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岁，刚上二年级。按村头老张头的说法，就是“脚底板磨出茧子、裤撕成渔网、鼻涕擦在袖口上，可眼神亮得能照路，鬼点子比山里的野兔子还多”的年纪。这天早上，我正蹲在院门口的石磨盘上啃苞谷饼子，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带着点疲惫，却又透着股硬气。
我猛地抬头，只见我爸李建国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风尘仆仆地站在院门口。他瘦了，黑了，可眼睛里有光，嘴角挂着笑，手里还拎着几个大纸包。
“爸！”我和两个妹妹一齐扑过去。
他挨个摸我们的头，把纸包塞给我们：“来，每人一套新衣裳，从里到外，全齐了！”
我妈王秀兰站在灶台边，眼圈一下就红了。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走了。离开这个祖祖辈辈住了上百年的云南小山村，去上海，去那个有高楼、有火车、有“会唱歌的铁盒子”的地方。
其实我心里早有准备。自从我爸两年前被我忽悠去上海探路，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如今他回来接我们，说明他在那边站稳了脚跟。而我，也攒够了“启动资金”——整整十六公斤多的沙金，后来又加淘了几回，凑到26公斤，全被小莫熔成了仿古金条，藏在空间里，沉甸甸的，像压在我心上的石头，也像托起全家未来的翅膀。
可搬家这事，一开始差点被我妈的传统思想给搞砸。
她一听要走，立马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还能用”的东西都翻出来：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鞋底磨穿的解放鞋、发霉的被褥、生锈的铁锅、甚至我小时候尿过的褯子（她说留着给妹妹用）……堆了半个堂屋，活像要搬整个家去上海。
我一看急了：“妈！咱是去享福的，不是去逃荒的！带这么多破烂啥？路上累死你！”
我妈瞪我：“咋是破烂？这都是好东西！扔了糟蹋！”
我爸也劝：“少带点吧，城里啥都能买。”
可我妈倔得很，非说“东西不能丢，丢了福气就没了”。
我灵机一动，想起个绝招——跳蚤！
没错，在我们这山沟里，跳蚤是家常便饭。哪怕我天天泡河里洗澡，身上还是时不时能抠出几只红点点。头发里、衣服缝里、被褥角里，全是它们的窝。
于是我拉着我妈，一脸严肃：“妈，城里人最讲究卫生！你带这些旧衣服旧被子，上面全是跳蚤！到了上海，人家一看咱们一身虱子，立马轰出去！连我爸的工作都保不住！”
我妈吓了一跳：“真有那么严重？”
“可不！”我添油加醋，“我在江边听人说，上海火车站有‘卫生检查’，发现带虫子的，直接送回老家！”
她信了，立马改主意：“那……那得洗！用开水烫！”
接下来两天，我家灶台就没停过火。我妈烧了一锅又一锅开水，把所有要带的东西煮了又煮、烫了又烫，连我爸的新衣裳都没放过（我爸哭笑不得）。
而我呢？做得更绝。
我直接让村里的剃头匠给我剃了个寸头——光溜溜，一毛不留。
为啥？
跳蚤最爱藏头发里！剃光了，一了百了！
两个妹妹也遭了殃。我着她们用那种祛湿止痒的白色药粉（其实就是硫磺粉），把头发、脖子、腋下全抹一遍，再用滚水洗三遍澡。出发那天，我们一家五口，从头到脚净净，连指甲缝都刷得发白。
天还没亮，大概六点多，我们就出发了。
为了赶上午七点那班去成都的长途车，全家摸黑收拾最后一点行李。
我爸背着他那点家当，我妈㧟着两个大包袱，妹妹们一人抱个布娃娃，而我——只穿了一身新衣裳，脚上蹬着新球鞋，肩上挎着一个铁皮箱子。
那箱子看着不大，可死沉死沉的，至少二十公斤。
我爸问：“二娃子，你箱子里装啥呢？这么重？”
我神秘兮兮：“秘密！老家的宝贝！”
其实里面哪是什么宝贝？全是普通石头！
真正的黄金，全在空间里。这箱子，纯粹是给黄金打掩护的——等到了上海，我要向我爸坦白，这箱“石头”就是我们买房的本钱。
至于路线？
我们家户口在云南，但村子就在金沙江边，隔江就是四川。去上海，走四川比绕道昆明近得多。先坐七八小时班车到成都，再转火车，全程不到三十小时。要是走昆明，等于兜个大圈子，费钱又费时。
当天傍晚，我们到了成都。
火车站人山人海，空气里混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味。我们在旁边找了家国营招待所，十块钱一晚，两张床挤五个人。我爸安顿好我们，立刻跑去售票处排队买火车票。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哐次哐次，晃了整整两天一夜。
