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民国三十年一月十四，凌晨。
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一处叫龙王庙的废弃河神庙。
沈砚辞从江滩上站起身来。冷风把他的灰布棉衣吹得猎猎作响，衣摆上结着一层薄冰，走路的时候发出细碎的咔嚓声。他没有理会，只是把目光从长江对岸收回来，转身走向河神庙。
庙里挤满了人。
十七个战斗人员，加上非战斗人员，一共四十三个人，全挤在这座塌了半边屋顶的破庙里。庙门早就没了，用两张缴获的军毯挡着风。正殿的龙王像倒了半边，泥塑的龙头滚在地上，被谁捡起来搁在神龛上，嘴里塞了燃着的松明子。火光照得殿里的影子晃晃悠悠，像是无数魂魄在四壁上无声地游走。
重伤员躺在神龛下面的草堆上。卫生队的何翠姑正蹲在一个伤员旁边，用仅剩的半瓶碘酒给他清洗腿上的伤口。伤员的腿被机枪打穿，骨头没断，但伤口泡了江水之后已经发白，边缘的肉往外翻着，像被煮过的猪皮。何翠姑的手冻得发紫，但动作很稳，用镊子把伤口里的泥沙一粒一粒夹出来。伤员咬着一条卷起来的绑腿布，额头上的青筋暴起，硬是没叫出声。
沈砚辞走到何翠姑身边，蹲下来看了看伤员的伤势，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包裹递给何翠姑。
“磺胺粉。只剩三包了。省着用。”
何翠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嘴唇也裂了好几道口子，但眼神还是亮着的，跟她在半塔集一扁担扣翻伪军密探时没什么两样。
“你从哪弄的？”
“军部卫生处撤之前从药箱里匀的。”沈砚辞站起身，“用完了再说。”
他没有告诉她这三包磺胺粉是金萍临突围前硬塞给他的——那个女政工把自己那份口粮跟卫生处的碘酒包在一起给了尖兵队，说“你们在前面打，我们在后面能省一口是一口”。过江之后他清点物资才发现那包东西里还夹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磺胺粉使用方法和所有重伤员的血型。
金萍不在这里。她带着另一批非战斗人员往西突围，走的时候把全队最厚的两件棉衣留给了伤病员。沈砚辞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石井坑那个岔路口——她把短发掖到耳后，对着散开的队伍说，跟上跟上，不要掉队，江北有同志接应。她那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
沈砚辞不知道金萍现在在哪里。他只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她一定会带着她那队人找到江北来。因为她是金萍。而金萍答应过的事，从来没有食言过。
张二柱缩在墙角，用一块破布擦着他那挺歪把子机枪的弹斗。这小子平时话多，但从云岭出发到现在，他的话越来越少。不是不想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四天四夜，他们打退了十二次追兵的拦截，炸掉了两辆试图封锁山口的军车，在零下的气温里泡过长江，又在江滩上爬了半夜。人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用来说话了。
李满仓背靠着墙角，膝盖上摊着那台差点泡坏的便携电台，脑袋歪着，打着呼噜。他用一条棉被角把电台裹得严严实实。在石井坑突围时他浑身湿透地跑进炭窑，第一件事不是烤自己，是把电台从油布袋里掏出来擦水。沈砚辞骂他不要命，他头也不抬地说：“电台比命贵。”他的手指在睡梦中还在无意识地敲着发报键的节奏。
沈砚辞扫了一圈屋里的人，默默点了人头，然后把刘德贵拉到门外。
“粮食还剩多少？”
“没了。”刘德贵的声音压得很低，“昨晚最后几块红薯分给了伤员。其余人从今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沈砚辞沉默了一下。
“通讯员已经派出去了。李长安的支队收到我们的信号了，正在往这边赶。他们带了粮食和药品，今天天黑前能到。”
“来得及吗？”刘德贵看着沈砚辞。
“来得及也得等，来不及也得等。”沈砚辞的声音很平静，但他攥着毛瑟枪柄的手指节节发白，“德贵，你去把能走路的人组织一下。等李支队的人到了，我们把重伤员先转走。其余人休整两天，然后往西走。军部突围之前最后一道命令，是让我们北上找李先念。我们要继续往西。还有散落在皖南各处的掉队人员，能找到多少就找多少。”
刘德贵点了点头，转身要走，又被沈砚辞叫住。
“还有一件事。把马跛子给我叫来。”
马跛子正在龙王庙后面的柴棚里擦枪。他的左腿旧伤在过江时被冰水泡了半夜，瘸得更厉害了，走路一跛一跛的。但他的手还是稳的。那支三八式狙击被他拆成了零件，一个一个擦得锃亮，擦完又装回去。
他看到沈砚辞走进来，站起来想立正，沈砚辞摆了摆手让他坐下。
“伤怎么样？”
“冻了一下，不碍事。”马跛子的声音沙哑，但语气很硬。
沈砚辞在他对面蹲下来，看着他那条瘸腿，忽然从腰间掏出那颗木柄手榴弹，搁在马跛子面前的草上。
“这次突围，你一个人打掉了两挺机枪、四个追兵，掩护了至少二十个非战斗人员过江。腿都冻成这样了，没掉过队。”他顿了一下，“以前的事，清了。”
马跛子愣住了。
他在沈砚辞手下待了整整两年。两年来，沈砚辞没有跟他说过一句多余的话。训练场上从不夸他，打仗时该用他的时候绝不犹豫，但该罚的时候也绝不留情。他知道自己在那支尖兵队里的身份是“反面典型”，是从一开始就被当成靶子的那个人。但他从来没有辩解过，因为他确实当过土匪，确实偷过老百姓的地瓜，确实差一点被枪毙。
现在沈砚辞跟他说“清了”。
马跛子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他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被冻住了一样发不出声。
“把枪擦好。江北这边更难打。”沈砚辞站起来，拍了拍他肩膀上的草屑，动作很轻，然后转身走了。
马跛子低下头继续擦枪。擦着擦着，他把那颗手榴弹拧开，取出底盖里塞着的纸条看了一眼——那是他为方复生准备的另一颗“”。然后他把纸条重新塞进去，拧紧底盖，把手榴弹别在自己腰间，站起来，对着沈砚辞的背影敬了一个礼。沈砚辞没有回头，但马跛子知道他看见了。在尖兵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敬礼不用等还礼。因为长官可能正在听炮声。但长官一定知道你敬了。
