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早上七点，闹钟没响。
我是被刘德富推醒的。
“阿锐，迟到了！”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脑袋撞在上铺的铁架子上，疼得眼冒金星。顾不上揉，跳下床套上昨天发的厂服，趿拉着解放鞋就往外跑。厂服是淡蓝色的，前印着“富韵电子”四个红字，布料粗糙得扎人。
车间在厂房的二楼。我和刘德富跑上去的时候，门口已经站了一个人。
肥波。
他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把游标卡尺，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掌心。看到我们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慢悠悠地抬起手腕看了一眼电子表——那时候流行的那种黑色塑料电子表，按一下会亮灯的那种。
“七点三十四分。”
他把卡尺往门框上一横，拦住我们。
“第一天就迟到，你们两个挺有种啊。”
刘德富连忙赔笑：“波哥，对不住对不住，昨天太累了睡过头了——”
“我问你了吗？”
肥波看都没看刘德富，眼睛盯着我。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市场上掂量猪肉够不够秤的贩子。
“你呢？你什么理由？”
我攥了攥拳头，忍住了。
我妈说的话在脑子里转了一圈：该低头的时候低头。
“没理由。波哥，我认罚。”
肥波盯了我几秒钟，忽然咧嘴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比不笑还让人不舒服，露出一颗镶了一半的银牙，在车间光灯下闪了一下。
“行，认罚就好。你们两个，今天的工时扣一个小时，算迟到。”
刘德富急了：“波哥，迟到也就四分钟——”
“四分钟不是时间？”肥波把卡尺收回来，往腰间一别，“在产线上，四分钟够一台机器出几百个废品。不服你去跟王主管说，看他理不理你。”
刘德富不吭声了。
肥波转身往车间里走，那串钥匙在屁股后面哗啦啦地响。走了两步，又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话：“C拉在左手边第三排，去领物料。”
二
C拉，就是C生产线。
一条拉大概十五米长，中间是传送带，两边坐着工人。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套工具：一把电批、一盒螺丝、几个待装配的塑料件。传送带以固定的速度往前送料，工人的手要跟上它的节奏，把螺丝打进指定的孔里。
快一秒不行，慢一秒更不行。
领班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大家叫她芳姐，四川人，脸瘦瘦的，颧骨很高。她把我领到一个空位子上，从脚边的物料箱里抓了一把螺丝钉放在我面前。
“新来的？”
“对。”
“以前打过螺丝没？”
“没有。”
她没说什么，拿起电批给我演示了一遍。电批是那种老式的，连着一条弹簧挂在上方的滑轨上，拿起来的时候会发出“嗡”的一声。她把一个塑料件放在夹具上，电批头对准螺丝孔，手腕轻轻一压，“咔嚓”一声，螺丝就打进去了。
“看到没？手腕要稳，力道要匀。打太紧会滑牙，打太松过不了质检。你先试试。”
她把电批递给我。
我接过来，学着她的样子对准螺丝孔，手腕往下一压。
“咔嚓。”
螺丝歪了。
芳姐把塑料件拿起来看了一眼：“滑牙了，报废。这个从你工资里扣，一个三毛钱。”
我愣住了。三毛钱。我在老家吃一碗素面才一块五。
“愣什么？继续。”
第二个，歪了。
第三个，也歪了。
芳姐叹了口气，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腕：“你力道太大了。这玩意儿不是锄头，不需要蛮力。感受一下，电批的扭力到的时候手会感觉到震一下，震那一下就收力。”
她的手瘦但很有劲，握着我的手腕往上提了一下。
“再来。”
第四个，“咔嚓”，正了。
第五个，又歪了。
到中午十二点铃响的时候，我打了三百多个螺丝，废了二十几个。算下来，一天工资还没挣到，先欠了厂里七块多。
三
食堂在厂房的负一层，其实就是个地下室。
里面又闷又热，弥漫着一股炒菜的大锅气和洗洁精的味道。排队打了饭，一个不锈钢托盘分成四个格子：一格米饭，一格炒包菜，一格水煮黄豆，还有一格飘着两片肥肉。
我端着托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刘德富也端着他的盘子坐过来。
“第一天都这样，”他一边扒饭一边说，“我当年在长安五金厂，头三天废了五十多块钱的料，被工头骂了三天。”
“后来呢？”
“后来？后来熟了就好了。打螺丝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就是个熟练工。满一个月，闭着眼睛都能打正。”
他吃饭很快，像是怕有人跟他抢似的，三下两下就把米饭扫光了，然后拿筷子在那格飘着肥肉的汤汁里蘸了蘸，拌着最后一口饭吃了。
吃完饭有半小时休息时间。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车间外面的走廊上，抽烟的抽烟，靠着墙打盹的打盹。走廊的水泥地面上到处是烟头和槟榔渣，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告示：禁止在工作区域吸烟，违者罚款五十元。告示的正下方，肥波正叼着一烟，和两个老工人蹲在一起。
他看到我，招了招手。
“阿锐，过来。”
我走过去。
肥波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递给我：“抽一？”
“我不抽烟。”