妹妹们晕车吐了三次，我妈靠着我爸肩膀睡得东倒西歪，我爸数着车票上的期发呆，而我，抱着我的铁箱子，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计划。
终于，第三天清晨，火车缓缓驶入上海站。
一下车，我就闻到了一股“人味”——不是臭，也不是香，就是人太多、太密集的那种味道，混着汽车尾气、煤炉烟和隐约的海腥味。空气闷乎乎的，不像山里那么清冽透亮。
两个妹妹缩在我身后，眼睛瞪得溜圆，小嘴微张，估计脑袋里嗡嗡响，跟上一世我第一次进城时一模一样——高楼高得看不见顶，马路宽得能跑马，行人穿着锃亮皮鞋，走路都带风。
我爸牵着我们，七拐八绕，来到他租的房子。
果然是老样子：十平米单间，墙皮剥落，窗户对着隔壁晾衣杆。屋里就一张床、一个煤炉、几钉子挂衣服。做饭在门口支个小炉子，洗衣服在公共水龙头排队。这就是1990年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典型生活。
可我不嫌弃。
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安顿下来的头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在附近转悠，熟悉环境。小莫则趁机接入城市网络（靠空间自带的量子信号），把上海的地理、政策、房价、黄金交易渠道摸了个底朝天。
首要任务：卖黄金。
小莫筛选出十来家靠谱的典当行和私人金店，集中在老城厢和闸北一带。这些地方鱼龙混杂，但恰恰适合我们这种“来路不明”的金子出手——只要价格合适，没人问你祖上是不是挖了皇陵。
时机成熟，我悄悄把我爸拉到一边，避开我妈和妹妹。
“爸，有件事，只有咱俩知道。”我压低声音，打开铁皮箱。
箱盖掀开的一瞬，我爸呼吸都停了。
金灿灿的金条，整整齐齐码了三层，每都刻着模糊的“乾隆通宝”纹样（小莫仿的古法），沉甸甸，亮闪闪，像一箱凝固的阳光。
他手抖着摸上去，冰凉、沉重、真实。
过了足足五分钟，他才找回声音：“二娃子……这……这是哪来的？”
我早编好了故事：“爸，你还记得我这两年老往金沙江跑吗？我不是钓鱼，是淘金！我发现了一片富金沙滩，整整两年，我一点点把那片沙淘净了，得了这些金沙。后来找了个老银匠，花高价熔成金条。来路绝对净，就是……不能声张。”
我爸盯着我，眼神复杂：“你才八岁……”
“托梦教的！”我眨眨眼，“爸，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用这笔钱，让咱家在上海扎。”
我把计划和盘托出：
分批少量出售黄金，避免引起注意；
用卖金的钱买房子，最好是带宅基地的老弄堂房；
房子要选未来五十年不拆迁、地段却会越来越旺的；
然后办户口，全家变“上海人”。
我爸沉默良久，最后重重点头：“好！听你的！”
接下来一个月，我爸化身“黄金贩子”。
每天揣两金条，按我给的地址，一家家跑当铺。
有时扮成收古董的，有时说是祖传家产，有时脆装傻充愣：“俺爹临终前塞给我的，说能换钱。”
金价56元/克，26公斤就是145.6万。
实际成交价略低，加上手续费，最终到手132万。
这笔钱，在1990年的上海，简直是天文数字！
小莫早已锁定目标：虹口区一条老弄堂里，有户人家要卖房。房子是民国初年的砖木结构，带30平米宅基地，产权清晰，关键是——未来三十年都不会拆迁，且离地铁规划线仅800米。
我爸拿着钱，按我写的“攻略”（其实是小莫生成的购房指南），一步步谈判、签合同、过户、迁户口。
他一个山里汉子，连“契税”“地籍号”是啥都不知道，全靠背我教的话术。
一个月后，房产证到手。
我们家，正式成为上海市民。
搬家那天，我妈站在新家门口，摸着斑驳的门框，眼泪止不住：“这……这真是咱家了？”
我爸拍拍她肩：“以后，孩子们就是城里人了。”
两个妹妹在屋里疯跑，摸摸电灯开关，试试水龙头，趴在窗台上看楼下自行车流。
而我，站在天井里，望着头顶一方小小的天空，心里默默对上一世的自己说：
看，这一世，我没让你失望。
我们没住城中村，没交借读费，没被人叫“乡巴佬”。
我们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户口，自己的未来。
从云南山村到上海弄堂，三个月，一家五口，完成了别人一辈子都跨不过的鸿沟。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