回到庙里，李满仓醒了。他揉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台。电台还能用，电池组的电压虽然低，但还能收到微弱的信号。他调了几个频率，忽然停住了。
“长官。”
沈砚辞走过去。
“是江北支队的信号。李支队的人，正在往这边赶。”
他脸上难得地有了笑意。沈砚辞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但眼角微弯的那一下已经说明了一切。
二十
一月十四，黄昏。
李长安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赶到了龙王庙。
他走进庙门的时候，沈砚辞正蹲在灶口边用铁皮罐头盒烧雪水。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走到庙门外的芦苇荡边。冷风把芦苇吹得此起彼伏，像是江面上翻涌的灰色波浪。远处的长江在铅灰的天穹下蜿蜒而去，江面上没有船，连鬼子的炮艇都不见踪影。
“活着就好。”李长安先开了口。他掏出一个烟袋递给沈砚辞，“江北的烟草，不如皖南的，但够劲。”
沈砚辞接过烟袋，卷了一，点着了，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冷风中被撕碎了，呛得他眯起了眼。他听到的潜台词很明白——从皖南活着突到江北的，不论党员非党员，都是同志。政治部有时一纸表格说不清的事，长江替他们说了。
“他们带粮食了没有？”他问。
“带了。每人三天的口粮，药品也带了一些。那边正在分。先把重伤员接走，轻伤的可以跟着支队走。”
“好。”沈砚辞点点头，吐出一口烟，然后换了个话题，声音更低了，“军部有消息吗？”
李长安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旱烟锅。
“有。”他说，“傅秋涛的一团突出来了，往苏南方向走了。老三团被打散了，黄火星下落不明。教导总队和政治部的损失非常大——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政治部那边，金萍同志没有随大部队突出来。有一批人与她同行，暂未联络上。”
沈砚辞捏着烟袋的手顿了一瞬。
“叶军长呢？”
李长安沉默了更久。他把自己那旱烟抽到烟锅快烧到手了，才开口。“叶军长……昨天，在高坦。”他深吸了一口气，“军部电台最后一次联络到特务团警卫连是十三号凌晨。他们说叶军长亲自带着人去跟第108师谈判，想争取停火，让对方放非战斗人员过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沈砚辞把烟头摁灭在泥地里，动作很慢，像是在碾碎什么东西，然后站起来，望着江对岸。皖南的山在暮色中只剩下一条模糊的轮廓。
“叶挺，叶希夷。”他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他想起了两个月前在种墨园，叶挺站在窗口望着外面的冷雨，背对着他说“皖南的天，要变了”。那个在北伐战场上打出了“铁军”威名的将军，那个在南昌起义中第一个举起义旗的总指挥，那个在新四军里被架空、被排挤却从未在鬼子面前退缩过一步的军长——为了救他的兵，亲自走进了别人的枪口下。
沈砚辞忽然觉得心头某个地方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这一刀比他这几年来尝过的任何一刀都更深。不是被敌人打的，是被自己人从背后进去的。他想起了方复生在军政部签批的那些桐油调拨单，想起了郑介民在法租界对他说的那句“你是闲棋冷子”，想起了项英在祠堂廊檐下压低声音说“这里的朋友未必都穿着灰蓝军装”。所有那些话碎片一样地浮上来，最后拼成了叶挺的背影。
“军长是拿自己去换人。”他说。
李长安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地从烟袋里又挖了一锅烟丝，放在沈砚辞脚边。江边两人并肩站着，看着对岸的暮色一寸一寸地染黑了长江。
过了很久，沈砚辞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恢复了惯常的冷硬。
“郑平之呢？”
“在庙里。他随身带了突围的全程记录，还有叶军长最后一批命令的抄件。明天一早，我派人护送他往西去，跟皖北的同志接上头，把情况汇报给中央。”李长安顿了顿，“你呢？”
沈砚辞重新点着了旱烟，烟雾在他脸前弥漫开来。
“部队被打散了，但人没死光。我准备沿江再收拢一批掉队的人，能捞回来多少是多少。捞回来之后往西走，去找李先念。叶军长在石井坑最后对我说的那四个字是让我走。走就是往北，往西，找组织。他不是让我躲起来。”
李长安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一下头。“那批人里，有不少是你一手训出来的部。能找到他们，比什么都强。”他抬手在沈砚辞的肩膀上按了一下，“活着。等我把支队安顿好，过些天往西去找你。”
沈砚辞没有回答。他把李长安的烟袋塞回对方手里，转身往龙王庙走去。
二十一
一月十五。沈砚辞把尖兵队分成三组，全部撒出去，沿长江北岸搜拢在突围中被打散的掉队人员。一组走水路，由蓝水生划一条从群众家里借来的小船，沿江边浅滩搜索。二组走山路，由钱国栋带两个体力最好的队员翻山走丘陵地带的便道。三组由他自己带，走最关键的废窑据点线，搜寻掉队同志可能躲藏的地点。
第一天，他们在一个叫野猪坳的地方找到三个教导总队的学员。这三个学生兵在突围时被追兵冲散，后来躲进了一座废弃的烧炭窑，饿了整整三天，靠啃草和吃雪活了下来。其中有一名学员在翻山时摔断了前臂，临时用树枝和绑腿固定。沈砚辞让张二柱把最后半块粮给了他们，然后安排人护送他们去龙王庙点。
第二天，在一个叫猫耳岭的密林里找到了两个女兵——政治部宣传队的，突围的时候被留在当地群众家里藏了两天。她们是上海来的学生，一个会写钢板、一个会刻蜡纸，从来没打过仗。突围时被托付给一对打猎的老两口，藏在灶间的柴火垛后面。追兵来搜的时候，老两口说自家闺女在睡觉，不给开门。追兵用枪托砸门，她们两个就蜷在柴火垛里咬着彼此的手背，大气不敢出。沈砚辞找到她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含着泪，把一个包在破布里的油印滚筒递给他，那是她在群众家里自己动手调了一锅土墨，替掩护群众老两口印了几份抗传单当“饭钱”。沈砚辞没说话，只是让何翠姑给她们各自盛了碗热粥。
