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机场的灯光冷得像手术室的无影灯。
苏念混在改降航班的人流中，随着人群缓缓挪向海关通道。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焦虑和廉价咖啡混合的气味。德国海关官员的脸在荧光灯下显得格外严肃，他们检查护照的速度很慢，每翻一页都要抬头对比人脸，眼神锐利得像要剥开所有伪装。
她的假护照在掌心渗出冷汗。
照片是她，但名字是“林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文名，职业栏填着“自由撰稿人”，签证理由是“文化考察”。这本护照花了陈先生五万美金，他说这是组织最高级别的伪造品，能通过绝大多数国家的生物识别系统。
但万一呢？
万一顾长峰已经通知了德国警方？万一海关系统里她的脸已经被标记？万一……
前面一个亚洲面孔的男人被请进了旁边的房间，门关上时发出沉重的闷响。队伍里响起压抑的议论声。
苏念低下头，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下半张脸。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牛仔裤，运动鞋，背着一个普通的双肩包——完全是背包客的打扮。左耳后的密钥还在持续传来细微的刺痛，像一烧红的针缓慢地往里钻。
副作用倒计时：66小时。
她还能清晰记得陆衍在登机口最后看她的眼神——深沉、担忧，还有一丝她读不懂的决绝。他说：“到苏黎世后，去班霍夫大街的‘天鹅钟表店’，找店主汉斯。他是陈先生安排的人，会帮你。”
然后他转身，走向另一个方向。没有回头。
他要留下来，引开可能追来的人。用他自己做诱饵。
队伍又往前挪了几步。苏念能看见海关柜台了，两个官员正在低声交谈，其中一个时不时朝她这边看。
心脏在腔里狂跳，但她强迫自己呼吸平稳，表情放松。她在心里重复陆衍教她的应对技巧：眼神直视但不要过于锐利，回答问题简洁，不要主动提供额外信息。
“下一个。”
轮到她了。
她把护照递过去。官员接住，翻开，看了一眼照片，又抬头看她。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比前面所有人都长。
“林晓女士？”他问，德语口音很重。
“是。”苏念用英语回答，声音平稳。
“来德国的目的？”
“旅游，考察一些历史建筑。”她按照护照上的备注说，“准备写一篇关于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专题报道。”
官员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眼睛盯着屏幕。屏幕上滚动的绿字映在他镜片上，看不真切。
几秒钟，像几个小时那么长。
然后，他拿起印章，“咚”的一声盖在护照上。
“欢迎来到德国。”他说，把护照递还给她。
苏念接过，点头致谢，脚步平稳地走向出口。她没有回头，没有加快步伐，就像所有通过海关的普通旅客一样，从容、自然。
直到走出海关大厅，走进接机区嘈杂的人里，她才感觉双腿发软，几乎站不住。她靠在一柱子上，深吸了几口气，冰凉的空气灌入肺里，带来一丝清醒。
她做到了。
但陆衍呢？
她拿出手机——是在机场便利店买的预付费手机，只用现金支付，没有登记身份。开机，没有信号，但陆衍之前说过，到法兰克福后，去火车站的储物柜取他留下的东西。
按照指示，她坐机场快线到中央车站。法兰克福的冬阴沉沉的，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偶尔飘下几点冰冷的雨夹雪。车站里人来人往，巨大的列车时刻表屏幕不断刷新，德语广播在拱顶下回荡，像某种听不懂的咒语。
第127号储物柜，在车站地下一层的角落。她用陆衍给的密码打开，里面是一个黑色的登山包。
打开，检查：一套净的衣物，一些压缩食品和瓶装水，一本德语旅游指南，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现金——欧元，面额不大，但足够用一阵。还有一张火车票：法兰克福中央车站到苏黎世中央车站，下午两点十五分发车，车程四小时，座位号是二等车厢27A。
车票下面压着一张字条，陆衍的字迹：
“上车后不要和任何人交谈。列车会在巴塞尔停靠，那是德瑞边境，可能有检查。如果情况不对，在巴塞尔下车，换乘当地火车。汉斯的联系方式在旅游指南第47页，夹在‘苏黎世湖’的介绍里。保重。陆。”
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匆匆写就。
苏念把字条折好，塞进贴身口袋。她背上登山包，看了一眼车站大钟：下午一点四十分。
还有三十五分钟。
