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锹的木柄贴着掌心，粗糙的纹路磨得指腹发烫。我扛着它往地里走，脚底踩的是土路，坑洼不平，每一步都像在跟大地较劲。风从山口灌进来，吹得裤腿哗啦响，也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压了下去。
可就在刚才那一瞬，我分明看见了另一条路——不是这村里的黄泥道，而是水泥浇筑的桥面，车灯连成河，人影晃动，高楼扎进云里。那地方叫北京，我待了三年。
我不是没想过留在那儿。
那天晚上，我坐在天桥边上，背包搁脚边，屁股底下是冰凉的水泥板。风吹得脑门生疼，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还是挡不住寒气往脖子里钻。手里捏着一张纸，白底黑字，盖着红章，“辞退通知”四个字印得特别清楚，下面一行小字写着：“因行为过激，影响恶劣，经公司研究决定，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我盯着“行为过激”四个字看了十分钟。想笑，又觉得嗓子眼堵。
三天前的事儿还跟放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转。我在小区东门站岗，穿的是那身深蓝保安服，肩上别着编号037。几年前脱下军装时，班长说：“强子，你这身骨头，到哪儿都得站直。”我就记住了，哪怕当个保安，也得站出个兵样来。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一辆出租车歪歪扭扭开进小区大门。司机摇下车窗喊：“有人喝多了，送错地方了！”副驾门一开，一个男人滚下来，满身酒味，领带歪着，嘴里骂着脏话。他看也不看我就往里冲，我伸手拦：“先生，请出示业主卡。”
他回头瞪我一眼，突然抬脚踹我口。我没躲，顺势抓住他手腕往下压，一个背摔把他按在地上。他扑腾了几下，我又补了个锁腕，让他动不了。整个过程不到二十秒，监控后来调出来看过，清清楚楚：我没用警棍，也没踢他，就是标准擒拿动作。
可第二天早上，六户业主联名投诉，说我“暴力执法”，“吓坏孩子”。物业公司怕事，直接把我开了。
我记得人事科那个戴眼镜的小姑娘跟我说话时都不敢抬头：“李哥，不是我们不想留你，实在是……舆论压力太大。”
我说：“你们调监控了吗？”
她说：“调了。可人家说你是退役军人，力气大，控制不住。”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愣了半天。最后只问了一句：“我能拿回我的水壶吗？”
她点点头，把我的水壶递出来。壶身上还有道划痕，是抗洪那年被石头磕的。
我拎着壶走出办公楼，外面下雨了。我没打伞，一路走到出租屋，换了衣服，把保安服叠好放进包里。那晚我没睡，坐在床沿抽烟。一接一，烟灰掉在裤子上都不怕。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也没找新工作。我知道这种理由，再找也是白搭。谁愿意雇一个“下手太重”的退伍兵？
我就这么晃到了天桥上。
坐了一下午，看着底下车子来回跑。有辆网约车经过时，司机摇下车窗吐了口痰，正落在我鞋尖前两寸。我没动，就那么看着那口黏糊糊的东西慢慢掉。
天黑透了，路灯亮起来，桥下的车流变成两条发光的蛇。我摸了摸后颈，这是紧张时的老习惯。部队里练单杠摔下来，后颈磕在沙坑边缘，从此一碰压力，手就不自觉往上蹭。
我掏出钱包，翻出张照片。泛黄的，边角卷了毛。是我穿着军装回家那次照的。爹站左边，脸绷着；娘站右边，笑得眼角全是褶子；我站在中间，肩膀挺得笔直。那天村里不少人来看，都说“李家出了个好兵”。
现在呢？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这件旧迷彩，袖口磨出了线头，裤脚沾着泥点子。像个逃回来的。
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亮起，来电显示：“爸”。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按下接听。
“你还活着呢？”声音粗，硬邦邦的，像锄头砸在石头上。
“嗯。”我应了一声。
“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答。桥下一辆货车鸣笛，长音撕破夜色。
他也不催，就那么等着。过了会儿才说：“地都翻好了，就等你回来种。”
这句话像钉子，一下子扎进我心里。
我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发紧。最后只低声回了句：“快了。”
他又顿了顿：“你哥说你在那边吃住都贵，钱够不够使？”
“够。”我说，“我不花。”
电话那头传来锅铲刮锅底的声音，接着是娘的声音模糊地问了句什么，他“唔”了一声，像是在摇头。
“行了。”他说，“回来吧。地不会跑，人得在。”
我没再说别的，只“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塞回兜里，仰头看天。云后，星星看不见几颗。但我记得小时候，躺在田埂上看银河的样子。一条亮带横在头顶，虫子在草里叫，娘在灶台喊吃饭。
我掏出那张辞退通知，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慢慢折起来，塞进钱包最里层。上面还夹着那张全家福。我把照片抽出来，放在掌心看了很久。
爹的头发那时候还没全白，娘的脸也圆润些。我站在中间，前挂着优秀士兵奖章。那天阳光好，照得人心里敞亮。
我把照片重新夹回去，合上钱包，塞进内袋。
站起身，背包甩上肩。铁链撞在栏杆上“铛”地响了一声。桥风吹得衣角翻飞，我拉了拉帽檐，转身朝地铁口走。