第三天，在一个叫断头崖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支队参谋，腿部中弹之后一个人爬了将近五里山路，用枯枝和石头把自己藏在崖缝里，靠吃雪水活命。他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找到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烧得神志迷糊，嘴里颠来倒去地只念着一句话：“教导总队在……歌还没唱完……”张二柱背着他往回走的时候，他趴在张二柱背上突然用力挣扎了几下，哭出声来：“不许散！不许散！”张二柱咬紧了牙没回头。钱国栋在旁边说：“没散。都活着。”
每一天都有人被找回来。每一天找回的人数都在增加。
但每一天，也有找到的是尸体。在一个叫石板沟的小山坳里，搜救组发现了五具遗体。五个人，穿着教导总队的制服，倒在一条涸的溪沟里。他们的枪还攥在手里，手指僵硬得掰不开。沈砚辞蹲下来，一具一具地看过去，把他们的领章翻出来，把名字记在那个被江水泡过的笔记本上。然后把他们的遗体拖到沟底的浅坑里，用碎石和枯枝草草掩埋。
整个过程他没说过一个多余的字。但刘德贵注意到，他在埋最好那个年轻兵的时候，手在平起来的石头面上放了一下才起来，快得像一个不经意的句号。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走吧。”
到一月二十，沈砚辞在龙王庙点一共收容了四十七名皖南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加上原来带出来的四十三人，这支临时拼凑起的队伍已经有了上百人的规模。一部分是战斗兵，一部分是非战斗人员，伤员占了将近三成。许多人的建制被打乱到了只剩自己一个人的地步，但每个人口都别着同样的臂章，臂章上写着同样的“抗敌”。沈砚辞看着这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想起了他在半塔集第一次看到李长安那支游击队的场景。那时候那些人虽然装备落后、训练不足，但士气高涨，眼里的火苗是旺的。而现在这些人眼里的火，不一样。不是烧得更高的那种火，是被冷水淬过更亮的那种。
被淬过了，还没灭，就不会再灭了。
二十二
一月二十二。龙王庙。
郑平之要走了。李长安派了一个班护送他往西，去鄂豫边区联系李先念的部队。路线是从六合往西，经定远、凤阳，穿过津浦路，再经淮南、寿县、正阳关，最后进入大别山，全程至少要走半个月。郑平之穿着李长安给他的一件缴获军黄呢大衣，袖子太长，卷了好几道。眼镜腿折了一，用细铁丝绞着。他背上的公文包里放着整个皖南突围的原始记录、叶军长最后一批命令的抄件、以及金萍在石井坑最后一晚口述给他的关于军部被围攻的时间记。他要用这些材料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向中央如实汇报皖南事变的真相。
沈砚辞送他到龙王庙外。天色微明，江风冷得刺骨。两个人站在那棵被炮弹削掉了半边的老槐树下，看着远处的长江在晨光中泛着铅灰色的光。
“走到定远要六天，”沈砚辞说，“过了津浦路就是鬼子的地盘。你带的那个班，枪法挺好，但没走过夜路。你让他们到了凤阳以后先找交通站，不要硬闯。”
“知道。”
沈砚辞沉默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小盒递给郑平之。“这个还给你。”
郑平之接过来，认出是他临出发前送给沈砚辞的那个“新身份”盒子。他打开一看，里面的密码底本和备用身份证明都在，只在备用姓名那一栏，沈砚辞把他最初拟定又被划掉的“赵同方”三个字补了回去，在备注位置用铅笔加了一行极细的字迹：“叶军长走的那天，我听见他在高坦谈判前跟身边的人重复过一句话：我是新四军军长。这份备用姓名的用意，谢了。”
“我没用它，”沈砚辞说，“现在也不需要了。世上没有比死过一次更实在的身份了。”
郑平之把盒子收好，抬头看着沈砚辞。他有很多话想跟这个人说，最后只是推了推那副用细铁丝绞着的眼镜，问了一句话。
“老沈，你接下来打算往哪走？”
沈砚辞望着江对岸。
“先收拢人。然后往西，找李先念。”
“找到以后呢？”
沈砚辞收回目光，看着自己那双冻得裂了口子的手。
“从淞沪打到南京，从南京打到江北，从江北打到皖南，从皖南又打回江北，打了整整四年。往后还要继续打。哪天鬼子被赶出中国了，我就回诸暨看看——看家里的橘子林还在不在。要是不在了，就找片新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像在说一件真的。
郑平之笑了，随即收住，伸出手来，两个人握了握手。
“老沈，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郑平之转过身，朝等在路边的护送班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隔着冷风喊了一声。
“孤刃——你的档案——”
沈砚辞愣了一下。然后他明白了郑平之的意思。档案没了。军委会注销了他的编制，国府的官册里已经没有“沈砚辞”这三个字。这辈子，他都不会被追认，不会被嘉奖，不会有人给他在雨花台上立墓碑，说这里埋着一个黄埔一期、留德军官、在南京沦陷之后独自回到死城查清了国军高级将领通敌证据的人。
他只是点了点头，朝郑平之挥了挥手，“快走吧，再磨蹭天都黑了。”
转身之后，他把毛瑟往腰间别了别，朝龙王庙走去。他没有回头。他和郑平之都没有说“再见”，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再见。但他们知道，只要都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在某条战壕里重新碰到。
二十三
一月二十五。龙王庙。
沈砚辞从宿营记录板上扯下一张纸，上面列着近几能走动的尖兵队员名单：张二柱、孙大勇、马跛子、李满仓、魏大个子、蓝水生、老牛、钱国栋。刘德贵也名列其中，他腿上的冻疮结了痂，已经能小跑了。这些名字从半塔集跟到云岭，从云岭跟到石井坑，再从石井坑跟到江北，一百多人打到了四十三人，战斗骨一个没丢。他把名单递给刘德贵。
