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期天早上，我离开了富韵电子厂。
牛仔包装着来时的两件T恤、一条裤子，加上新买的那件老鹰印花T恤，和老周做的解放鞋。来的时候包里还有六个鸡蛋，现在鸡蛋没了，多了跛豪的名片和周敏给的那张入职意向书。
刘德富帮我拎着包送到厂门口。他今天穿了一件净的白衬衫，领口的黄渍用漂白水洗过，淡了很多，但还是隐约看得见一圈印子。
“到了长安给个信。”
“怎么给？”
“打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号码我写给你。”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背面写着一串数字。纸是从红梅烟盒上撕下来的，边缘还带着烟草碎末。我把纸折好，放进裤兜里。
“德富哥，长安见。”
“长安见。”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厚墩墩的，和肥波按在我肩膀上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然后他转身走回厂门，白衬衫的下摆被风吹起来一角。厂门上面的招牌，“富韵电子”四个红字在上午的阳光下亮得晃眼。漆掉了一块，“电”字的最后一笔还是缺着的。
我拦了一辆摩的。
“去长安镇。郑氏电子。”
“二十蚊。”
二十块。比我从厚街车站到富韵电子贵了一倍。我没有还价，把牛仔包抱在前，跨上后座。摩托车轰的一声窜出去，厚街的厂房和出租屋从两边往后退，风灌进耳朵里，呼呼地响。
二
长安镇比厚街大。
摩托车在工业区的道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两边全是厂房。不是厚街那种四五层的水泥楼，是大片的钢结构厂房，蓝色铁皮屋顶，白色墙面。厂门口的招牌一个比一个大，繁体字、简体字、英文，排成一行。资厂、台资厂、港资厂，还有本地人开的毛织厂和五金厂。
郑氏电子在一片新建的工业园里。大门是电动伸缩门，门卫室装着蓝色的玻璃幕墙。保安穿着统一的藏青色制服，口别着对讲机，腰带上挂着一黑色的橡胶警棍。
“找谁？”
“生产部陈国良经理。我是来报到的。”
保安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对讲机里传出一阵含混的声音。他放下对讲机，用下巴指了指大门里面。
“进去左拐，行政楼三楼。电梯坏了，走楼梯。”
行政楼的楼梯间里弥漫着新装修的味道。油漆味、胶水味、新家具的甲醛味混在一起，呛鼻子。墙上贴着各种标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标语是新的，红底白字，边角还没翘起来。
陈国良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平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工作服，口绣着“郑氏电子”四个红字。他正在看一份图纸，桌面上摊满了各种文件。
“陈经理。我是陈锐。周敏让我来报到的。”
他抬起头，目光从眼镜上方透出来，在我身上扫了一遍。扫过我的老鹰T恤，扫过我的解放鞋，扫过我手里那个鼓鼓囊囊的牛仔包。然后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
“周敏跟我说过你。富韵电子那个会听保险柜的。”
我没有说话。他的语气里没有夸奖的意思，也没有嘲讽，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你知道生产主管助理是什么的吗？”
“不知道。”
“就是什么都要。产线上缺人，你顶上。仓库里缺人，你顶上。质检缺人，你顶上。我不在的时候，你替我盯着。我挨骂的时候，你站在旁边听着。”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
“先三天。三天后你告诉我你不得了，我告诉你我要不要你。”
“行。”
他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个子比我高半个头，肩膀很宽，走路的时候工作服在背后绷出一条横褶。
“宿舍在园区最后面那栋楼。四人间。你先去放下东西，然后直接去三号厂房找产线经理，姓方，叫方国强。就说我让你去的。”
三
四人间比富韵的八人间大了一倍。
四张床，不是上下铺，是四张单独的单人床，靠墙摆着。床上的被褥是新的，叠得整整齐齐。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一个窗户，窗外能看见工业园的绿化带。空气里没有脚臭味和洗衣粉味，只有新被褥的棉花味。
我把牛仔包放在靠窗的那张床上。床板上贴着一张纸条：陈锐。名字用黑色马克笔写的，笔画很粗。
