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1000赫兹的音叉到的时候，北京已经入了冬。
十一月末，风从西北方向刮过来，在厂区的梧桐树间吹出尖锐的哨声。韩春生从厂办领回一个牛皮纸包裹，拆开，里面是一只比学校那枚大一圈的音叉。钢质，银亮，叉臂上刻着“1000Hz±0.1%，上海教学仪器厂，1962年10月”。全新出厂，叉臂上连指纹都没有。
杨明把它从包裹里取出来，掂了掂。比440赫兹那枚沉。他用小锤轻轻敲了一下，音叉发出比440那枚更高更尖的嗡鸣，像一银针扎进空气里。示波器探头接上音叉振荡器的输出端，荧光屏上，一条绿色的1000赫兹正弦波稳定地亮着。
比440赫兹净。1000赫兹是工业标准频率，音叉的尺寸设计经过了精确的温度补偿，钢质也更纯。波形边缘没有毛刺，过零点脆利落。
他开始搭倍频电路。这一次不是试验，是正式做。电路从面包板上搬到了胶木底板上，元件引脚直接焊在铆钉上，走线用不同颜色的塑皮线——红色电源，黑色地线，黄色信号通路。六只6J1电子管，六级倍频。每一级的输出端接一个窄带滤波器，滤除基频和其他谐波，只让二倍频通过。六级之后，1000赫兹变成64千赫。
64千赫。
杨明把最后一级倍频器的输出接上示波器。绿色的正弦波稳稳当当。他拧开信号发生器的校准接口，把64千赫的基准信号注入外同步端。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刻度原本偏着，现在被基准信号锁住，指针稳稳地落在正确的位置。
他松手。指针没有漂。系统标出的那处“信号发生器频率刻度不准”的茬，从今天起，在这台机器上消失了。杨明把校准装置的盖板装上，在盖板左上角贴了一张标签，写上——“频率基准单元，编号001，1962年11月”。
宋之问来的时候，杨明正在测第三台信号发生器。他把校准过程写成了一个简单的作规程，贴在机柜侧面：第一步，预热三十分钟；第二步，将信号发生器频率调至64千赫；第三步，接入基准信号，调整校准旋钮至零拍；第四步，锁紧。四步，每一步都写得像菜谱，识字的工人照着做就不会错。
宋之问把作规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以后测试车间所有信号发生器，每周用这套装置校一次。作规程你写的，就由你签字。”
杨明愣了一下。“签字？”
“校准记录上要签作人和复核人。”宋之问看着标签上“编号001”几个字，“这套装置是你做的，校准方法是你定的，作规程是你写的。你签字，是对这个标准负责。”
杨明拿起笔，在作规程末尾的“编制人”一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杨明。两个字，炭黑墨水，写在1962年11月24上面。字迹很轻，但笔划是实的。
这是他在红星厂留下的第一个签名。
宋之问等他把笔放下，然后从腋下抽出一直夹着的一份文件。牛皮纸封面，右上角印着“内部”两个字。他把文件放在示波器旁边的桌面上，没有打开。
“花生管的方案，部里退回来了。”
杨明的手停在半空中。
“不是退你的方案。是退红星厂上报的《6J1B型花生管成品率提升技术方案》。”宋之问的声音平稳，“厂里三个月前报上去的，由技术科起草，副厂长签发。部里评审了一个半月，结论是——‘方案中对栅极绕线螺距不均匀的补偿思路可行，但缺乏实测数据支撑，暂缓实施。’”
杨明沉默着。缺乏实测数据。他知道这个方案为什么被退回来——因为他那份手写的补偿网络方案还没有递上去。宋之问把它锁在抽屉里，等的就是这一刻。
“部里说‘补偿思路可行’。”杨明抬起头，“他们认可这个方向。”
“认可方向，但没给钱，没给指标，没给时间。”宋之问把文件翻开，翻到评审意见那一页。密密麻麻的红字，写满了技术质疑。其中一条被红笔圈了出来——“建议补充不少于20只样管的实测数据，包括补偿前后的跨导曲线对比、特征频率分布统计、温度稳定性测试。”
二十只样管。全部参数测完，补偿网络逐一匹配，前后对比数据。一个技术员全职做，大概需要两个月。
“厂里安排谁做？”杨明问。
宋之问看着他。“试制车间的人都在产线上盯着。成品率不到百分之三十，每天光是筛废品都筛不过来。”
杨明听懂了。
没有人。
不是不想做，是没有人能做。试制车间的技术员全部扑在产线上，每天都在和那百分之三十的成品率搏斗。他们腾不出手来做二十只样管的详细测试。而这份被退回来的方案，如果没有人补上实测数据，就永远是“暂缓实施”。
他拿起那份评审意见，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红色的质疑一条一条地从眼前流过。每一条他都能答。不是“觉得能答”，是真的能答——系统灌输的知识里，有关于跨导曲线测试的标准方法，有特征频率统计的数学工具，有温度补偿电路的设计准则。
他把文件放下。
“我来做。”
宋之问没有立刻回应。他走到窗户前，看着外面。厂区里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了，灰蓝色的天空下，锅炉房的白烟被西北风吹成一条斜线。
“二十只管子的测试，全部课余时间，你一个人做，大概要做多久？”