“把这几个人叫到庙后来。开个短会。”
人到齐之后，沈砚辞在龙王庙后墙的草棚灯下铺开一张草图。草图是从军部缴获的第三战区兵力分布图中抄来的，画得粗糙，但山川河流、公路交汇、军据点位置标注得一清二楚。他用手指点着皖北的位置。
“按照郑平之交代的路线，大部队全部往西走，穿过定远、凤阳，去鄂豫边区找李先念。这条路必须分批走，一批不超过一个排的规模，化整为零，免得目标太大。李长安的支队会在外围策应，把沿途两个伪军据点的牵制时间掐准。”他抬起头看着所有人，“但咱们这十个人，不走这一路。”
张二柱愣了一下：“那咱们走哪？”
沈砚辞的手指沿着地图往西北方向移了一段，停在一个地名上。“在这儿待一晚，明天拂晓出发，往滁州方向走。然后直接北上，从津浦路沿线绕道涡阳。鬼子在皖北的几个师团最近刚刚往南抽调了一部分去支援豫南会战，亳州、涡阳一带出现了暂时的侦察空隙。咱们趁这个空隙穿过去，到亳州附近有一个新四军第四师的联络站，代号‘沙河’。从那里再转向西行，过淝河——目标是延安。”
延安两个字落在草棚灯下，所有人都安静了。
“延安？”张二柱瞪大了眼睛，“长官，咱们去延安啥？”
“汇报。”沈砚辞把这个词单独放在句首，“把皖南事变的第一手经过、损失、幸存者名单直接带到延安。皖南事变不是一次简单的遭遇战，是规模超过八万人的有预谋围剿。我们有责任让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清楚详细的事实。除了军部秘电，还有叶军长在军部扩大会议上让我们抄录的关于北移路线变化的三份指令原文、第三战区布防数据的原始文件以及突围时沿途战斗时间表。”
李满仓的手下意识地捂住了怀里那个油布袋包裹的电台残骸，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说出口，但眼里直直地亮起来。
“证件、路条，全部找李长安的参谋处重新做好。用化名。途经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时候，我们不是新四军，是国民政府护送被冲散难民的‘特别护送队’。我之前的军需处证件档案在淮北交通站还存了一个备份，到了涡阳取出来就能接着用。”沈砚辞的语气冷静得近乎刻板，“路线不长，但沿途敌、伪、顽三方犬牙交错。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打必求胜。”
他把草图卷起来递给刘德贵，最后说了一句：“这条路不是上峰命令的。是叶军长突出去之前对咱们的最后一道令——走。往延安方向的走，既是汇报，也是重新归队。如果有人想留在江北跟李长安他们打游击，现在说。”
没有人说话。
“没人想留下？那好，”沈砚辞把手电筒往石板上一搁，将那份草稿名单从笔记本里抽出来，开始在背面补写行军序列，“二柱你负责后勤口粮，在沙河联络站取补给之前，每人每天口粮减到三两。大勇和我踩路线。马跛子，路上的警戒还是归你打头。蓝水生——”
蓝水生举了一下手。“有水的地方我来。”
“魏大个子，”沈砚辞看着他，“你负责背档案。”魏大个子的肩膀在草棚灯下的影子占了整整半面墙，他闷闷地说了声：“行。”
散会后，刘德贵留了下来。他把旱烟磕在门槛石上，看着沈砚辞把路线又核对了一遍。
“长官，你刚才说的那些——到延安汇报——是真的全部原因？”
沈砚辞把手电筒关掉，草棚灯芯的余焰在他眼窝里暗了下去。
“不是。去延安还有一个说给我自己的原因。以前我信国民党能打鬼子，走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枪口有一多半是为我们准备的。我想亲眼看看，真正扛着这面旗的人是怎么打仗的。”他顿了顿，“以前在南京抄到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就想过去延安看一看。那时还觉得这不现实。现在没编制了，没人给我发饷，没人查我的档案了。正好去。”
刘德贵把旱烟袋在门槛上磕了磕。“行，我跟你去。反正我也不是第一回了。民国十六年老蒋政变的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跟着老团长在武汉街上掩护过共产党撤退，那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这些人迟早也要走到这条路上。长官你是第十三个带我换路的，前十二个都死了。”
沈砚辞看了他一眼。那张布满刀疤的脸在暗火中显得又黑又硬，但两只眼睛却像两块烧了很久还没熄的炭。
“老没正形的，”沈砚辞说，“回去睡。”
刘德贵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往外走了几步又转回来。他把烟袋搁在沈砚辞旁边的草垫子上，低声说：“要是那个姓方的还活着，延安之后，我还跟着你回来。”然后没再说别的话，走了。
二十四
一月二十八。滁州以北，津浦路沿线。
十个人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津浦路。津浦路是军在华东的重要交通线，沿线布满了炮楼和巡逻队。巡逻规律他之前打淮南的时候就摸过——铁道两侧的护路铁丝网每隔三里左右有一个缺口，那是鬼子自己的通信兵长年累月抄近路踩出来的，没人修，也没人提。沈砚辞挑了火车岔道最密的一段，铁轨两旁的碎石在冻夜里踩上去像踩碎玻璃。等到一列夜行货车经过，车厢的噪音盖过了脚底的碎石声，他们才分段跑过了铁路。魏大个子背上的档案皮箱盖着缴获的军防雨帆布，跑动时没有半点儿声响。
过铁路的时候，张二柱踩翻了一块松动的道砟，摔了一跤，手掌擦在铁轨边缘刮破了一层皮。刘德贵一把把他扯起来，两个人蹲在枕木夹缝里，大气不敢出。炮楼的探照灯扫过去之后，沈砚辞在黑暗里朝最后面的马跛子打了个手势——手臂横拉，五指张开，意思是加快通过。
一过铁路，蓝水生在前面引路，带他们沿着一条结了薄冰的河渠下到低处。他在水面踩了踩就判出了冰层的安全线，回头低声说：“贴右走。”队伍在冰面上拉开极小的间距，鱼贯而前。沈砚辞走最后一个，踩在每一个人踩过的冰印上，脚底每次滑一点他就俯身用手套擦掉冰屑，直到后半夜才在铁路对岸的清流集寻到一处废弃的榨油坊整休。
