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期一早上，方国强没有念我的补充材料。
早会在三号产线尽头开。陈国良站在传送带旁边，手里拿着一个硬盘外壳，翻来覆去地看。方国强站在他旁边，手里夹着一没点的烟。各条线的拉长围成半圈，我站在最边上。
陈国良把外壳放下。
“蔡老板的货，最近镀层厚度稳定了。全检的手法，方经理跟我汇报过了。飞行检查的建议，我也看了。”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和第一次在办公室见我时一样——从眼镜上方透出来，在我身上扫了一遍。
“建议是好的。时机不对。”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时机不对。在场的人也没有人问。早会散了。拉长们回到各自的产线上，传送带重新启动，电批重新嗡嗡响。方国强把那没点的烟夹回耳朵上，往质检室走。我跟在后面。
质检室里，百分表还压在那个外壳上。表针静止不动，指着一百二十微米的位置。
“你上周六回厚街了？”方国强突然问。
“回了。”
“见了谁？”
我犹豫了一下。“跛豪。”
方国强把耳朵上的烟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转。没有点。“他跟你说什么了？”
“说了蔡老板哥哥的事。虎门工业用地审批的事。”
方国强沉默了几秒钟。把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夹回耳朵上。“他连这个都知道。”他的语气不像惊讶，更像是确认。像是他早就知道跛豪知道，只是在确认跛豪会不会告诉我。
“陈锐。东莞这地方，每一件事背后都连着另一件事。蔡老板的电镀厂，连着虎门一块工业用地。虎门那块地，连着郑氏明年扩产的计划。郑氏扩产，连着香港郑老板在东南亚的布局。你看到的是一个缺口。陈国良看到的是一条线。郑老板看到的是一张网。”
他把百分表从外壳上取下来，测头轻轻抬起。表针归零。
“能看到缺口的人，能省钱。能看到线的人，能管事。能看到网的人——”他没有说下去。把百分表放进灰色绒布套子里，收进口袋。
“你先把缺口看透。网的事，以后再说。”
二
下午，陈国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不是行政楼的办公室。是三号厂房最里面那间，用玻璃隔出来的，比质检室大一倍。桌上摊着图纸、报表、供应商名录。墙上挂着一块白板，用马克笔画满了产线布局图。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深灰色工作服的领子翻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我认出来，是我写的周报和补充材料。周报在最上面，补充材料在下面，都用回形针别着。
“坐。”
我坐下。他拿起那几页纸，翻了翻。不是在看内容，之前已经看过了。翻纸的动作更像是在想事情。
“你写的这份补充材料，方经理给我看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把纸放下，“我问，这个陈锐，来郑氏多久了？”
“三个月。”
“三个月。一个三个月前还在打螺丝的人，能在电镀厂的挂具上看出两种颜色的马克笔，能从排班表上看出夜班电流密度的规律，能想到飞行检查。”
他靠在椅背上。眼镜后面的眼睛看着我，没有从上方透出来，是平视。
“方经理说，你眼睛毒。我说，不光是眼睛。眼睛毒的人多了。愿意星期六自己掏钱坐公交车去虎门，翻墙进供应商厂里看挂具的人，不多。”
他把补充材料翻到最后一页。那张我从虎门带回来的薄便签纸，纸薄得透光，背面的字迹从正面都能看见轮廓。
“飞行检查的建议，我今天早会上说时机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地。”
陈国良的眉毛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确认。和方国强听到跛豪名字时的表情一样。
“谁告诉你的？”
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追问。把便签纸放下，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白板上画着郑氏电子的产线布局图。三号厂房、五号厂房、仓库、质检中心。他用马克笔在虎门的方向画了一个圈。
“这块地，郑氏从去年就开始申请。工业用地，六十亩，打算建新厂区。审批卡在最后一个环节。审批人姓蔡。蔡老板的哥哥。”
他在圈的旁边写了几个字：时间换空间。
“郑老板的意思很明确。蔡老板的货，只要镀层厚度合格，就继续用。全检也好，筛选也好，那是他的成本。郑氏多付的钱，就当是地的利息。”
他把马克笔放下。
“等到地批下来。飞行检查，就可以飞了。”
三
那天晚上，马国良从深圳回来了。
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宿舍门推开的时候，他身后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领口松垮垮的，脸上带着坐了长途车之后的那种疲惫。