她没有在车站里逗留，而是走出车站，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雨夹雪变成了细密的雪粒，落在羽绒服上簌簌作响。街道两旁的建筑古老而厚重，哥特式的尖顶刺破铅灰色的天空，行人裹着大衣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背着登山包、眼神茫然的亚洲女人。
她在一家咖啡馆的橱窗外停下，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
苍白，消瘦，眼神疲惫，但深处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是恨？是执念？还是那个正在她大脑里慢慢死去的“锚点”？
她想起陈先生的话：“锚点”完全沉寂后，时间回溯能力会永久丧失。
也就是说，如果这次失败，她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她把手按在橱窗玻璃上，冰凉的触感透过手套传来。玻璃另一侧，一个年轻女孩正和朋友说笑，手里捧着一杯热巧克力，脸颊红润，眼睛明亮。
那么普通，那么真实的幸福。
苏念收回手，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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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十分，她回到车站，找到开往苏黎世的列车。
车厢很满，大多是商务旅客和游客。她找到27A座位，靠窗。邻座是个六十多岁的德国老太太，正在织毛衣，毛线针发出细微的咔嗒声。
苏念把背包放在头顶行李架，坐下，闭上眼睛。
列车缓缓启动，驶出车站。城市景观逐渐被田野和树林取代，雪还在下，覆盖了一切，世界变成一片单调的白。
老太太织了一会儿毛衣，突然用德语问了一句什么。苏念没听懂，只好摇头，用英语说：“抱歉，我不懂德语。”
老太太笑了，切换成生硬的英语：“我说，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只是累了。”苏念勉强笑了笑。
“年轻人，要照顾好自己。”老太太从随身的小篮子里拿出一个苹果，递给她，“吃吧，甜的。”
苏念迟疑了一下，接过：“谢谢。”
苹果很红，很脆，咬下去汁水饱满。甜味在舌尖化开，带来一丝虚假的慰藉。
老太太又开始织毛衣，不再说话。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列车行驶的规律声响，和偶尔传来的其他乘客的低语。
苏念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雪景，思绪飘散。
她想起前世。不是那些痛苦的片段，而是更早的时候——她刚出道，第一次拍戏，紧张得忘词，导演骂她，她躲到角落里哭。那时林薇薇还是她的助理，递给她一杯热茶，说：“晚晚姐，别怕，下次一定会更好。”
那时的林薇薇，眼里有真诚吗？还是从一开始就是演技？
她又想起顾泽辰。不是婚礼上的背叛，而是更早的追求。他送花，送礼物，每天发信息说早安晚安，在她拍夜戏时等在片场外，就为了送一碗热汤。那时的温柔，有多少是真，多少是算计？
人心怎么能这么复杂？又怎么能这么简单——简单到，所有美好的开始，都是为了丑陋的终结。
耳后的刺痛突然加剧。
她闷哼一声，捂住耳朵。老太太停下织毛衣的手，关切地看着她：“你还好吗？”
“没事……”苏念咬紧牙关，“偏头痛，老毛病了。”
疼痛像水，一波波涌来。这一次，伴随疼痛的还有画面——不是预知，是回忆。但这次的回忆很奇怪，不是她的视角。
她“看见”自己躺在疗养院的医疗床上，吴医生正在调试NeuroLink-7。但画面突然切换成另一个角度——是从监控摄像头里看的，黑白画面，带着时间戳：三天前。
然后，她“看见”顾泽辰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她的脑电图波形。他盯着那些起伏的线条，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嘴角挂着一丝冰冷的笑意。
他在实时监控她。在她接受“治疗”的时候。
更可怕的是，她“看见”顾泽辰打开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是几十份文件，文件名都是编号。他点开其中一个，里面是……她母亲的资料。
秦婉。死亡时间，地点，尸检报告，还有——几张从未公开过的照片：秦婉躺在停尸台上，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但尸检报告上写的是“高处坠落致死”。
勒痕。
不是跳楼。是被勒死，然后伪装成跳楼。
苏念猛地睁开眼，呼吸急促。
老太太吓了一跳：“孩子，你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叫乘务员？”
“不用……”苏念摆摆手，脸色惨白，“我……我去一下洗手间。”