十个人挤在榨油坊里，围着仅剩的一盏小油灯缓了口气。从龙王庙出发，他们已经走了六天，穿过了定远外围、绕过了凤阳的鬼子据点，又横跨淮南进入涡阳附近。李满仓在这几天里一直在用那台雨泡过的电台残骸搜寻信号——他从李长安的地下交通站拿到了一份密级较高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频率表，那是专门给途经华中北上部的备用通讯指南。尽管电台在石井坑之后就一直处于半聋状态，但他每到一处宿营地都会坚持架起简易天线，用手摇发电机试发呼号“XQH/1938-1”。这串混合呼号是皖南电讯班和江北支队的自编编码，其前缀XQH代表“新四”，波长和跳频设置则是沈砚辞从德国带回来的、专用于短波信号穿透山区时增加辨识度的那套方案。
一月二十九，凌晨。涡阳以西，沙河联络站——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王老庄”的集市附近的烧砖窑里，负责接头的联络员老冯把沙河站仅余的一块备用短波晶振和一张手抄电文交给李满仓。李满仓蹲在窑口用冻僵的手指把晶振换上的时候，耳机里忽然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回应——重复三遍：“XQH—收悉—待命。”他回头看着沈砚辞，眼睛比油灯还亮。
“通了，长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被那块新晶振的谐振放大过，“他们认了我们的呼号。”
沈砚辞蹲下来，把这个呼号记在当天志的末尾。这个联络信号意味着他们的行程已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登记册上被勾选了“在途”，也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他们不再是自己摸黑往西走的一群散兵，而是被纳入延安视野的一支护送小队。几天后他们出涡阳时，老冯把那块晶振的备用零件和一张全军通用的广播频率表一起塞进李满仓的挎包，顺手把他的破耳机换成了驻西安办事处从晋绥军缴获的一副七成新德制头戴式耳机。李满仓扭头对张二柱说了一句：“比他妈过年换新棉衣还美。”然后继续猫着腰往前跑。
二十五
二月四。亳州以西。涡河边。
沈砚辞在距离涡河渡口大约三里处的一个破庙里开了一次小队会议。十个人蹲在佛像倒塌后留下的底座周围，用刺刀在青苔上把过河方案画了一遍。
“渡口有三个——上渡在西北六里，下渡在东南四里，中渡紧靠涡阳到亳州的官道，是伪军守的。我们不走任何渡口，用皮囊。”
“皮囊？”张二柱皱眉头，“长官，眼下是腊月底，涡河里有冰碴子。”
“就是冰碴子才不坐船。船上去被对岸看到是活靶子。”蓝水生替沈砚辞解释了一句，“皮囊过河靠身体推，人在水里只露一个脑袋。河岸边的伪军看冰碴子反光，看不清人脸。”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给随身带的几块羊皮囊检查气密性——那是他在沙河联络站用两条旧鱼网线从当地猎户手里换来的。
沈砚辞用刺刀尖在地上点了一下涡河对岸的位置：“过河以后沿废黄河故道往西北走，绕开商丘。走豫皖交界的黄河故道是唯一的无人区，鬼子据点疏、顽军也不常来。过了杞县到民权以后才算真正进入华北。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外围交通线应该在那边等着我们。到那里以后，才能判断下一步的安全路线。”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沿途有伪军据点、有流窜的土匪、有不知归属的地方民团。不许率先开枪。迫不得已时，谁先开火照老规矩——打完撤，不许恋战。”
所有人都点了头。张二柱在旁边把他的歪把斗退了又装，自言自语般补了一句：“只要不是皖南那些穿友军衣服的王八蛋就行。”没有人接话。但魏大个子在黑暗中替他拉了拉衣领上松开的扣子。
当天夜里，涡河。冰碴子打在脸上像细针。十个人把所有装备用油布裹好，绑在充了气的羊皮囊上，脱了棉衣，只穿着单衫，泡在接近零下的河水里，推着皮囊一寸一寸地往对岸游。蓝水生游在最前头，用一细绳把所有人的皮囊串成一线，免得分流。沈砚辞最后一个下水，入水的那一刻他咬紧了牙，感觉两条腿瞬间被无数冰针扎透了，肚子里的空气差点被冻得喘不上来。
游到中流的时候，魏大个子的皮囊被一块浮冰撞了一下，绑档案箱的油布绳子滑了一扣。他立刻伸手去抓，整个人被档案箱的重量往水里拽。钱国栋在他旁边眼疾手快一把托住那只箱子，用肩膀把箱子顶回皮囊上。魏大个子在水里说了一声“没事”，声音冻都不成形了，但他托着皮囊的手指没松开半。
上岸之后，所有人都冻得嘴唇发紫，手脚失去知觉。蓝水生催促大家立即在河岸背后跑一段取暖，但沈砚辞先把魏大个子的皮囊解开，亲自检查档案箱的密封。档案箱外面裹了三层油布和一张式防水帆布，里面滴水未进。他把捆油布的绳扣全部拉紧了一遍，才开始拧自己衣服上的水。
“这么冷的天，泡这样的河，”魏大个子一边搓自己的手，一边看着沈砚辞拧衣服，忽然很轻地说了一句，“长官，你的手指都冻黑了。”沈砚辞低头看了一眼，随口道：“黑的又不是第一次了。快穿衣服，别把手里那柄刀冻掉了。”
二十六
二月十。豫皖交界，黄河故道。
十个人在荒无人烟的黄河故道里走了五天。故道里全是沙土和枯芦苇，偶尔能看到几棵歪脖子柳树，被北风吹得枝条全朝一个方向歪着。没有村庄，没有行人，只有一片苍茫茫的荒野。
口粮快吃完了。从龙王庙带出来的粮是按每人每天定量计算的，到了现在已经减到了二两。刘德贵把最后一把红薯分成十份，每人一小撮，然后自己那一份悄悄拨了一半给李满仓。当时李满仓正全神贯注地用手摇发电机试图打出半个呼号，他看见红薯多出来了，又不作声地推到马跛子腿边。马跛子刚值完凌晨那班岗哨，绷带底下还在渗液，他瞥了一眼红薯，说“不饿”，又推给了蓝水生。那几片硬得能崩牙的红薯，像一圈沉默的哑语，在草堆里转了半圈，最后被张二柱掰成更碎的两瓣，重新搁回刘德贵的饭盒盖子上。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故道里有野兔。孙大勇用铁丝做了一个套子，在枯芦苇丛里下了三个套，一个晚上套住了一只瘦得皮包骨的野兔。十个人围着篝火把这只兔子分了，每人只能分到几口肉，但热乎的肉汤喝下去，脸上总算有了一点血色。孙大勇把最肥的一块后腿肉递到沈砚辞手上，沈砚辞接过来，转手搁在魏大个子的饭盒里——魏大个子背着档案，从涡河那晚之后右肩一直浮肿，吃饭只能用左手。