“老杨。富士康的老同事，现在在深圳做注塑模具。”马国良介绍。老杨朝我点了点头，在何志文的床边坐下。马国良从上铺拿下来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罐啤酒，还有一袋花生米。
“B股的事，老杨跟我看法一样。跌透了。”
他把啤酒分给大家。老杨接过啤酒，拉开拉环，喝了一大口。
“我九六年在深圳买了深发展的。买了以后跌了半年，老婆天天跟我吵。九七年香港回归前，一个月涨了三倍。”老杨把啤酒罐放在膝盖上，“卖了以后，老婆不吵了。但后来涨到了十倍。所以这回B股跌成这样，国良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知道——”
“知道什么？”何志文推了推眼镜。
“知道又有人要睡不着觉了。不是跌得睡不着，是涨得睡不着。”老杨笑了一下。不是得意的笑，是一种经历过的人才会有的、带着一点苦涩的笑。
马国良把花生米倒在一张报纸上。花生米的红皮碎屑粘在报纸的油墨上。
“老杨这次借了我五万。我自己攒了三万。一共八万。明天全部买进去。”
宿舍里安静了几秒钟。八万。马国良打了十年螺丝，攒了三万。老杨借了他五万。八万块钱，换成一万六千股深圳B股。
“你不怕继续跌？”何志文问。
“怕。”马国良剥了一颗花生，把花生米扔进嘴里，“但更怕涨的时候手里没有。”
收音机开着。节目已经结束了，换成了午夜音乐。一个女人用气声唱着老歌，旋律从铁架床之间穿过去，和花生米的咀嚼声混在一起。
我看着马国良。他的脸在台灯的侧光里，瘦长，颧骨很高。嘴角没有旧伤疤，但眼睛里有。不是看得见的伤疤，是一种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才会有的东西。方国强有，跛豪有，老杨有。现在我在马国良眼睛里也看到了。
四
夜里十一点，老杨走了。他明天一早还要回深圳。马国良送他下楼，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份报纸。
《深圳商报》。头版头条是深圳B股指数创年内新低。他把报纸摊在桌上，指着一行小字：B股平均市盈率跌破八倍。
“八倍。”他说，“一家公司一年赚一块钱，股价只要八块。全世界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
何志文凑过来看。圆框眼镜几乎贴到报纸上。“但你买的这只，净资产三块，股价一块二。市盈率多少？”
“四倍。”
何志文沉默了。他在心里算了一遍，又在计算器上按了一遍。四倍市盈率。一块二的股价，每股赚三毛。公司四年赚的钱就能买下自己的全部。
“如果股价不涨呢？”
“那就拿着。每年分红三毛。八万块一年分六千，比存银行强。”
马国良把报纸折好，放在枕头边。躺下来，手枕在脑后。“我在富士康的时候，见过一个台湾部。他在台湾买了一只，买了以后跌了三年。第四年，翻了三倍。有人问他，三年怎么熬过来的。他说，不看。”
他闭上眼睛。
“不看，就熬过来了。”
五
宿舍的灯关了。窗外的中央空调外机还在嗡嗡地响。何志文的呼吸声慢慢变均匀了。马国良的收音机没开，但他也没睡着。铁架床偶尔吱呀一声，是他在翻身。
我躺着，手枕在脑后。脑子里转着今天的三句话。
陈国良说：等到地批下来，飞行检查就可以飞了。方国强说：能看到缺口的人，能省钱。能看到线的人，能管事。马国良说：不看，就熬过来了。
我从枕头下面摸出那半截铅笔，又从牛仔包里翻出一张纸。不是入职意向书，是一张空白的信纸。忘了什么时候塞进去的，边角折了。把纸铺在床板上，借着窗外的灯光，写了一行字：
蔡老板——地——等。
又写了一行：缺口——线——网。
然后写了第三行：八万——四倍——不看。
三行字，歪歪扭扭的。把纸折好，塞回枕头下面。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明天，继续跟方国强学电镀工艺。继续看产线上的数字。等地批下来的时候，飞行检查的建议就会变成行动。等B股涨起来的时候，马国良的八万就会变成十六万、二十四万。等的时候，不能闲着。
窗外的夜空被远处厂房的灯光映成暗橙色。中央空调外机的嗡嗡声持续不断，像一条夜不停的河。
到长安第三个月。我学会了等。
六
凌晨三点，我被一阵声音惊醒。
不是中央空调。是马国良的收音机。他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声音调到了最小，贴在耳朵上。铁架床的缝隙透下来一线微弱的绿光，是收音机的调频指示灯。
他在听什么，我听不清。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和偶尔几个含混的词语。凌晨三点，没有节目，没有音乐。只有那种不知道从多远的地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信号。
绿光灭了。收音机关掉。铁架床吱呀一声。
然后安静了。
窗外的天空还是暗橙色的，没有星星。中央空调外机还在响。我闭上眼睛。
等地批下来。等B股涨起来。等攒够钱。等学会看网。
等的时候，不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