她站起来，踉跄着走向车厢尽头的洗手间。锁上门，她趴在洗手台上，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泼脸。
水很冰，刺得皮肤生疼。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张湿漉漉的脸。
顾泽辰了他的母亲。
不，可能不止他。还有顾长峰。
那些文件编号……是顺序吗？秦婉是第几个受害者？
她想起陈先生说过的话：“顾长峰活了六十年，手上沾的血比顾泽辰多十倍。”
所以，这父子俩，是传承的罪恶。
洗手间的门被敲响，外面有人用德语催促。苏念擦脸，深吸几口气，打开门。
回到座位时，老太太已经把毛衣收起来了，正看着窗外。雪下得更大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远处山峦的轮廓都模糊了。
“快到巴塞尔了。”老太太说，“那是边境，要停车检查。”
苏念的心一紧。
果然，十几分钟后，列车开始减速，缓缓驶入巴塞尔车站。站台上站着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还有牵着警犬的边防人员。
乘客们开始动，有人收拾行李，有人窃窃私语。
老太太看了苏念一眼，突然压低声音说：“孩子，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女儿在苏黎世开旅馆，很安全的地方。”
苏念愣住，转头看她。
老太太的眼睛很温和，但很锐利，像能看透一切伪装。
“你……为什么帮我？”苏念轻声问。
“因为你看上去，”老太太顿了顿，“像一只被追猎的小鹿。而我年轻的时候……也被人追猎过。”
她没有再多说，只是从篮子里拿出一张名片，塞进苏念手里。名片很朴素，只有名字、地址和电话：艾尔玛旅馆，苏黎世老城区。
这时，警察开始上车检查。
他们从车厢两头同时进入，一个个检查护照，询问行程。一个年轻警察牵着警犬走过来，警犬的鼻子在座位底下嗅来嗅去。
轮到苏念时，警察接过护照，看了一眼，又看她：“林晓？”
“是。”
“去苏黎世做什么？”
“旅游。”
“一个人？”
“是。”
警察盯着她看了几秒，突然问：“你的耳朵怎么了？”
苏念下意识摸了摸左耳。她这才发现，耳朵在流血——很细微的血丝，从耳后密钥植入的位置渗出来，沿着耳廓流下，在苍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眼。
“我……”她脑子飞速运转，“耳洞发炎了，老毛病。”
警察皱眉，正要再问，警犬突然对着她的背包狂吠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包里有什么？”警察的语气严厉起来。
“只是一些衣服和个人用品。”苏念说，但手心开始冒汗。
“打开。”
她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拿下背包，拉开拉链。警察伸手进去翻找，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衣物、食品、旅游指南……
然后，他摸到了那个信封——陆衍留下的现金信封。
警察打开信封，看到里面的欧元，眼神立刻变了。他数了数，又看向苏念：“带这么多现金？为什么不用信用卡？”
“我……喜欢用现金。”苏念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德国境内携带超过一万欧元现金需要申报，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苏念是真的不知道。陆衍给她的钱，她本没数。
警察和另一个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他收起护照和现金：“请你跟我们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
完了。
苏念的心脏沉到谷底。如果被带下车，如果身份暴露……
就在这时，老太太突然站起来，用流利的德语快速说道：“警官，这钱是我的。我刚才请这位小姐帮我保管，她不知道数额。”
警察愣住：“你的？”
“对。”老太太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钱包，抽出一张身份证，“我是瑞士公民，经常往返两国，习惯带现金。刚才去洗手间，怕钱包被偷，就请这位好心的年轻女士暂时保管。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警察看了看老太太的身份证，又看了看苏念：“是这样吗？”
苏念反应过来，连忙点头：“是的，这位女士让我帮忙保管，我没看里面。”
警察犹豫了一下。老太太继续说：“如果你们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记录，我昨天刚从巴塞尔的银行取了两万欧元，有取款凭证。”
她的语气太自然，太笃定。
