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7，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不是因为那天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东莞厚街土地的子。
从粤北山区坐大巴过来，整整颠了八个小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上堆着蛇皮袋和红白蓝编织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酸臭味。我抱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牛仔包，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的T恤、一条裤子、一双解放鞋，还有我妈塞进去的六个煮鸡蛋。
鸡蛋捂了一路，到厚街的时候已经碎了两个，蛋液渗出来，把T恤染得黄乎乎的。
我蹲在厚街汽车站的马路牙子上，用手把碎鸡蛋壳一点一点从包里抠出来，心疼得要命。旁边的摩的司机叼着烟看着我，用白话骂了一句：“痴线。”
我听不懂白话，但从他眼神里能看出来，他在笑我是个乡巴佬。
那时候的厚街车站，比我们县城的火车站还破。到处都是人，着五湖四海的口音。湖南话、四川话、广西话、江西话，混在一起像一锅乱炖。地上扔满了烟头、一次性饭盒，还有印着不可描述图案的小卡片。
我站起来，裤腿上沾着黄色的尘土。十八岁的我，一米七三的个子，瘦得像竹竿，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消净。
口袋里剩下一百八十三块钱。
富韵电子厂的招工启事，是我表哥托人从东莞带回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粉红色纸，上面印着：本厂生产电脑连接器，现大量招聘男女普工，年龄18-35岁，初中以上文化，包吃包住，月薪500-800元。
800块。
我在老家县城给人搬水泥，一个月才200。800块钱，够我妹妹交一年学费，够我妈少熬几个通宵给人缝衣服。
我攥着那张粉红色的纸，拦了一辆摩的。
“去富韵电子厂。”
“十蚊。”
我愣了一下，十块？在老家够吃三碗牛肉面了。但我还是爬上了后座。摩托车轰的一声窜出去，差点把我甩下来，我死死抓住后座的铁架子，指关节都捏白了。
厚街的街道比我想象中要热闹得多。到处都是厂房、出租屋、大排档。霓虹灯招牌一个挨着一个，即使是白天也亮着。街上走的全是年轻人，穿厂服的、穿T恤的，女孩子烫着卷发踩着松糕鞋，嘴唇涂得红红的。
厂房的外墙上贴着各种招工广告，有的用红纸写的，有的直接拿粉笔写在墙上：本厂急招注塑工、冲压工、装配工，女工优先，熟手待遇从优。
摩的师傅七拐八拐，在一排灰色的厂房前面停下来。
“到了。”
我付了十块钱，站在这排厂房面前。
富韵电子厂的招牌挂在一栋四层楼的楼顶，白色的铁皮牌子，红字写着“富韵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大门口有个保安亭，里面坐着个穿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正拿牙签剔牙。
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看样子都是来应聘的。
我排在队伍最后面，前面站着一个湖南口音的男人，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工装，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子都磨破了。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新来的？”
我点点头。
“叫啥？”
“陈锐。”
“湖南的？”
“粤北的。”
他哦了一声，从兜里掏出一皱巴巴的红梅烟点上：“我叫刘德富，湖南郴州的。之前在长安一个五金厂，老板跑路了，三个月工资没结到。”
他说话的时候，烟灰掉在工装上也不管，眼睛一直盯着保安亭的方向。
“这厂怎么样？”我问。
刘德富吸了口烟：“不知道，听说台湾老板开的，加班多。加班多好，多挣钱。”
队伍慢慢往前挪。前面偶尔有人从保安室出来，有的手里拿着一张表，表情松一口气；有的低着头快步往外走，嘴里骂骂咧咧。
轮到我和刘德富的时候，已经快下午四点了。
保安亭里坐着的不是保安，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烫着一头那时候流行的浪卷，眉毛纹得又细又弯，嘴唇涂成深红色。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领口别着一枚厂牌，上面写着“刘小梅，厂长秘书”。
“两个人？”她抬头扫了我们一眼，说的是带着湖南腔的普通话。
“对。”刘德富连忙点头。
“身份证拿出来。”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看我的脸：“陈锐，八二年生，十八岁。高中毕业？”
“读了高二。”
