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进入第二周，温时妤做了一個决定——她要去贵州出差。
基金会在贵州有个教育扶贫，需要在年前完成考察和评估。原定去的是林姐和另一个同事，但温时妤主动请缨，说想去一线看看。
赵总犹豫了一下。“那边条件很艰苦，山路不好走，你一个女孩子——”
“赵总，我是助理。”温时妤打断他，“不是傅太太。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赵总看着她坚定到近乎固执的眼晴，叹了口气。“行，你去吧。林姐跟你一起，互相有个照應。”
温时妤点点头，走出办公室，开始收拾东西。她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不是逃避，是想冷静。在这个家里，她没办法冷静。每一面墙、每一件家具、每一个角落都提醒着她他的存在——钢琴是他弹过的，书房是他待过的，连空气里都有他身上那股清冽的松木香。她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离他远一点，远到能听清楚自己心里的声音。
当天晚上，她告诉傅应聿自己要出差的事。
“多久？”傅应聿问，声音很平，表情很平，可他的眼晴出卖了他——那里面有紧张，有不安，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怕她一去不回。
“一个星期左右。”温时妤低着头收拾行李，没有看他。
“去几天？具体行程定了吗？”
“定了。后天走，下周三回来。”
沉默。
傅应聿走过去，蹲下來，按住她正在叠衣服的手。“时妤，看着我。”
温时妤抬起头。两个人蹲在地板上，视线平齐，近到能看清彼此睫毛的弧度。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他说，声音涩得像含了一把沙，“可出差解决不了问题。你走了，回来之后问题还在。”
“我知道。”温时妤抽回手，继续叠衣服，“我没想逃避。我只是需要一点距离，想清楚一些事。”
“想什么事？”
温时妤停下手里的动作，看了他片刻。“想我还能不能继续。”
傅应聿的瞳孔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继续？她说的继续，是继续这段婚姻，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他没有问。他怕听到答案。
“你什么时候走？”他的声音稳得近乎冷酷，可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后天早上。”
“我送你。”
“不用——”
“我送你。”他站起来，不容拒绝地扔下三个字，转身走了。
温时妤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低头继续叠衣服。手有些抖，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刚才的表情，她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生气，不是冷漠，是害怕。傅应聿，这个站在权力顶端的男人，居然在害怕。害怕她会走，害怕她会离开，害怕這段婚姻走到尽头。
可他知道怎么留住她吗？他知道她想要什么吗？
温时妤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累了。不是不爱了，是爱不动了。爱一个人爱到精疲力竭，爱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这种感觉比不爱更可怕。因为不爱了可以转身走开，可怕的是你还爱着，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出发那天早上，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温时妤拖着行李箱下楼，傅应聿已经在玄关等着了。他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一件黑色的厚外套，围了一条深灰色的围巾，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
没有司机。他自己开车。
一路上两个人没怎么说话。雪越下越大，车子开得很慢，平时四十分钟的路程开了一个多小时。温时妤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世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又好像在翻來覆去地想很多事。
到了机场，傅应聿把车停好，从后座拿出她的行李箱。
“我进去了。”温时妤接过行李箱的拉杆。
“嗯。”
她转身走了几步，身后传来他的声音：“时妤。”
她回头。
傅应聿站在车旁边，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他整个人像一尊被雪覆盖的雕塑。他就那么站着看着她，眼晴里有太多她看不懂的情绪——像是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可最后只挤出了两个字——“注意安全。”
温时妤点了点头，转身走进航站楼。脚步很快，没有回头。
傅应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后面，在雪里站了很久，久到头发和肩膀都白了。旁边经过的人纷纷侧目，有人小声议论着“这人在嘛”、“是不是在拍戏”，可他一动不动，像一棵生了的老树。
他忽然想起温时妤说过的一句话——“你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活的。”
此刻，房子是活的，可他的心是空的。
贵州的条件比温时妤想象的还要艰苦。
从贵阳下飞机，又坐了六个小时的大巴，才到了目的地——一个藏在深山里的苗族自治县。山路崎岖，大巴在盘山公路上摇摇晃晃，窗外是万丈深渊，温时妤晕车晕得脸色发白，可一声没吭。
到了县城，住进招待所，条件比河北那个招待所還差。房间濕发霉，热水器时好时坏，被子薄得像一层纸。林姐怕她受不了，说要不换个好一点的地方。温时妤摇头说不用，大家都是这么住的，她不能搞特殊。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开始走访覆盖的学校。
第一所小学在海拔两千米的山上，车子开不上去，只能步行。温时妤穿着登山鞋，背着装满了资料和物资的登山包，跟着当地的向导爬山。山路陡峭，碎石遍布，她摔了好几次，膝盖磕破了皮，手掌也磨出了血，可她一声不吭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上走。
林姐跟在后面，看着她倔强的背影，眼眶红了。
这姑娘才二十一岁。放在别人家，这个年纪的女孩还在大学里谈恋爱、逛街、撒娇。可她呢？嫁进豪门，没过几天安生子，先是被白月光挑衅，再是被污蔑陷害，现在又要跑到这深山老林里受罪。可她不抱怨，不叫苦，不哭不闹，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用工作把自己武装起来。