警察最终把护照和信封还给苏念，但对老太太说：“女士，麻烦您跟我们下车一下，我们需要核实您的取款记录。”
老太太点点头，拍了拍苏念的手，轻声说：“去苏黎世吧，孩子。我女儿会等你。”
然后，她跟着警察下了车。
苏念站在车厢里，看着老太太的背影消失在站台上的人群中，手指紧紧攥着那张名片。
列车缓缓启动，驶离巴塞尔车站。
窗外，雪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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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旅程很安静。
邻座空了，老太太没有再回来。苏念靠在窗边，看着瑞士境内的风景——雪中的阿尔卑斯山，结冰的湖泊，像童话里的小镇一个接一个掠过。很美，但美得不真实。
下午六点二十，列车准时抵达苏黎世中央车站。
苏念背着包下车，跟随人流走出站台。车站很大，古老而华丽，拱顶上的壁画已经斑驳，但依然能看出昔的辉煌。空气里有咖啡、巧克力和湿漉漉的雪混合的气味。
她按照旅游指南上的指示，找到第47页。果然，在“苏黎世湖”的介绍文字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汉斯。
她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投币，拨号。
响了五声，接通。
“汉斯钟表店。”一个低沉的男声，德语口音。
“陈先生让我来找您。”苏念用英语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切换成流利的英语：“你在哪里？”
“中央车站。”
“出车站正门，右转，沿着班霍夫大街走三百米，左手边有一家叫‘天鹅’的钟表店。店门口挂着一个木雕天鹅。进来，说要修一块‘1945年的欧米茄’。”
电话挂断。
苏念深吸一口气，走进苏黎世的冬夜。
雪停了，但气温更低，呼出的气瞬间变成白雾。班霍夫大街灯火辉煌，奢侈品店的橱窗里陈列着闪耀的珠宝和手表，行人穿着昂贵的皮毛大衣，步履从容。这里是全世界最富有的街道之一，空气里都飘着金钱的味道。
她走得很慢，很警惕，时不时通过商店橱窗的反光观察身后。没有可疑的人，至少现在没有。
三百米，左手边。
“天鹅钟表店”的门脸很小，夹在两个大牌珠宝店之间，很不起眼。木门上果然挂着一个巴掌大的木雕天鹅，做工精致，但已经陈旧。橱窗里摆着几块古董表，在暖黄色的灯光下静静走时。
苏念推门进去。
门铃叮咚作响。
店里很暗，只有柜台后面一盏台灯亮着。空气里有旧木头、机油和灰尘混合的气味。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柜台后，戴着单片放大镜，正在修理一块怀表。听见铃声，他抬起头。
“您好。”苏念用英语说，“我想修一块表。”
“什么表？”老人问，声音正是电话里的那个。
“1945年的欧米茄。”
老人放下放大镜，摘下眼镜，看着她。他的眼睛很蓝，像结了冰的湖面。
“陈的朋友？”他问。
“是。”
老人点点头，站起身，走到门口，挂上“休息”的牌子，锁门。然后，他拉开柜台侧面的一扇小门：“跟我来。”
苏念跟着他走进里间。
里间比外面更小，堆满了各种钟表零件和工具，墙上挂满了各种工具和图纸。老人挪开一个书架，露出后面的墙壁——他按了某个机关，墙壁无声滑开，露出一道向下的楼梯。
“下去。”他说，“下面有你需要的东西。今晚就住这里，不要出去。明天早上六点，我来叫你。”
苏念没有多问，走下楼梯。
楼梯很陡，尽头是一个地下室。不大，但很净，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卫生间。桌子上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
她打开手提箱。
里面是几套衣服——适合瑞士冬季的厚外套、毛衣、裤子，都是中性款式，尺寸和她差不多。还有一个新的背包，里面装着一些必需品：瑞士军刀、手电筒、便携充电宝、一瓶水，还有……一把。
格洛克19，九毫米口径，弹匣是满的。
她拿起枪，冰冷的金属触感让她手指一颤。她从未碰过真枪，但陆衍教过她基本用法：开保险，上膛，瞄准，射击。
她把枪放回去，继续翻。
箱子最底层，是一份文件。
打开，第一页是一张建筑平面图——正是她在大脑里“看见”的那栋石砌建筑：“神经科学与未来研究所”。图上详细标注了每个房间的用途：一楼是接待区和实验室，二楼是办公室，地下室……被标红，注明“核心实验区，需三重权限进入”。
三重权限：钥匙、密码、活体脑波信号。
钥匙在她手里。密码在哪里？文件后面几页是研究所的背景资料：成立于1978年，名义上是私人资助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实际上长期为顾长峰提供“特殊服务”。现任所长叫赫尔曼·施密特，六十五岁，神经科学家，有传言说他参与了东德时期的某些“不人道实验”。