二月十三，他们走出了黄河故道，进入了民权以东的豫东平原。这里是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外围游击区，零星散布着一些小块的抗据地。在民权以东的一个叫高庄集的村子里，沈砚辞终于带着他的小队和当地的地下交通员接上了头。交通员是个瘸了一条腿的老汉，姓崔，左腿膝盖以下是木头义肢，走路笃笃地响，他在庄口打量了沈砚辞足足半分钟才开口：“涡阳往西北来的一队人，是你？”沈砚辞把沙河联络站写给八路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副本递给他。崔老汉接过去正反面都看了，把木腿往地上一敲。“沙河站前两天让鬼子扫了，还以为你们搁在半道了。”
崔老汉安排他们在庄子里休整了两天。民兵排长把自己的棉衣脱给蓝水生，庄妇救会给他们每人补了一双粗布袜，一个长了冻疮的警卫连小战士手把手教张二柱怎么在棉鞋里垫芦苇絮保暖。李满仓又借到一块额外的电池，他在民兵队部的磨盘上架好电台，终于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电台建立了稳定的通讯联系。军区回电很简短：“见。护送组二内到达高庄集。”
二月中旬，高庄集。农历腊月底，马上要过年了。
沈砚辞站在庄口的打谷场上，看着远处平展展的豫东平原。夕阳把麦茬地染成了一片金黄，风不大，吹在脸上不像皖南那么湿冷，也不像长江那么腥咸。几个庄里的孩子在打谷场上追逐嬉闹，看到穿军装的人也不怕，跑过来围着看热闹。有个小男孩指着张二柱背上的歪把子机枪问：“这是啥？”张二柱蹲下来，正经八百地说：“这是铁公鸡，会下铁蛋。”小男孩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钱国栋靠在打谷场的石碾上，难得地松了松眉头，嘀咕了一句：“看着这些娃娃，觉得咱身上的冻疮都值了。”他旁边的张二柱还在被小男孩缠着要看“铁公鸡下蛋”，魏大个子在旁边瓮声瓮气地补了一句：“不会下蛋，但会叫唤，一叫唤小鬼子就没了。”
这天恰好赶上庄子里给抗属送年货。妇救会的几个大姐端来几碗杂面疙瘩汤，往汤里多放了一把盐——盐在豫东据地比白面还金贵。沈砚辞双手接过碗的时候，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大娘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忽然用豫东方言慢慢说了一句：“这孩儿长得像俺早年在外边当兵的大儿，他也是在南方打鬼子，好些年没音信了。”说完没再说什么，把最大的一碗汤递给他，然后转身走了。沈砚辞端着碗站了一会儿，低头喝了一口。汤很咸，但烫得刚好。
二十七
二月十六。除夕。
高庄集的老乡们邀请他们留下来一块过年。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尽力凑了些吃的。妇救会和农会蒸了两屉杂合面窝头，还包了饺子——白菜和粉条馅，面皮是白面和红薯面掺着擀的，有的擀破了，馅漏了一锅，成片汤了。民兵排长把打鬼子缴获的两瓶清酒搬出来，每个人倒了小半碗。沈砚辞和他身边那些从皖南爬出来的人都在。郑平之和李长安不在这里，但他们的烟叶和旧签名叠在沈砚辞的挎包里。李满仓把电台搬到打谷场上，在年夜饭开始前收到了冀鲁豫军区的新电报：确认迎接护送组的交接地点和时间，末尾附了一句——“除夕安。延安已备案你们呼号。”
李满仓把电报抄好递给沈砚辞。沈砚辞看完，把他那个记满名字的笔记本翻开，在新的一页写下了毛主席那首《清平乐·六盘山》的后两句，然后用极轻的声音念了一遍：“今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没有人接话。但张二柱在嚼窝头的时候，把这两句也抿在嘴边无声地念了一遍。
他站起来，端着那碗清酒，扫了一圈屋里的人。十个人，一盏灯，一碗酒，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地图上找不着的小村子里，过年的饺子还在锅里翻着。
“都别憋着，挨个说说心里话。”
刘德贵第一个开口。他端着酒碗站起来，脸上那道疤被炉火映得更深了。
“第一杯。敬留在南京、江北和皖南的弟兄。”他把酒洒在脚下。其余人也默默跟着洒了酒。
张二柱在旁边低低地一句骂：“他娘的，我想哭。”没人笑话他，因为钱国栋在擤鼻子，老牛在揉眼睛，魏大个子把他那碗饺子推到灶口热着，说等弟兄们先吃。
沈砚辞没多说什么，只是举起那碗清酒。
“第二杯，”他说，“敬还在山的同志。”
屋里静了一息，然后有人低低重复了一声：“敬还在山的同志。”好几道声音交错着，有些尾音发颤，有些收得极快，像口令。刘德贵抬眼看了看沈砚辞，把酒碗举得比刚才又高了些。
第三杯酒，沈砚辞没有先举。他让每个人轮着说一句最想对天说的话。旁边的几位老乡听见他们起酒令，默默搁下碗筷，站在灶边静听着。马跛子第三个站起来，手里端着的不是酒碗——是那颗木柄手榴弹。
“我不敬酒。”他说，声音沙哑但很稳，把木柄手榴弹放在祭祖的破木龛上，“姓方的还没死，这是我的弹。”
轮到蓝水生，他对每一个人点了一下头，就说了一个字：“水。”
然后是魏大个子，他把梭镖尖按在膝上，嘴巴动了动，说：“俺不会说话。俺就记住了一个人——他叫赵小栓，好把自己的烤芋头往别人碗里塞。”
老牛把剩下的小半碗酒往门外泼了个弧形，对着黑黢黢的原野骂了声：“独耳这辈子没娶上媳妇，打仗倒打出几个好儿子。”没人笑他。钱国栋把他拽回来坐下，塞了一筷子饺子堵他的嘴。
二十八
二月十七。大年初一。
高庄集打谷场上放了一挂鞭炮，是民兵排长把打据点缴获的鬼子信号枪用土改的，响得稀稀落落。有小孩在雪地里追着没炸响的纸炮壳跑，雪地上踩出一串乱七八糟的小脚印。
就在这时候，崔老汉拄着那条笃笃响的木腿从庄口急急地走过来。
“沈队长，外面有人找。”
沈砚辞从灶台边站起来，拍掉膝上的草屑，走到庄口。
来人是当地交通站的一个联络员，一路骑马从太和方向赶来，满身泥雪。他把一封封着火漆的信递给沈砚辞，说这是从皖北辗转了四个交通站才送到高庄集的——是政治部金萍托人发出的，写于她突围后的第二个星期。
沈砚辞撕开封口。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正面是金萍那刀切萝卜般利落的字迹，笔力比平重了几分：
“我还活着。腿负伤，在群众家隐蔽，勿念。附上叶军长军部扩大会议关于北移路线变化的亲笔指令原文——原件存我处，此后你一打开它就是你在延安向中央汇报时的编号证明。军部被围攻的时间记录和伤兵名单现托别组带出，我会继续带收容的人往北走。”