到了山顶的小学，温时妤看到了那些孩子。
十几个孩子，从学前班到六年级，挤在两间破旧的教室里。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糊着。课桌是石头垒的，板凳是木头钉的。孩子们的校服洗得发白，鞋子破了洞，脚趾头露在外面。可他们笑得很大声，跑得很快，眼晴里有一种城里孩子没有的光——那种光叫希望。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不知道自己有多穷，他们只知道今天有客人来了，带了好多书和文具，开心得不得了。
温时妤蹲下来，給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系紅领巾。小女孩看着她的脸，忽然说了一句：“姐姐，你好漂亮。”
温时妤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你也很漂亮。”她的声音有些哽咽，“等你长大了，会比姐姐更漂亮。”
“真的吗？”小女孩的眼晴亮得像两颗星星。
“真的。”温时妤用力点头，“你好好读书，以后考到北京去，姐姐在北京等你。”
小女孩开心地笑了。温时妤看着她纯真的笑脸，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傅应聿，不是为了温家，不是为了任何人。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歡。喜欢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喜欢看到学校一天天变好，喜欢自己做的一切能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一点点改变。
这种感觉，比等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的人，好一万倍。
那天晚上，温时妤在招待所的床上，用手机备忘录写了一篇很长的记。她写那些孩子的眼晴、破旧的教室、石头垒的课桌、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山顶的風和雾，最后写了一段话：
以前我以为，我活着的意义是让他爱我。现在我知道了，我活着的意义，是做我喜欢的事，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有人爱最好，没有也行。温时妤，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的。
她写完这段话，从头到尾读了三遍，然后把它设成了手机锁屏的屏保。
她要每天提醒自己——不要为任何人迷失自己。
出差第四天，温时妤出了一件事。
在走访第三所学校的路上，她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头，整个人从山坡上滑了下去。大概滑了三四米，被一棵树挡住了。不算高，可她的脚踝扭了，肿得像馒头，疼得她冷汗直冒。
林姐吓坏了，赶紧让当地的工作人员把她送到县医院。拍了片子，没骨折，但韧带拉伤，需要静养至少一周。
温时妤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头顶那盏发黄的灯管，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听不懂的方言，忽然觉得很委屈。不是委屈自己受伤了，是委屈自己受伤了都不知道该打电话给谁。打给傅应聿？他知道了会怎样？会担心吗？会来看她吗？还是只是说一句“注意休息”就翻篇了？
她不知道。她已经不知道他會怎么回应任何事了，因为他总是出乎她的意料——在她期待的時候让她失望，在她不抱希望的时候给她希望，反反复复，搞得她精疲力盡。
手机响了。傅应聿的来电。
温时妤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喂。”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你声音怎么了？”傅应聿第一句话就听出了不对，他的耳朵比她自己更了解她的声音。
“没事，有点感冒。”温时妤扯了个谎。她不想让他知道她受伤了，不是不想让他担心，是怕他担心了也不会来。那种“他知道你受伤了可他还是没来”的失望，比受伤本身疼一万倍。
“那边冷吗？”他问。
“冷。零下了。”
“多穿点。”
“嗯。”
又是沉默。这几天他们的对话都是这样，短得像发电报，每个字都省着用。
“时妤。”他忽然叫她的名字。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
温时妤看了一眼自己缠着绷带的脚踝。“还不确定，还没完。”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挂了，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
“我想你了。”他说。
四个字。
很轻，轻得像是怕吓跑什么。可他确实说了——“我想你了”。
温时妤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咬着嘴唇，拼命忍住那点酸涩，可声音还是出卖了她：“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你了。”傅应聿的声音有些涩，像是一个从不说情话的人，第一次鼓起勇气，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已经生锈了，“时妤，家里很空。”
温时妤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手机屏幕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她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傅应聿在电话那头听到了她压抑的哭声，没有说话，就那么听着。
过了很久，等她情绪平复了一些，他说：“我去接你。”
“不用，我——”
“地址发给我。”
电话挂了。
温时妤看着暗下去的屏幕，眼泪还在流，可嘴角是翘起来的。
他说“我想你了”。他说“家里很空”。他说“我去接你”。
没有“我爱你”，没有“对不起”，没有任何她以为他应该说的话。可这三句，比什么都重。
因为他从不说这些。要他说“我想你了”，比让一个哑巴开口唱歌还难。可他今天说了。
温时妤把手机捂在口，感受着腔里那颗心脏剧烈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在问她同一个问题——你还在乎他吗？在乎。你还能相信他吗？不知道。可你想见他吗？
想。很想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