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完工资的第二天,富韵电子厂照常开工了。
传送带在早上七点半准时启动,电批的嗡嗡声填满车间。两百多个工人坐在各自的工位上,打螺丝的打螺丝,质检的质检,打包的打包。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肥波的工位还空着。王主管的办公室门关着,磨砂玻璃后面黑漆漆的。仓库后门那块被掰弯的铁皮虽然被敲回去了,但敲的人手艺不行,铁皮鼓起一个大包,像人脸上被打肿的一块。
中午吃饭的时候,食堂里的声音比平时大了很多。不是吵,是说话。每个人都在说话,说林振堂,说王主管,说昨晚仓库里的事。说到我的时候,目光从四面八方飘过来,在我身上停一下,又移开。
刘德富把他盘子里的红烧肉夹了一块给我。
“吃。阿珍帮我多打了一份。”
那块肉肥的多瘦的少,皮上还带着没拔净的猪毛。我咬了一口,油从嘴角溢出来。
“阿锐,你说林老板还会回来吗?”
“不会。”
“那厂子怎么办?”
我没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老板跑了,台跑了,主管跑了。富韵电子现在就像一个没了舵的船,漂在东莞厚街的工业区里。船上有两百多个工人,一个还没跑的女秘书,和一个从香港来的女审计师。
吃完饭回车间的路上,我经过办公区。秘书室的门开着,阿May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她的头发又盘起来了,白衬衫换了一件新的,肩膀上没有破口。手里拿着电话听筒,正在跟什么人说话。
“对,今天下午……好,我在厂里等。”
她挂了电话,抬头看见我。
“周敏下午来。”
“审计不是做完了吗?”
“审计做完了。接管还没开始。”
她拿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杯子上“富韵电子,再创辉煌”八个字,红漆又掉了一块,剩下“富韵电”三个字还完整。
“郑老板的意思,富韵电子现有的订单要完成,不能违约。但完成之后怎么办,他没说。”
“那王主管呢?”
阿May放下杯子,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是那张昨晚粗嗓门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厚街镇涌口村的一个门牌号。
“我今天早上打电话到涌口村委问过了。这个地址是一个出租屋,租户叫王德发。租了三个月,昨天退了租。”
“跑了?”
“跑了。”
她把纸条拿回来,对折,又对折,折成指甲盖大小的一个方块,扔进搪瓷杯里。纸块浮在水面上,慢慢被浸透,沉下去。
“王主管是本地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厚街老家在哪里,厂里老人都知道。但他现在不会回去。保险柜里的钱没了,他雇的人反了水,他知道厂里几百双眼睛盯着他。短时间内,他不会露面。”
“那十万工资备用金的事——”
“郑老板认了。”
我愣了一下。
“认了?”
“周敏昨晚打电话到香港请示过。郑老板说,工资是工人应得的,这笔钱算他垫付。等接管程序走完,从资产里扣。”
我沉默了。香港郑老板,我连面都没见过。但这个人做事的风格,和他手下的周敏一样——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不欠别人的,也不让别人欠他的。
“所以富韵电子现在是郑老板的了?”
阿May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车间的方向。传送带的哗啦声从楼下传上来,隔着水泥楼板,变得闷闷的。
“陈锐,你知道林振堂当年为什么来东莞开厂吗?”
“不知道。”
“因为便宜。九六年的时候,厚街的地便宜,水电便宜,工人便宜。他算过一笔账,在台湾生产一个连接器的成本,在东莞只要三分之一。”
她转过头看着我。
“现在不一样了。地价涨了,水电涨了,工资也涨了。郑老板是做电子元器件的,他不缺工厂。他缺的是订单渠道。富韵电子的客户名单,比这几条产线值钱得多。”
我好像听懂了。
“你是说,郑老板不会继续开这个厂?”