信纸背面粘了一张更薄的油印纸片，纸片上的字迹是叶挺的——那是一张从军部参谋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志底稿，上面用铅笔草写着军部就北移东线方案与顾祝同最后交涉的三个时间点。沈砚辞很熟悉叶挺的字，秾而不散，像钢笔画出的战壕。
他把信纸翻过来，又翻回去，前后看了三遍，然后把信递给旁边一直等着的郑平之的联络员让他抄存档。然后他蹲下身，把油印纸片夹进他那个记满人名的笔记本扉页里，对着高庄集的雪地看了很久。
“她还活着。”他对刘德贵说。
刘德贵靠过来看了一眼信，点头。“她知道咱们往延安去了。”
沈砚辞没再说什么。但他转身走进院子的时候，张二柱注意到，长官把那本笔记本往口的口袋里挪了一个位置——从左边移到了右边。右边是心脏的位置。
二十九
二月下旬。冀鲁豫交界处。
护送他们的冀鲁豫军区小分队在高庄集接了头，一路护送他们穿过豫北，往西进入太行山。太行山是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的据地核心地带，这里的群众基础跟皖南和江北截然不同——村子里有民兵组织，有妇救会，有儿童团站岗放哨，路条制度执行得一丝不苟。连村头的栓马桩上都能看到粉笔写的识字班通知。
沈砚辞一路上都在观察。观察这里的军队怎么训练，观察这里的群众怎么组织，观察八路军的部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他看到连级部跟老乡一起吃糠窝头，看到政委替新兵写信回家，看到一群半大孩子在打谷场上用木枪练刺，口号不是“”，是“保家卫国”。有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对沈砚辞说：“同志，你们新四军在皖南受的苦，俺们听说了。”然后从怀里摸出两个煮鸡蛋塞给他——那是他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下的蛋。
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把鸡蛋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身后的魏大个子。这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重的两个鸡蛋。
三月中旬，太行山腹地，八路军总部外围。
沈砚辞站在一道山梁上，看着太行山层层叠叠的峰峦，忽然想起在淞沪战场上德国教官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地形，是任何侵略者的噩梦。只要你们不放弃，这些山会替你们打仗。”
那时候他没有完全听懂。现在他懂了。
他转过身，对身后的队列说：“走。翻过这座山，明天或后天就到延安了。”
三十
民国三十年三月。延水边。
——不。不对。时间不对。
沈砚辞停下脚步，站在延河西岸的土坡上，看着河对岸层层叠叠的窑洞。那是民国三十二年的秋天，一九四三年十月。不是三十年三月。
他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走到这里。
三年。从皖南突围出来之后，他带着小队走了一个多月到了豫东，然后被冀鲁豫军区留下，一边休整一边帮他们搞战术训练。后来李先念的部队打过来，他又跟着往西走，穿过黄泛区，帮李先念的五师搞敌后渗透。再后来接到命令，让他带一支临时教导队帮鄂豫边区的游击部轮训，时间一拖就拖到了豫南会战爆发。到了今年——民国三十二年——中央才正式通过李先念的电台发来通知：命令“孤刃”及其所属尖兵小队，携带全部原始材料，从鄂豫边区出发，赴延安报到。
这一路上，他们穿越了封锁线、游击区、敌占区、据地。走坏了不知多少双鞋，吃了不知多少顿草。张二柱瘦了二十斤，魏大个子身上多了四处弹片留下的疤，马跛子的瘸腿又冻坏过一次，差点截肢。但他还是跟着走过来了。
刘德贵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那旱烟袋，烟锅已经灭了很久，他忘了点。孙大勇蹲在路边，默默地把那挺捷克式机枪的枪管卸下来检查了一遍。马跛子拖着瘸腿走在最后，三八式扛在肩上，昂着头，走得比谁都快。张二柱嘴巴张得老大，只顾着一个劲儿地朝河对岸那些窑洞的方向看，脚底下的泥巴踩得啪嗒啪嗒响，像是头一回走这么实在的路。李满仓的电台已经换成了更轻便的新型号，但他还留着在涡河换的那副德制耳机，耳机线缠在手柄上，缠了一圈又一圈。
魏大个子把档案箱从肩上卸下，用手背抹了一把脖子上的汗。蓝水生望着延河的水，轻声说了一句：“水是浑的。”没人问他为什么说这个。钱国栋依旧话少，他默默解下腰间别着的绑腿带，拧上面浸到的河水，像在拧一条看不见的缰绳。老牛用一只耳朵听着延河边的风声，跟上队伍时拐杖头在土坡上捣出一个又一个笃笃的小坑，深浅均匀，像是在替某个永远留在长江里的年轻的脚步声补印子。
他们从延河西岸走上东岸，经过一块写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标语牌，标语牌上的漆有些斑驳，用细麻绳绑在两槐树桩上。再往前走，就是一片坪场，坪场上有人在练，有人在推碾子，有人扛着锄头赤着脚往山腰上走。一个小战士跑过来，给每个人递上一碗水。那碗是粗瓷大碗，水是从延河打上来的，有点浑，但凉得清冽。
沈砚辞站在杨家岭的窑洞前，抬头看着山腰上那些错落的窑洞，听着远处传来的《八路军进行曲》的歌声，听着一两处喊的口令，听着山里啄木鸟啄枯木的笃笃声。他想起了他在上海废墟里扣下第一发扳机时天上一闪而过的照明弹，想起了雨花台朱赤把肠子塞回去的那条战壕，想起了煤炭港烈火中汽艇推开的浪，想起了那些漂浮在长江上的、没有墓碑的弟兄。
然后他迈出了脚步。
在那一瞬间他想起来的最后一个声音，竟是叶挺站在石井坑破屋前握着他的手只说的那个字。走。
他走了三年。现在终于走到了。
叶军长，走了三年，听你的，到了。
三十一
杨家岭，中央军委招待所。
沈砚辞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手里握着他那顶磨得不成样子的灰布军帽。军帽上的帽徽早就摘掉了，只在布面上留下一个圆形的浅印。