“那就是没毕业。”她在表格上写了几笔，“手伸出来。”
我愣了一下，把手伸过去。
她翻了翻我的手掌，看了看指肚上的茧子：“在家过农活？”
“过。”
“行，填表。去那边等着。”
我和刘德富被带到了厂房一楼的一个大房间。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几个人，每人面前摆着一张表格。一个戴着眼镜的瘦高男人走进来，自称是人事部的王主管，着台湾腔的普通话开始讲厂规。
“本厂包吃包住，宿舍八人间，水电费均摊。每天工作八小时，加班自愿，加班费按劳动法计算。每个月十号发工资，押半个月。”
下面有人低声议论。
王主管推了推眼镜：“有问题的可以现在提。”
没人吭声。
“好，填表。填完表去二楼体检。”
所谓的体检，就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拿听诊器在你口按两下，然后让你蹲下站起来三次，最后抽一管血。
“查乙肝。”刘德富小声跟我说，“有乙肝的不要。”
抽完血，天已经擦黑了。
我们被带到了宿舍楼。那是一栋五层的水泥楼，外墙刷着白灰，但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灰黄色。楼道里堆满了水桶和脸盆，墙壁上贴着各种小广告：办证、交友、代班。
宿舍在三楼，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屋子里塞了四张上下铺铁架床，住八个人。屋里弥漫着一股脚臭味和洗衣粉味混合的气息。地上到处是烟头，墙角堆着几双解放鞋，窗户上挂着一件晾着的厂服，还滴着水。
分给我的床位是上铺，靠门的位置。床板上铺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枕头的位置凹下去一个坑。
我把牛仔包扔到床上，站在窗口往下看。楼下是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两边全是出租屋和大排档。炒河粉的香味混着烧烤的烟飘上来，夹杂着大排档里划拳的吆喝声。
天完全黑下来了，东莞的夜才刚刚开始。
远处不知道哪个方向传来震耳的音乐声，咚咚咚的低音炮像是要把人的心脏震出来。楼下的巷子里，穿着短裙的女孩子踩着松糕鞋咯咯地走过，身后跟着吹口哨的男人。
我正看得出神，宿舍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胖子，二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皱巴巴的Polo衫，肚子把衣服撑得鼓鼓的。他脚上趿拉着一双人字拖，腰间别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啦响。
“新来的？”他拿眼睛扫了一圈，最后停在我和刘德富身上。
“对。”刘德富站起来，掏出一红梅递过去，“哥怎么称呼？”
胖子接过烟，别在耳朵上，没点：“叫我肥波就行。我是你们这条拉上的拉长。你们两个分到C拉，明天早上七点半打卡，别迟到。”
他说完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新来的规矩，第一个月交二十块卫生费给我，宿舍的垃圾总得有人收拾。”
门关上了。
刘德富看着我，低声说：“什么卫生费，就是收保护费。”
我没说话。
那一晚我躺在硬邦邦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头顶的光灯管早就坏了，有人接了一个的灯泡，昏黄的光照在天花板的水渍上，像一张模糊的地图。隔壁铺的呼噜声震天响，楼下巷子里大排档的炒菜声、划拳声、偶尔的吵架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四点。
我妈给我的六个鸡蛋还剩四个，碎掉的两个蛋黄已经在T恤上了。我把鸡蛋放在枕头边，闭着眼睛，想起临出门前我妈说的话。
“到了外面，少说话，多做事。该低头的时候低头，该忍的时候忍。攒够钱就回来。”
窗外的霓虹灯透过没有窗帘的玻璃照进来，把我的手掌映成红色。
我把手掌摊开，看着指肚上的茧子。
这双手打过谷子、搬过水泥、挖过红薯。
明天开始，这双手要打螺丝了。
半夜的时候，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吵嚷声。几个男人的吼叫，夹杂着什么东西被砸碎的声音。我爬起来往窗外看，巷子里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旁边围着四五个人在起哄。大排档的老板抄着锅铲站在门口，用白话骂了一句什么，砰地把门关上了。
对面出租屋三楼的窗户突然亮起灯，一个女人的身影映在窗帘上，正在穿衣服。几秒钟后灯灭了，一切重归黑暗。
东莞的夜晚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在为了什么而活着，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我重新躺回床上，把四个鸡蛋往里挪了挪，闭上眼睛。
明天要早起。
明天开始，我就是富韵电子厂的一名打螺丝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