阿May没有回答。但她的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二
下午三点,周敏来了。
还是那套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金边眼镜,短发。但今天她一个人来的,没带那两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角磨得发白。
会议室里只有三个人。周敏,阿May,我。
“郑总已经决定了。”周敏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繁体中文,抬头印着“郑氏电子有限公司”的字样。“富韵电子的现有订单,由郑氏电子接手完成。完成之后,富韵电子正式并入郑氏电子在东莞的供应链体系。厂区设备进行评估后处置。”
她顿了顿。
“至于人员,产线工人由郑氏电子统一安排,优先转入郑氏在长安的新厂。管理层重新面试。”
阿May的手指在桌沿上敲了一下。
“什么叫重新面试?”
“就是所有人重新投简历,重新面,重新定岗定薪。”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我在这里待了两年。”阿May的声音很平,“林振堂跑的时候,是我稳住了工人。王主管做手脚,是我发现的。保险柜里的钱,是我带人守住的。”
“我知道。”周敏的声音也很平,“郑总也知道。所以你的面试,他亲自面。”
阿May的手指停在桌沿上,不动了。
周敏转向我。
“陈锐。郑总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一个打螺丝的,能听出保险柜密码,能看出账本里的涂改,能拖住三个人等到救兵来——不应该只打螺丝。”
她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长安新厂需要一个生产主管助理。不打卡,不定岗,先跟着产线经理学三个月。三个月后,能胜任就留下,不能胜任——”
“回去打螺丝。”我接上她的话。
周敏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跟聪明人说话不费劲”的表情。
“基本工资八百,绩效另算。包吃住,单间宿舍。”
八百。比我现在多三百多。单间宿舍。不用跟七个人挤。我的目光落在那份文件上,繁体字从右往左排,最上面一行写着“郑氏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入职意向书”。
“什么时候报到?”
“下周一。长安镇,到了打这个电话。”
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名片。白底黑字,上面印着“郑氏电子,生产部,陈国良”,一个手机号码。
我把文件和名片收好。纸张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
周敏合上公文包,站起来。深蓝色西装的下摆碰到会议桌的边缘。
“交接工作还需要一周。这一周,刘秘书辛苦一下。工资郑总会按天结算。”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对了。王德发昨天晚上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拦住了。”
阿May猛地抬起头。
“他带着三箱富韵电子的成品连接器,想从罗湖过关去香港。报关单是假的,被海关查出来了。现在人在罗湖派出所。”
周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刚才说“重新面试”一模一样。
“派出所从他身上搜出一串钥匙。其中一把,是王主管在厚街老家的房门钥匙。”
她拉开门,走了出去。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三
周敏走后,阿May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车间里传来下班铃响的声音,传送带停了,电批停了。工人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从走廊里涌过去,渐渐散尽。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富韵电子的招牌在暮色里亮起来。白色的铁皮牌子,红字。漆掉了一块,“电”字的最后一笔缺了一个角。霓虹灯管沿着招牌的边框走了一圈,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红色的光一闪一闪的。
“王主管在厚街的地址,我知道。”
她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被玻璃反弹了一下,听起来有点发闷。
“涌口村西边,一栋三层的自建房。他老婆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他老婆在涌口市场卖菜,每天早上五点钟出摊。”
我看着她。暮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整个人笼在一个灰蓝色的轮廓里。浪卷发盘在脑后,发夹别得紧紧的,一碎头发都没有掉出来。
“你要去?”
她转过身。
“我不去。我只是告诉你。”
“为什么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走回会议桌前,把周敏留下的文件整理好,对齐边角。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借这些琐碎的动作,把什么东西压下去。
“王德发带的那三箱货,不是他一个人能搬出仓库的。王主管一定在背后。王德发现在在派出所,他为了自保,一定会把王主管供出来。王主管跑不掉了。”
她把整理好的文件放进一个塑料文件夹里。
“我恨他。恨他掏空了这个厂,恨他差点让两百多人拿不到工资,恨他让我这两年变成了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她把文件夹合上。啪的一声,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格外清脆。
“但我不想去找他老婆。他老婆没做错什么。”
她把文件夹夹在腋下,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
“陈锐,你下周去长安?”