宿舍里已经住了两个人。一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正坐在床边看一本《电子元器件手册》。另一个三十来岁，瘦长脸，躺在上铺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粤语新闻。
年轻人看到我进来，放下书站起来。
“你也是新来的？我叫何志文，东莞理工毕业的，学电子的。昨天刚报到。”
他说话的时候，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亮的，带着那种刚从学校里出来的人特有的认真劲儿。
“陈锐。富韵电子过来的。”
“富韵？厚街那个做连接器的？”
“对。”
“我毕业设计做的就是连接器封装。”何志文眼睛更亮了，好像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共同点。
上铺的瘦长脸把收音机关了，探出头来。
“马国良。广西的。之前在深圳富士康过三年，上个月跳过来的。CNC机。”
他说话带着很重的广西口音，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实。
“富韵电子，听说老板跑路了？”
“跑了。”
马国良点了点头，像是听到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把头缩回去，收音机重新打开，粤语新闻变成了粤剧，咿咿呀呀地唱起来。
四
三号厂房比富韵的车间大得多。
几十条产线一字排开，传送带的哗啦声和电批的嗡嗡声混在一起，像一条声音的河。天花板上吊着一排排光灯，把整个厂房照得通亮，连地面的环氧树脂涂层反光都看得清清楚楚。
方国强在第三条产线的尽头等我。四十来岁，脸被车间里的光灯照得发白，穿着一件和工人一样的蓝色工作服，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截被机油染黑的手腕。
“新来的助理？”
“是。陈经理让我来的。”
他上下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和芳姐第一次看我的时候很像——不抱期待，也不带恶意，就是看一看，记住这张脸。
“打过螺丝？”
“打过。十天。”
“十天。那你还没学会打螺丝。”
他转身往产线里走，我跟在后面。传送带上的工件比富韵的连接器大得多，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外壳，上面有十几个螺丝孔。每个工位前坐着的工人，面前摆着两把电批，一把打粗牙螺丝，一把打细牙螺丝。
“郑氏做的是硬盘外壳。电脑硬盘，你知道吧？”
“知道。”
“这东西比连接器精密度高得多。螺丝孔的误差不能超过两丝。两丝，就是头发丝的五分之一。”
他在一个空工位前停下来。
“你今天先看。看别人怎么打。不准上手。”
五
我看了一整天。
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除了中午吃饭的四十分钟，我一直站在产线边上，看工人打螺丝。方国强没有给我派任何活，也没有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偶尔从产线那头走过来，在我身后站一会儿，然后走开。
硬盘外壳的螺丝比连接器的螺丝小得多，螺帽只有芝麻粒大小。电批头对准螺帽的时候，手稍微抖一下就会滑开。但产线上的工人手不抖。他们的手腕像被固定在一个看不见的轨道上，拿起、对准、压下、放下，每一个动作都分毫不差。
速度比C拉最快的人还要快三分之一。
晚上回到宿舍，何志文正在写笔记。他面前摊着那本《电子元器件手册》，还有一个硬皮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今天怎么样？”他问。
“站了一天。不让上手。”
“正常。我刚来富士康实习的时候，前三天也不让碰机器。就是看。”
马国良从上铺探下头。
“让你看是好事。看都不让看，那才叫不要你。”
他把收音机调低了一点。粤剧唱完了，换成了一个讲的节目。主持人用粤语说着恒生指数的涨跌，中间夹杂着几句“红筹股”、“蓝筹股”。
“你买？”何志文问。
“买一点。深圳B股。”马国良翻了个身，铁架床吱呀响了一声，“去年涨了。今年又跌回去了。”
“跌了多少？”
“一半。”
何志文倒吸了一口气。马国良的语气却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股市嘛，有涨有跌。跟打工一样，这个厂倒了换那个厂。只要人不倒，总有翻身的时候。”
收音机里，主持人开始念一串数字。恒生指数，国企指数，红筹指数。马国良闭着眼睛听着，手指在床沿上跟着数字的节奏轻轻敲打。
我躺在靠窗的床上，看着天花板。长安的夜晚比厚街安静。工业园里没有大排档，没有霓虹灯，没有《海阔天空》。只有远处厂房顶上亮着的招牌，和中央空调外机低沉的嗡嗡声。
六
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我到了三号厂房。