“不抽烟好啊，省钱。”他把那烟别回烟盒里，吸了一口自己的，吐出一个烟圈，“打螺丝打得怎么样？”
“废了二十几个。”
蹲在旁边的一个老工人嘿嘿笑了两声。这人看起来三十出头，瘦得跟猴似的，一双眼睛却亮得很。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厂服，袖口磨破了，露出发黄的棉花。
“新人都这样，”肥波弹了弹烟灰，“不过我有个法子，能让你进步快点。”
我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下班后来找我，我教你。”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那串钥匙又哗啦啦响了一阵。
“对了，”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晚上带二十块钱。”
四
下午的产线上，我的手感开始有了点变化。
不是突然变厉害了，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手和电批之间有了某种默契。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力，什么时候该收力。螺丝打进去的角度歪不歪，手腕能在半途中感觉到，然后下意识地调整。
废品率降下来了。
从一小时废七八个，降到四五个，再降到两三个。
芳姐从旁边走过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眼我的物料盒。她没说话，但脸上那种一直绷着的表情松动了一点。
“手腕放软，”她丢下一句话，“你现在的问题是手腕太僵。放松了反而能打正。”
我照她说的做。
果然好了一些。
到下午五点半铃响的时候，我一天打了将近八百个螺丝。废品率最后两个小时只废了三个。按这个速度，明天就能把今天的罚款赚回来。
下班的时候，刘德富凑过来，压低声音问：“肥波让你晚上去找他？”
“嗯。”
“带上我。”
“他说让你去了？”
刘德富舔了舔嘴唇：“我打听过了，肥波每天晚上在宿舍三楼的活动室开局。厂里好多人在那儿玩。你一个人去容易吃亏，咱俩一起有个照应。”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五
晚上八点，三楼活动室。
说是活动室，其实就是一间腾空了的宿舍。里面摆了一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墙角堆着几个空的纯净水桶。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白得刺眼。
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人。
肥波坐在桌子正中间，面前放着一副扑克牌。他换了一身衣服，一件黑色的T恤，口的标志印的是一只豹子头。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两条肉乎乎的胳膊。
看到我们进来，他笑了，那颗银牙又闪了一下。
“来了？坐。”
我和刘德富在桌子对面坐下。
肥波拿起扑克牌，熟练地洗了一遍。他的手虽然胖，但洗牌的动作出奇地灵活，牌在他手指间翻飞，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洗完了，把牌往桌上一放。
“玩什么？”旁边一个老工人问。
“扎金花，”肥波说，“简单，新来的也能学会。”
他看了我一眼。
“阿锐，带钱了没？”
我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压在桌上。
二十块。我口袋里总共还剩一百五十多块。这二十块，是接下来两天的饭钱。
肥波点点头，开始发牌。
第一把，我拿到的牌是一对K加一张杂牌。在扎金花里不算大，但也不算小。
肥波看了一眼自己的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跟不跟？”
我犹豫了几秒钟：“跟。”
“跟多少？”
“一块。”
肥波笑了，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笑容又浮上来：“一块？阿锐，出来玩就别这么小家子气。五块起。”
我咬了咬牙：“五块。”
旁边的人陆续弃牌。最后只剩下我和肥波。
他把自己的牌翻开：一对A加一张杂牌。
刚好比我大一级。
我输了五块。
第二把，我的牌更差，直接弃了。
第三把，我拿了一个小顺子。这回我有信心了，跟了三轮。结果肥波翻开牌，是同花。
又输十五块。
前后不到二十分钟，二十块钱全进了肥波面前的那个铁盒子。
刘德富在旁边坐不住了，拉了拉我的袖子：“阿锐，走吧。”
我盯着肥波面前那堆皱巴巴的钞票，又看看他洗牌的手。那双手洗牌的时候，小指有一个很轻微的动作——不仔细看本注意不到。
但我注意到了。
在老家的时候，镇上有一个瘸腿的老头，年轻时候在外面跑江湖，老了回村养老。他没事就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一个人玩扑克牌。我小时候蹲在旁边看，他偶尔会教我两手。
“看人玩牌，别看牌，看手。”老头说过这句话。
肥波的小指，在洗牌的时候轻轻勾了一下底牌的位置。
这个动作，和瘸腿老头演示给我看的一模一样。
我站起来的动作做了一半，又坐了回去。
肥波抬头看我，眼里闪过一丝意外。
“怎么，还想玩？”
“想。”
“你还有钱吗？”
我从口袋里又摸出二十块钱。这是明天的饭钱。妈的那句话又在我脑子里转，但我把它压下去了。
该低头的时候低头。
但现在，我不想低头了。
“波哥，这回咱们换个玩法，”我把二十块钱压在桌上，“我来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