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凌晨。南京城里，又有一批人悄无声息地渡过长江。
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混在趁夜色偷偷泅渡过江的零散逃难百姓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兵。领头的是刘德贵，背着铁锅，牵着一条从废墟里捡来的瘦驴。钱国栋挑着扁担，担子里装着分散开的武器零件，用烂布包得严严实实。小罗和小郑紧跟在他们身后，伪装成逃难的兄弟俩。
而沈砚辞已经沿着江滩走出很远了。
在泥滩里独自走的时候，他想起了那把在泥里的烟、赵小栓沉没时的脸，以及雨花台阵地上高致嵩带敢死队冲锋前用手背抹过刺刀的动作。他想起他们在上海军工路酒楼废墟里打掉第一辆坦克时，赵小栓激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喊着“鬼子铁王八也会冒烟”。当时他骂了那小子一顿，说哭什么哭，好好打。现在他后悔没让他多哭一会儿。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方复生的桐油审批单残片，在月光下展开。纸片上残留的每一个字，都像刻在刀刃上的冷芒。炸了库房之后，这纸片的分量变了——它不只是证据，而是赵小栓用下沉的头顶着江水托上来的一页账单。
他把纸片重新包好，塞进怀里。然后继续往前走。风把芦苇压倒，又弹起来。他已经在下关到煤炭港的一个小山包上占了高处，用三枚手榴弹的残壳和一个粗铁钉把一片薄锌皮固定在一棵烧焦的榔榆树桩上，充当信号反射板。这块简陋的金属片只有一个作用：把清晨的阳光反射到江面上，让北岸某个约定的望远镜能看到三短一长的闪光。
次清晨，王志强在江北砖窑里通过短波监测器收到了一条来自江北支队的外围呼叫。呼叫里的口令老得像十年前北伐时期部队之间对用的切口——“天冬开花，地黄结子”。呼号反复播了两遍。他用发抖的手指准确回复了三遍“孤刃在岸”。信号那头沉默了一息，然后发来一句简短的回应：“北岸有人接。”
二十六，王志强跟刘德贵在六合境内的一片荒山里，找到了新四军江北支队的联络站。联络站只有三个人，住在一间用松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外面挂着破蓑衣挡风。里面一张歪腿桌，一个手摇电台，两把旧，墙角堆着一摞油印的抗宣传品。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瘦得颧骨像刀刃，说话不疾不徐，一句是一句。他只问了王志强三句话：姓名，所属，来意。然后安静地听完王志强把那半个多月的挣扎说完，垂下眼想了片刻，说：“你们的牺牲，我们记下了。以后有需要，这条线随时可以通。”
他没有说“我们会帮你”。但他把备用的电池组和一副完好的耳机放在了桌上。
王志强离开之后，雪停了。那个中年人站起来，从窝棚角落里取出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红旗，抖开，放在那堆油印传单上面。他对着那面旗站了几息时间，然后把窝棚门帘掀开一道缝，望着漫天放晴的夜空。
他旁边的年轻兵问：“队长，他们可靠吗？”
“长在骨头里的中国人，”中年人说，“不问主义，也是可靠的。”
十二月二十八。
鼓楼地窖。沈砚辞用李满仓重新拼装好的二号电台接收到了第一份来自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信号镜转译的短波信号。信号很弱，内容也很短，译出来只有十个字：“孤刃已见。后会有期。”
他把那张纸在炭火上烤，叠成很小的一块，塞进他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后会有期。”他在黑暗中低声重复了一遍。嘴角没有笑意，但眼底燃着一簇微火，像是这道冰冷的电码在他口里生了温。
同一天夜里，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向南京特务机关发出一道加密电文，内容措辞严峻：“城内有一支不明武装，装备精良，熟知特种作战方式，已在煤炭港、下关水道先后发动袭击，造成重大物资损失。其指挥官疑似受过德国军事训练。务必在两周内查清其身份，予以剿灭。”
电报的抄送栏里，有南京宪兵队、特高课外事课、第十一师团情报室。这些单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把他们最好的密探投入到这座废墟城的大街小巷中。而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正坐在一处地窖里，就着一盏煤油灯，正在用削尖的炭条给他刚刚牺牲的兵写一份传阅讣告。
讣告只有五行。写完后他拿给刘德贵看了一眼，刘德贵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拿给小罗看看。”他拿去给地窖里每一个人看。
上面写的是：
“赵小栓，河北沧州人，年二十。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于南京煤炭港殉国。未能收骨。仅以此记。排长沈砚辞率全队泣血。”
稿纸的右下角氵留着两个字——“孤刃”。
地窖外面，军宪兵队的广播车正沿着升州路往夫子庙方向移动，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同一段语和中文交替的通告：“凡举报中国士兵匿藏者，皇军赏银元十元；窝藏不报者，一律就地正法。”
声音从废墟的缝隙里传下来，在地窖里变成了一层嗡嗡的低噪。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没有人对那十元赏银的任何承诺有过一丝反应。
他们只是把那张薄薄的讣告互相传看了一遍，然后王志强把它夹进自己的笔记本里，夹在雨花台跳频参数和一张被江水浸透过的物资清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