方国强已经在产线上走了一圈。他手里拿着一把游标卡尺，每隔几个工位就停下来，从传送带上拿起一个成品，卡一下尺寸。量完放回去，继续走。
看到我，他把游标卡尺收进工作服口袋里。
“今天还是看。”
“是。”
这一看，又看了一天。
但第二天和第一天不一样。我开始注意到一些昨天没注意的东西。比如第三工位的女工打螺丝的时候，手腕往外撇的角度比旁边工位的大一些，因为她左手拇指有一道旧伤疤，握工件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比如第七工位的男工，每隔二十分钟就会停下来活动一下手指，因为他的中指去年被冲床压过，弯不到底。
比如方国强。
他看起来只是在产线上走来走去，但他每次停下来量尺寸的位置，都是前一天出现过次品的工位。他不看报表，不需要人告诉他哪里出过问题。他自己记得。
晚上，我在宿舍里把看到的这些记在一张纸上。没有笔记本，用的是周敏给的那份入职意向书的背面。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的。
何志文凑过来看了一眼。
“你记这些什么？”
“不知道。先记着。”
马国良从上铺垂下一只手，从我手里把那张纸抽了上去。他看了一会儿，又递下来。
“你看得挺细。”
他把收音机换了个台。沙沙的电流声里，一个女人用普通话播报着深圳的天气。明天，多云转晴，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方国强是郑氏从富士康挖过来的。”马国良的声音从上铺传下来，被铁架床的木板隔了一层，“他在富士康了八年，从普工做到产线经理。初中文化，不会看图纸，但他用手摸一下工件，就知道公差超没超。”
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播完了，换成了晚间新闻。
“这种人在东莞，比大学生值钱。”
何志文推了推圆框眼镜，没说话。
七
第三天，方国强让我上手了。
不是打螺丝。
“你，去仓库领料。三号线明天要用的M2.5细牙螺丝，二十盒。领料单找陈经理签字。”
他把一张领料单递给我，上面写满了物料编号。那些编号像是一串串密码，字母和数字混在一起，看不懂。
“仓库在园区西边。领料的时候对清楚编号，错一个数字，回来的螺丝就对不上螺孔。”
仓库比富韵的大了不止一倍。十几排货架从地面一直码到天花板，每个货架上都贴着编号。管仓库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本地女人，穿着和工人一样的蓝色工作服，头发烫成小卷，染得漆黑。她接过领料单，戴上老花镜，一个编号一个编号地对。
“M2.5细牙。二十盒。”
她推过来一辆手推车，上面码着二十个棕色的小纸盒。每个纸盒上贴着一张标签，印着物料编号。
“点清楚。出了仓库不认。”
我蹲下来，一盒一盒地点。不是怕少，是方国强说的——错一个数字，回去的螺丝就对不上螺孔。
点完最后一盒，我推着手推车往回走。经过仓库门口的时候，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旧报纸。报纸是去年十二月的，头版头条写着“澳门回归祖国”。报纸下面，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正蹲着抽烟。他看到我推着车出来，把烟头在地上摁灭。
“新来的？”
“是。”
“富韵过来的那个？”
“是。”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三十五六岁，脸被太阳晒得黑红，嘴角有一道旧伤疤。
“我姓郑。郑建国。大家都叫我建哥。仓库后面那片地，归我管。”
他伸出一只手。手掌上全是老茧，虎口的茧子最厚。我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像一把钳子。
“在东莞，有什么事摆不平，来找我。”
他说完转身走回仓库后面。那道旧伤疤在他嘴角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不是。
我推着手推车往回走。手推车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二十盒M2.5细牙螺丝在车上轻轻晃动，发出细密的沙沙声。
到三号厂房门口的时候，方国强站在那里。他看了一眼手推车上的纸盒，又看了一眼我。
“点过了？”
“点过了。一盒不少。”
他点了点头。然后把游标卡尺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
“明天开始，跟我量尺寸。”
我接过那把游标卡尺。金属的，沉甸甸的，手柄上被握得发亮。
到长安第三天。
方国强把他的游标卡尺递给了我。
这把尺子，他握了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