杨明在心里算了一下。每只管子：跨导曲线测试，至少测五个工作点；特征频率抓取，需要反复调节补偿网络参数；温度稳定性，要用电吹风和冰袋模拟环境变化。全部做完，一只管子大概需要两个下午。
“三个月。”他说。
“期中考试呢？”
杨明顿了一下。他没想到宋之问会提期中考试。这段子他在红星厂泡得太久，课堂上的事反而像另一个世界的事。但宋之问提了。
“考试我会考。”
宋之问转过身。“不光是考。你上次数学月考，年级第三。”
杨明没说话。
“语文，作文扣了五分，因为把‘电’字写成了简体。”
杨明沉默着。方阳的习惯，四十年后的简体字，偶尔会从笔尖漏出来。他已经很小心了。
“你的物理是满分。”宋之问说，“但周德明去问了郑伯衡，郑伯衡说你的物理不是他教的。”
办公室里很安静。光灯管的嗡嗡声忽然变得很响。
杨明握着手里的音叉。钢质的叉臂被手心捂热了。
“宋科长，您想说什么？”
宋之问没有绕弯子。“红星中学的校长给我打过电话。他问我，你们厂那个姓杨的学生，到底在你们那儿什么。”
杨明的心提了一下。
“我说，他在帮我们修仪器。”宋之问说，“校长问，一个初一学生能修什么仪器。我说，他修好了一台报废三年的苏联示波器，用一堆废旧零件做了一套频率校准装置，现在正在解决一个部里退了方案的技术难题。”
他停了一下。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们厂给他开工资吗？’”
杨明愣住了。
“我说，不开。他说——‘那就好。开工资的话，他就不是我这儿的学生了。’”
宋之问看着杨明。
“你知道校长为什么这么说吗？”
杨明摇头。
“因为你是学生。学生做这些事，叫课外实践，叫科技活动，叫少年天才。如果你拿了工资，就叫雇佣童工，叫违反劳动法，叫政治问题。”宋之问把“政治问题”四个字咬得很轻，但分量一点不轻。“你现在能在红星厂做这些事，是因为你站在学校的壳子里。学校是你的保护伞。”
杨明沉默了很久。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以为自己在红星厂的身份是宋之问给的——技术科的编外人员，测试车间的常客，一个“帮忙的中学生”。但宋之问现在告诉他，这个身份真正的来源，是红星中学的校长愿意承认“这个学生在做课外实践”。
“校长愿意保我。”他说。
“他愿意。”宋之问说，“前提是你真的是红星中学的学生。不是名义上的，是实际上课、参加考试、成绩优秀的那种学生。”
杨明听明白了。成绩不是成绩。成绩是他的护城河。只要他还是年级前三的学生，他周末在红星厂做的事就是“少年天才的课外实践”。一旦成绩掉下来，同样的事就会变成“不务正业的中学生在工厂瞎混”。
“期中考试我会考好。”他说。
宋之问点了点头。他把那份被部里退回的方案重新装进牛皮纸文件袋，递给他。
“二十只样管，明天韩春生从试制车间领出来，放在测试车间靠窗那张台子上。那张台子从现在起归你用。三个月。做完之后，数据整理成报告。报告格式我让韩春生拿一份厂里的技术报告范本给你。”
杨明接过文件袋。
“报告写完，署谁的名？”
宋之问看着他。
“谁做的，署谁的名。”
杨明把文件袋夹在腋下。沉。和那份老炼台电压监测方案一样沉。
走出测试车间时，天已经黑了。他抱着文件袋往厂门口走，路过那排梧桐树时，一阵西北风灌过来，吹得他眯起眼。文件袋的牛皮纸封面蹭着他的棉袄，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他把袋子抱紧了一点。
回到四合院时，院子里没有人。天冷，各家都关着门。煤炉子的烟从门缝里涌出来，混着炖白菜和窝头的味道。赵婶的收音机隔着门板传出来，模模糊糊的，在播天气预报——明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度。
杨明推门进屋。母亲刘秀兰坐在煤油灯下糊火柴盒，手边已经摞了高高一叠。他放下书包，把文件袋放在桌上。
“那是什么？”刘秀兰抬眼看了一下。
“学校的资料。”
刘秀兰没有追问。她把手里的火柴盒糊完，放在一边，拿起一个新的。
杨明坐到桌前，把文件袋打开。那份被部里退回的方案，评审意见上的红字在煤油灯下格外刺眼。“缺乏实测数据”——五个字，把他接下来三个月填得满满当当。他把方案放在左边，翻开算术本新的一页，在右边开始列测试计划。
二十只样管。每只管子的编号从6J1B-001到6J1B-020。测试：跨导曲线，特征频率，补偿网络参数，温度稳定性。他把表格画好，横轴是管子编号，纵轴是测试，一格一格填进去。
院子里，何雨柱的收音机响了。音量拧得不大，但在安静的冬夜里听得清清楚楚。马连良，《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杨明填到第十只管子的测试格时，手停了。他把铅笔放下，看着煤油灯的火苗。火苗在玻璃灯罩里安安静静地燃着，顶端有一点橙黄。
他想起宋之问说的那句话——“你站在学校的壳子里。学校是你的保护伞。”
又想起校长在电话里问的那句——“那你们厂给他开工资吗？”