“去。”
“那周六晚上,老地方。你欠我那顿,该还了。”
她走出会议室。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的招牌。霓虹灯管一闪一闪的,红色的光把“富韵电子”四个残缺的字映在夜色里。
四
晚上,宿舍里比平时热闹。
刘德富把从录像店租来的《赌神》塞进VCD机,几个人挤在下铺看。周润发在屏幕里甩出同花顺的时候,阿光激动得把床板拍得嘭嘭响。老赵坐在角落里,借着电视机的光缝补一件磨破了袖口的厂服,针脚歪歪扭扭的。
“阿锐,听说你要去长安?”刘德富眼睛盯着屏幕问我。
“嗯。郑氏电子,生产主管助理。”
“,升官了。”
“助理。就是打杂的。”
“那也是助理。不用打螺丝了。”
屏幕上,周润发赢了牌,把筹码搂到面前。阿光又拍了一下床板。
“德富哥,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刘德富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了我一眼,又移回去。
“能怎么办。郑氏不是说了优先转入吗,我去长安。继续打螺丝。”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事。屏幕上,周润发的对手把底牌翻开,全场哗然。刘德富往嘴里扔了一颗花生米,嚼得咯嘣响。
“我妈上个月打电话来,说村里有人在县城买了房。十万块钱,一百二十平方。”
他又扔了一颗花生米。
“十万块。我一个月寄五百回去,一年六千。十年六万。等我攒够十万,县城的房子估计涨到二十万了。”
屏幕上开始滚动片尾字幕。阿光站起来去换碟,蹲在VCD机前面翻找,嘴里哼着《赌神》的主题曲。
我躺在床上,手枕在脑后。窗外的霓虹灯光照在天花板上,水渍的形状像一张模糊的地图。隔壁铺的呼噜声还没响起,刘德富今晚难得还没睡。
“阿锐。”
“嗯。”
“你在C拉待了十天。这十天里,你看出账本有问题,看出保险柜密码,看出王主管做手脚。我在这儿待了四年,什么都没看出来。”
他的声音从下铺传上来,被铁架床的木板隔了一层,闷闷的。
“不是我没你聪明。是我从来不往那方面看。”
沉默了一会儿。楼下大排档的炒菜声从窗户飘进来,夹杂着一声短促的女人的笑。
“德富哥。”
“嗯。”
“长安的新厂,听说宿舍是四人间。到时候咱们申请一间。”
下铺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一声很轻的笑。
“行。”
五
周六晚上,老地方大排档。
阿May比我先到。她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放着两瓶珠江纯生,一瓶已经开了一半。桌上摆着一盘炒河粉,一盘炒田螺,两副碗筷。
她今天没有化妆。浪卷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只卡通猫,猫的眼睛是两颗蓝色的扣子缝上去的。脚上是人字拖,脚趾甲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掉了大半,斑斑驳驳的。
“坐。”
我坐下。她拿起那瓶没开的啤酒,用牙齿咬开瓶盖,递给我。瓶口有一圈浅浅的口红印——她虽然没化妆,但还是涂了口红。那种偏暗的红。
“今晚我请。”我说。
“当然你请。欠了一周了。”
她拿起自己的酒瓶,碰了一下我的。玻璃碰撞的声音很脆。
炒河粉还是那个味道。酱油的咸,豆芽的甜,牛肉的香。田螺炒得很辣,吃几个就得喝一口啤酒,嘴唇被辣得发麻。
我们吃了很久,没说几句话。大排档的帆布棚子被风吹得啪啪响,头顶的灯泡晃来晃去,光影在阿May脸上摇摇晃晃的。
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
“我下周不回富韵了。”
“去哪儿?”
