不知道。”江屿说，“但我希望她会。不是因为我想和她和好，是因为她值得被原谅。不是被我原谅，是被她自己原谅。”
苏晚想起沈予洲给她的那本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她对自己的投射和期许。她在剧本里给了小王子四条道路、十八个星球、四十四个落、一朵会说“我随后就来”的玫瑰花，但她没有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在剧本之外，她把自己到了一个角落，面前是一堵墙，身后是她自己砌起来的砖。她出不去了，不是因为门被锁上了，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出去。
苏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江屿。“江屿，我有个想法。”
江屿看着她，等她继续说。
“文化节那天，我想请宋苒来看演出。”
江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苏晚注意到他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那是他在快速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他看着苏晚，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苏晚知道这个“好”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支持她的决定，意味着他相信她的判断，意味着不管这件事会引发什么后果，他会和她一起承担。这个字的分量和沈予洲的笔记本一样重，重到苏晚觉得自己肩上又加了重量，但这一次她不觉得沉。因为江屿的“好”不是一个负担，是一拐杖，在你走不动的时候撑住你。
苏晚拿出手机，给赵宇舟发了一条消息。
苏晚：“你知道宋苒现在在哪上学吗？”
赵宇舟秒回：“知道。城西中学。”
苏晚：“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赵宇舟：“有。你要嘛？”
苏晚看着赵宇舟最后这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方停了一下。她输入了几个字，删掉，又输入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复了好几次，最后打出了一行她确定自己不会后悔的话。
苏晚：“我想请她来看文化节演出。她应该看到沈予洲现在的样子。不是省城一中的沈予洲，是瘦了很多、会写到凌晨两点、把笔记本交给我保管的沈予洲。”
赵宇舟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苏晚以为他不会回复了。然后一条消息弹了出来。
赵宇舟：“好。我帮你联系她。但她愿不愿意来，我不能保证。”
苏晚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抬起头，月亮挂在天上，不是满月，只有一半，像被人咬了一口的月饼。她看着那半个月亮，觉得它和自己很像——不是完整的，但依然亮着。在黑暗中亮着，不需要谁允许，也不需要谁认可。它就在那里，从初一亏到十五，从十五盈到初一，周而复始，永远不会因为缺了一角就不再发光。
“走吧。”江屿说。
苏晚点了点头，跟上了他的脚步。梧桐大道走到尽头就是宿舍楼，宿舍楼的灯光从每一扇窗户里透出来，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有人在走廊上打电话，有人在窗户后面晃动，像皮影戏里的剪影。苏晚走到楼下的时候，从书包里拿出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沈予洲用工整的字迹写着一句话——“献给所有正在等待被驯养的人。”
苏晚在这行字的下面写了一行字：“你值得被驯养，也值得驯养别人。”然后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了书包里，和那个银色U盘、那片向葵花瓣、那片梧桐叶放在一起。它的旁边就是U盘，里面装着沈予洲最不堪的秘密；它的上面是向葵花瓣，那是苏晚和江屿最好的下午；它的下面是梧桐叶，那是江屿说“你捡叶子的时候很好看”的证据。一本笔记本，记录了一个人最美好的愿望，和一地最丑陋的真相。它们被放在同一个书包里，靠着彼此，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平行线，在同一个平面上各自延伸。
苏晚走上楼梯，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像往常一样透过窗户往外看了一眼。江屿还站在那里，和每一次一样。但这一次他没有低着头看手机，而是抬着头看着她的窗户。两个人的目光在夜空中交汇，像是两颗星星在银河的两端对望。距离很远，但光是看得见的。苏晚冲他挥了挥手，他冲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进了宿舍楼。
苏晚靠在走廊的墙上，闭上眼睛。她眼前出现的不是黑暗，而是一片向葵花田，金黄色的花盘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夕阳下燃烧着一天中最后的光。她站在花田中间，裙摆被风吹起来，头发被吹到脸上。江屿站在她身边，手里拿着那片她在梧桐大道上捡的叶子。沈予洲站在远处，手里拿着那个保鲜盒。宋苒不知道在哪里，但苏晚希望她在来城北中学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