他十二岁。初一学生。在红星中学的学籍册上，他是初一（三）班第四排靠窗座位的杨明。物理满分，数学第三，语文因为写简体字扣了五分。这是他的壳。壳里面，他在红星电子管厂测试车间靠窗的台子上，即将开始二十只花生管的测试。三个月之后，那些数据会变成一份技术报告，署他的名，递到部里去。部里的人不会知道杨明是十二岁。他们只会看到一份格式规范、数据完整的技术报告。
这就够了。
杨明重新拿起铅笔，填完了剩下的测试格。二十只管子，每只七项测试。他翻过一页，开始写测试电路的设计。跨导曲线测试需要扫描栅偏压，他手头没有扫描信号源。他用音叉校准过的信号发生器代替，手动调节栅偏压，逐点记录屏流。慢，但准。
铅笔在纸面上沙沙地响。院子里，《空城计》唱到了最静的那一段。马连良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一把老茶壶在炭火上咕嘟。
杨明写完测试电路，又画了一张时间表。周六下午，周全天，周三放学后。一周三次，每次四到五个小时。他把时间表贴在算术本扉页上，用手指按了按边角，让它粘牢。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刘秀兰糊完了今天的火柴盒，把浆糊碗收起来，擦了擦手。“早点睡。明天还上学。”
杨明应了一声。他把文件袋合上，算术本合上，花生管从口袋里掏出来立在桌角。玻璃管壳在煤油灯熄灭前的最后一瞬，闪了一下光。
他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旧报纸糊的顶棚，字迹在黑暗中看不见。西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细小的啸声。他在黑暗里睁着眼，把二十只管子的编号又在心里过了一遍——001到020。
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那份方案不会再被退回。因为它不再是一份“方案”。它会是一份“报告”——基于二十只样管实测数据的工程技术报告。
杨明闭上眼。
窗外，北京的冬夜正在一寸一寸地沉下去。风停了，院子里最后一点煤炉子的烟也散尽了。只有收音机还响着，何雨柱大约忘了关。一个播音员用平稳的声音播报着夜间新闻，隔着门板，字句模糊，只剩下语调。
杨明在模糊的语调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被冻醒。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他爬起来，用凉水洗了脸，把算术本和文件袋装进书包。出门时，何雨柱正蹲在门口刷牙，满嘴白沫，看见他，含含糊糊地喊了一声：“大茂，今儿礼拜一，你不至于还往厂里跑吧？”
“上学。”
何雨柱咕噜咕噜漱了口，吐在墙。“上学好。上学比厂里好。”
杨明没接话，迈过门槛，走进胡同。晨光还没照进来，胡同里是灰蓝色的，墙的残霜被脚步声震落，细碎的声响像走在盐粒上。
到学校时，校门刚开。场上没有人，夯土地面冻得发硬。杨明走进初一（三）班教室时，只有值生到了。值生是一个扎两辫子的女生，正踮着脚擦黑板，粉笔灰在晨光里飘着。
杨明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第四排靠窗。他把算术本和文件袋放进抽屉，拿出语文课本。今天第一节是语文，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他在心里默念着。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场的冻土上，反射出细碎的光。麻雀落在杨树枝头，抖着羽毛上的霜。
杨明把课文翻到《岳阳楼记》，然后从抽屉里悄悄抽出算术本，翻到测试计划最后一页。那里空着。他拿起铅笔，在空白处又加了一项测试。
“第二十一只样管：对比实验。不补偿，只记录原始跨导波动曲线，作为基准数据。”
二十一只。
他把算术本合上。讲台上，语文老师孙老师端着搪瓷茶缸走进来，茶缸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他站定，目光扫过教室，在杨明身上停了一瞬。
“上课。”
“起立——”
杨明站起来。窗外麻雀从杨树枝头飞起来，扑棱棱的声音从打开的窗缝里涌进来。他跟着同学们一起喊“老师好”，声音汇入四十多道声音的河流里，分不出谁是谁的。
坐下。
《岳阳楼记》在孙老师的粉笔下开始了。“庆历四年春——”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第一个字。
杨明把语文课本竖起来，挡住自己。课本后面，他的目光落在那枚从口袋里露出一角的音叉上。1000赫兹。全新的。上海教学仪器厂，1962年10月。
他把它往口袋里推了推，不让它露出来。
然后抬起头，跟着孙老师的粉笔，把“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抄在了笔记本上。
字迹端正。
没有一个简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