最后一页，是保险柜的具置：地下二层，第三储藏室，编号B2-07。备注：每下午三点到五点，所长施密特会在实验室，这是唯一可能潜入的时间段。
苏念合上文件，靠在墙上。
明天下午三点。
她还有不到二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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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苏念躺在陌生的床上，无法入睡。
地下室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暗的壁灯，光线勉强照亮天花板上的木梁。空气里有陈年木头和湿泥土的气味，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福尔马林的味道。
她的大脑异常清醒，“锚点”的灼热感持续不断，像有团火在颅骨里闷烧。耳后的密钥还在传来刺痛，但已经麻木了，变成一种背景噪音。
她想起老太太，想起她温和的眼睛和那句“我年轻的时候也被人追猎过”。现在老太太在哪里？会不会因为帮她而惹上麻烦？
她想起陆衍。他在法兰克福怎么样了？有没有安全逃脱？他腿上的伤……
她想起陈先生。他说“活下去”时的眼神。
还有顾泽辰。他坐在书房里，看着她的脑电图微笑的画面。
恨意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勒紧心脏，带来一种近乎窒息的。
她要活下去。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不让这些人得逞。她要站在阳光底下，看着他们一个个坠入。
凌晨三点，她终于迷迷糊糊睡去。
但睡得很浅，断断续续地做梦。梦里她回到前世那个雨夜，但这一次，她没有死。她爬出变形的车厢，站在雨里，看着街角那把黑伞下的两个人。然后她走过去，手里拿着一把刀。
顾泽辰转身看见她，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林薇薇尖叫。
她举起刀——
然后醒了。
一身冷汗。
壁灯还亮着，光线昏暗。她坐起身，看了一眼手表：凌晨四点五十。
还有一个多小时。
她起床，用冷水洗脸，换上箱子里准备好的衣服——黑色的抓绒外套，深蓝色牛仔裤，登山靴。她把铜钥匙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装进外套内袋。背包里只放必需品：水、食物、手电筒、还有那份文件。
准备妥当，她坐在床边，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地下室寂静得可怕，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预演可能遇到的情况：怎么进入研究所，怎么避开监控，怎么找到地下二层，怎么打开保险柜……
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每一个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
但她没有退路。
早晨六点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汉斯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面包、酪和一杯热咖啡。
“吃。”他言简意赅，“吃完我告诉你怎么走。”
苏念接过，慢慢吃。面包很硬，酪很咸，咖啡很苦。但她强迫自己咽下去，每一口都像在积蓄能量。
吃完后，汉斯摊开一张苏黎世地图。
“研究所在苏黎世湖北岸，靠近里特堡区。”他用手指点着地图，“这一带很安静，大多是私人别墅和研究机构。研究所门口有保安，但只有白天值班，晚上换班时会有十五分钟的空档。”
他抬头看苏念：“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今天下午三点。”苏念说，“施密特在实验室的时间。”
汉斯皱眉：“白天风险太大。”
“但只有那个时候，密码可能有机会获取。”苏念解释，“施密特可能会在实验室里输入密码，如果我能接近……”
“接近？”汉斯摇头，“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吗？那种地方，到处都是监控和生物识别系统。你一个陌生人，本进不去。”
“那怎么办？”
汉斯沉默了几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工作证。
“这是研究所清洁工的工作证。”他说，“持证者叫安娜·穆勒，六十二岁，每周一、三、五下午一点到三点去研究所做清洁。昨天她出了‘意外’，摔断了腿，至少一个月不能工作。今天周三。”