路上经过一家便利店，玻璃门映出我的影子：个头高，肩膀宽，走路有点外八字，是部队里走正步落下的毛病。脸上没什么表情，鼻梁上有道浅疤，是扛洪时被树枝划的。眼睛不太看得清，因为路灯太远。
我推门进去，买了瓶矿泉水，一块压缩饼。收银员小姑娘问我：“哥，住附近？”
“不。”我说，“明天走。”
她哦了声，扫码结账，找零时多给了两毛钱钢镚。我没提醒她，揣进口袋。
走出店门，城市还在运转。外卖骑手穿梭，广场舞音乐隔着街都能听见，一对小年轻搂着肩膀走过，女生笑着说“你真讨厌”。这些声音以前听着烦，现在却觉得……有点热乎。
我沿着人行道走，路过一个公交站。站牌下坐着个流浪汉，裹着毯子，面前摆个破碗。我停下，把刚买的饼放进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点了下头。
我也点头，继续往前。
地铁站口排着队，大多是下班的人，脸拉得老长。我站在末尾，背包靠墙，手兜里。前面一对情侣在讨论周末去哪儿玩。
“要不去太行山？”女生说，“听说那边梯田可美了，还能拍星空。”
男生笑：“你不是怕冷？”
“不怕！帐篷里暖和，而且网上都说那儿原生态，空气好，人也实在。”
我听着，没出声。
轮到我时，售票窗口的小哥抬头：“去哪儿？”
我顿了一下。
“邯郸。”我说，“老家。”
他敲键盘：“卧铺还是硬座？”
“硬座就行。”
“次早晨六点十八出发，取票。”
我递过身份证和现金，接过蓝色纸质车票，攥在手里。出发时间印得清清楚楚：6:18。还有九个小时。
走出车站，我抬头看天。云散了些，露出半颗星，冷冷地闪。
我摸了摸后颈，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尾气味、烧烤摊的油烟味，还有一丝不知从哪儿飘来的槐花香。
这味道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春天开花时，满树白蕊，蜜蜂嗡嗡绕。我小时候常爬上去掏鸟窝，被爹拿着笤帚追着打。如今树还在，我也回来了。
不是混不下去才回。
是我该回。
我在路边找了张长椅坐下，把背包垫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夜里风大，我把外套裹紧，闭上眼。没真睡，就在脑子里过事。
爹说地翻好了。
那我回去就得种。
种苞谷，种豆子，种红薯。以前怎么，现在还怎么。我不指望靠这个发财，但也不能饿着。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车票，还在。
又想起白天在工地门口看到的招工启事：建筑工人，结三百，包吃住。要是我愿意，现在就能去登记。三个月，能攒下近万块。可我知道那种活儿是什么样——灰扑扑的口罩，晒脱皮的脸，半夜蹲在地上啃馒头。
我不想再给别人卖力气了。
我想为自己点什么。
哪怕只是守着这块地，守着这村子，守着爹娘。
我睁开眼，看着天上那半颗星。它不动，也不亮，就这么冷冷地看着我。
我对它说：“我回去了。”
说完自己笑了下。像个傻子。
可我不后悔。
我在北京站了三年岗，每天看着人来人往，进进出出。他们走得急，眼神飘，好像脚下这条路永远到不了终点。我站在岗亭里，风吹雨淋，心里却越来越空。
可在这山沟里不一样。
路是弯的，坡是陡的，子是慢的。但每一步踩下去，都知道落在哪儿。
我坐起来，检查背包。证件、衣服、水壶、退伍证、车票，都在。
我把退伍证拿出来看了眼。红色封皮已经褪色，边角起了毛。翻开，里面有我的照片，还有部队公章。最后一页贴着一张小纸条，是班长写的：“强子，踏实肯，抗洪表现突出，记嘉奖一次。”
我把证收回包里，拉好拉链。
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远处地铁进站，灯光扫过路面，像一道闪电划过。
我朝着出租屋的方向走。
钥匙进锁孔时，楼道灯坏了，黑漆漆的。我凭着记忆拧开，推门进去。
屋子小，十平米不到。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是我用图钉钉的。北京一个小红点，邯郸另一个。两点之间画了条铅笔线，直直的。
我打开灯，收拾行李。
衣服叠好放进包里，水壶灌满凉白开，放在最外侧。桌上的笔记本也带上，里面记了些零散想法——关于种地、修路、村里哪家老人会编筐……都是断断续续写的，没头没尾。
我把本子塞进包，关灯出门。
锁门时，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三年的小屋。桌上还剩半杯水，窗帘没拉严，风吹得衣角轻轻晃。
我走了。
楼下夜市还在摆摊。烤串的香味飘过来，老板吆喝“啤酒五块一瓶”。我路过一个修鞋摊，老头戴着老花镜，正缝一只破运动鞋。针线在他手里上下翻，像在绣花。
我停下脚步。
“师傅，这鞋修得好。”我说。
他抬头，咧嘴一笑：“当过兵的就是懂行。这叫纳鞋底，一针一线都不能马虎。”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继续走。
走到路口等红灯。绿灯亮了，行人涌动，我跟着人流穿过马路。
风更大了。
我走进出租屋小区，楼道静悄悄的。上到三楼，推开房门，屋里一片漆黑。
我打开灯，把背包放在床边，坐下来。
窗外，城市灯火通明，永不熄灭。
我躺下，没脱衣服，手放在腹部，盯着天花板。
明天早上六点十八，火车启动。
我会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窗外的楼房一点点变矮，田野一点点铺开，山影一点点浮现。
我会回到那个所有人都觉得“没出息”的地方。
但我知道，我不是逃回来的。
我是走回来的。
一步一步，我自己选的路。
我闭上眼，耳边似乎响起爹的声音：“地都翻好了，就等你回来种。”
我嘴角动了动。
睡着前的最后一念是：这次，我不再是保安，也不是漂着的人了。
我是李强，二十八岁，退伍军人，要回家种地的。
我有的是力气。
也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