“深圳。龙华。一个老乡开的电子厂,让我去做行政主管。”
她拿起啤酒瓶喝了一口,泡沫沾在上嘴唇上,拿手背擦了一下。
“郑老板的面试,我没去。”
“为什么?”
她看着手里的啤酒瓶。珠江纯生的标签被水浸湿了,蓝色褪成浅蓝。
“周敏说的对,富韵电子值钱的是客户名单,不是这几条产线。林振堂跑了,王主管跑了,客户名单在周敏手里。我去郑氏,不过是换一个厂继续做秘书。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还是在做秘书。”
她把啤酒瓶放下。
“我不想再做秘书了。”
大排档外面,厚街的夜晚照常热闹。摩托车从巷子里窜过去,尾灯拖出一道红光。租碟店门口的音响换了碟,放的是《千千阙歌》。阿May跟着旋律轻轻哼了两句,声音很低,被炒菜声盖住了大半。
“你在深圳待过吗?”我问。
“没有。但我老乡说,龙华比厚街大,工厂比厚街多,机会也比厚街多。”
她拿起一颗田螺,用牙签挑出肉,蘸了蘸盘子底的酱汁。手指上沾满了红油。
“陈锐,你说人为什么要来东莞?”
“挣钱。”
“挣完钱呢?”
我没回答。
她把田螺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我以前觉得,挣够钱就回老家,开个小店,找个老实人结婚。后来发现,钱永远挣不够,老家永远回不去,老实人也不一定老实。”
她用纸巾擦了擦手指,一一地擦。
“所以我想换个地方。也许深圳不一样。”
她把纸巾揉成一团,扔在桌上。纸团在桌面滚了一小段,停在炒河粉的盘子边上。
“你呢?你想过去哪里吗?”
“没有。”我说,“我到东莞才十天。”
她笑了。不是之前那种带着好玩意味的笑,是一种“是啊,我怎么忘了”的笑。
“十天。才十天。我怎么觉得你来了很久似的。”
她端起啤酒瓶。
“长安离深圳不远。到时候我去找你,你请我吃饭。”
“行。”
两只啤酒瓶碰在一起。玻璃的声音在东莞的夜晚里,清脆,短促,像一颗螺丝打在孔里,正了。
六
那天晚上,我和阿May在老地方大排档坐到很晚。
帆布棚子外面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大排档的炒菜师傅关了火,铁锅扣在灶台上。隔壁桌的醉汉被朋友架走了,巷子里安静下来。
阿May喝完了最后一瓶啤酒,瓶底朝天放在桌上。
“陈锐。”
“嗯。”
“你以后要是发达了,别忘了老地方。”
“不会。”
她站起来,人字拖啪嗒啪嗒地走出帆布棚子。马尾辫在背后晃了晃,消失在巷子里的黑暗中。
我一个人坐在桌前,看着桌上的空盘子、空酒瓶、揉成一团的纸巾。
炒河粉的盘子底还剩一点油,红亮亮的。阿May吃过的田螺壳堆成一小堆,壳上沾着酱汁。她用过的牙签折成了两截,放在盘子边上。
我把账结了。老板娘是一个胖胖的本地女人,围裙上沾着油渍,找零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
“那个湖南妹子,不来了?”
“她要去深圳了。”
老板娘哦了一声,把零钱递给我。
“常来啊。”
我走出大排档。厚街的夜晚深了,霓虹灯大半灭了,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水泥路面上。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从东莞东站的方向飘过来。
我往宿舍走。兜里揣着四百八十块钱的工资,和一张去长安的入职意向书。
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老地方大排档的帆布棚子还支在那里,老板娘正在收桌椅。她把折叠桌一张一张地叠起来,靠在墙边。炒菜的灶台已经熄了火,铁锅反扣着,锅底的黑灰在路灯下泛着暗光。
我到东莞第十一天。
明天是星期天。后天,星期一。我要去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