苏念接过工作证。照片上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确实和她有几分相似——如果化化妆，再把头发染白的话。
“清洁工有权限进入哪些区域？”
“一楼和二楼公共区域，部分实验室——但必须有研究员陪同。地下室进不去，那里需要特殊权限。”汉斯说，“但你可以利用清洁工的身份，在研究所内部观察，找机会。记住，你的目标是密码，不是硬闯。”
苏念点头，把工作证收好。
“还有这个。”汉斯递给她一个小巧的电子设备，像U盘，“信号扰器。打开后，能暂时屏蔽周围五米内的监控信号，但只有三分钟。三分钟后，系统会检测到异常，触发警报。所以，要快。”
苏念接过，握紧。
“最后，”汉斯看着她，眼神复杂，“陈是我的老朋友。他让我帮你，我帮了。但你要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可能很严重。顾长峰在瑞士有很深的人脉，如果被他发现你在这里……”
“我知道。”苏念打断他，“但我必须做。”
汉斯点点头，不再多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化妆包：“去化妆吧，尽量像照片上的人。一点钟，会有车送你去研究所。车会停在两条街外，你自己走过去。”
苏念拿着化妆包，走进卫生间。
镜子里的人苍白，消瘦，眼神锐利。她打开化妆包，开始往脸上涂粉底、画皱纹、染白鬓角。动作很生疏，但效果还不错——半小时后，镜子里的人看起来老了二十岁，像个疲惫的清洁工。
她换上一套深蓝色的清洁工制服——也是箱子里准备好的，尺寸刚好。
走出卫生间时，汉斯看了她一眼，点头：“可以了。”
墙上的时钟指向十二点三十分。
“车还有半小时到。”汉斯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苏念想了想，问：“如果……如果我拿到证据，该怎么公开？”
汉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加密U盘：“所有数据拷贝到这里。然后，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找一位叫米勒的教授。他是陈的朋友，也是神经科学领域的权威。他会帮你联系媒体，确保信息不会被压下去。”
苏念接过U盘，贴身收好。
“还有，”汉斯顿了顿，“如果情况不对，如果被发现了……不要被抓。顾长峰的人不会让你活着离开瑞士。宁愿死，也不要落在他们手里。”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冰锥，扎进苏念心里。
“我明白。”她说。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两短一长。
“车来了。”汉斯站起身，“祝你好运。”
苏念背上清洁工的背包，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汉斯一眼，老人站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然后，她推开门，走进苏黎世寒冷的白天。
雪后的阳光很刺眼，照在积雪上反射出炫目的光。街对面停着一辆灰色的厢式货车，车门打开。
苏念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
车门关上，引擎发动。
车子驶向苏黎世湖北岸，驶向那个藏着所有秘密和真相的地方。
驶向一场没有退路的豪赌。
下午一点二十分，苏念以清洁工安娜的身份顺利进入研究所。大厅空旷冷清，前台护士只瞥了一眼工作证就放行了。她推着清洁车，按照汉斯给的地图走向一楼的实验室区。走廊很长，两侧是玻璃幕墙的实验室，里面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正在忙碌。她的目标是二楼所长办公室——施密特通常会在三点前去那里取文件，然后去地下室。经过一个拐角时，她突然听见两个研究员的对话：“……B2-07的样本快用完了，所长说今天必须补充。”“密码又换了？上周不是刚换过？”“所长说最近不安全，三天一换。今天的密码是……”声音渐远，苏念没听清最后几个数字。她加快脚步，想跟上去，但就在此时，口袋里的信号扰器突然开始发烫——不是她打开的，是它自己在发热。与此同时，整个走廊的灯光突然暗了一瞬，然后恢复。所有实验室里的研究员都停下手中的工作，抬起头，面面相觑。广播里传来冰冷的电子音：“系统检测到未授权信号源。启动一级警戒。所有人员请停留在当前位置，等待身份核查。”苏念的心沉到谷底。她看向走廊尽头——那里，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保安正朝她的方向走来，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枪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