“老沈同志，”接待人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态度和蔼但办事极为认真，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请跟我来。何应长要见你。”
何应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沈砚辞没有多问，整了整衣领，跟着接待人员穿过杨家岭的土路，走进了一间依山而建的窑洞。窑洞口挂着半截棉布帘子，两侧的土墙上用白灰刷着标语。
窑洞里光线不算太亮，但陈设整洁，靠墙一排书架，桌上铺着一张大幅的全国军事形势图，旁边搁着搪瓷茶杯和几份文件。叶剑英从桌前站起来，身材比沈砚辞想象中清瘦，但握手时力道很大，一双眼睛隔着眼镜片锐利而沉稳。肖参谋和几位作战室的同志坐在旁边，手里都拿着笔记本。
“你写的敌后小分队战术手册，我看了。”叶剑英开门见山，“去年李先念托人送到延安来的。很好。特别是关于小股渗透和据点拔除那几章——你们在江北和皖南打过的仗，都是很宝贵的实战经验。你用事实证明了，即使装备不如敌人，只要战术得当，也能在敌后打出主动。”
沈砚辞没想到他的小册子能摆到叶剑英的桌上。他立正站好，想说点什么，但叶剑英摆了摆手，请他坐下，让人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新四军在敌后这几年的发展，离不开像你们这些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部。你们在皖南突围的经过，郑平之同志已经写成报告送呈军委。中央对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同志深表哀悼。”他顿了一下，语气转缓，“你在皖南突围前叶军长亲自交给你的材料带来了吗？”
沈砚辞把随身携带的档案箱放在桌上，从夹层内侧取出叶挺亲笔抄录的关于北移路线变化的三份指令原文。纸张经过漫长的护送已磨出多处折痕，但字迹仍然清晰。旁边几名参谋接过之后逐一登记，用的不是钢笔，是用一枚磨短了的铅笔头，登记本也是边区自制的土纸。
“这些东西，很好。”叶剑英翻完最后一页，把档案收进桌边一只标着“皖南”的木格文件柜里，然后转身重新面对沈砚辞，“军委决定，让你在延安休整一段时间，同时交给你一项新的任务。”
“请首长指示。”
“边区的部队正在加紧整训，为反攻做准备。我们需要一批真正懂实战、能教实战的教官，把各部队送来的战斗骨再提高一步。你在德国学过系统的军事理论，又在敌后打了多年仗，这种经历全延安找不出第二个。军委决定，调你到抗军政大学担任军事教员，同时参与军委战略小组的敌后战术研讨。”叶剑英看着他，“沈砚辞同志，你愿意吗？”
沈砚辞从座位上站起来，立正。“愿意。”
叶剑英微微笑了。那是军人看见军人的笑意。
“还有一件事。你的党籍问题——李长安同志在江北给你写过介绍意见，你在半塔集训练尖兵期间的表现江北支队也做过鉴定。虽然你还没有履行正式的入党手续，但军委的意见是，你在抗大任教期间，先按正式党员对待，一边工作一边由直属支部补办手续。你同意吗？”
沈砚辞沉默了一瞬。
他想起了在江北李长安问他那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加入共产党？”他当时说的是：“因为在你们这儿，一个兵死在前线，不会有人在他坟上谈价钱。”
现在他站在延安，站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面对着叶剑英，面对着军委的任命——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回答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同意。”
叶剑英点了点头，握了握他的手。
“沈砚辞同志，欢迎回家。”
三十二
走出总参窑洞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延安周围的黄土山峁烧成了一片金红。沈砚辞站在窑洞前的土坡上，看着远处延河弯弯曲曲地穿过山沟，看着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窑洞窗口亮起了星星点点的油灯，看着一群抗大学员扛着锄头从山上下来，唱着歌，军装上全是黄土，但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
他们眼里没有那种被出卖过的冷。他们的冷都用在鬼子身上了。
沈砚辞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夕阳完全沉入山后，久到延河对岸的窑洞灯光变得更加明亮，像一条倒映在人间的银河。
刘德贵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旁边，手里夹着那总也点不完的旱烟。
“长官，这地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以为延安应该是个大地方。有大街、有电灯、有三层楼的司令部。结果是这么个山沟沟。”刘德贵笑了一下，露出嘴里那颗豁了的牙，“可走了一路，我看到这些人吃糠咽菜、住窑洞，却一个比一个精神。我就知道，我们走对了。”
沈砚辞没有说话。他从怀里掏出那个被江水泡过、被硝烟熏过、被雪水浸过的笔记本。本子的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订口的线换过好几次，现在用的是从高庄集崔老汉那里借来的纳鞋底线。里面记着他从淞沪到延安所有的阵亡人员名单——陈阿四、赵小栓、林育才、老姜、以及在皖南和南京牺牲的所有能找到名字的战友。
他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字。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延安。”
然后他合上了本子，别好毛瑟，拉了拉衣领，朝山下走去。山下抗大的场上有人在拉歌，延河的水声在暮色中窸窣作响，像一个很长很长的回答。
他的背影消失在延安的暮色里。但他的脚步很稳。稳得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
（第七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