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棠没回修复厂，也没回住处。她在菜市口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栈，要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一晚上三毛钱。客栈在一条窄胡同的尽里头，门脸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进出，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胖女人，嗑着瓜子，油亮的嘴唇上下翻飞，瓜子壳吐了一地。胖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那件打了补丁的棉袄上停了一下，又看了看她背上那个蓝布包袱，没多问，从墙上摘下一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楼上尽头那间。热水在灶上，自己打。”
楼上尽头那间，窗户临街，街上的人说话咳嗽吐痰都听得一清二楚。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条薄被子，一张歪腿的桌子。桌上有一个搪瓷盆子，盆底破了，用一块铁皮补着，补丁翘了边。她把包袱放在桌上，把木匣从包袱里取出来打开——小杯还在，安安静静地躺在棉花里，三只仙鹤在灰蒙蒙的光线下依然悠然自得。
她看了一会儿，盖上木匣，把包袱皮叠好，塞在枕头底下当枕芯用——客栈的枕头硬得像砖头，枕上去脖子疼。
她去灶上打了一盆热水端上楼。没有肥皂，她用清水洗了脸，洗了手，把手指泡在热水里泡了一会儿，指节因为长时间握竹签又肿了，热水一激，又疼又胀。她把手指从水里抽出来甩了甩，用布擦了，抹了一点护手的油脂——猪油兑了蜂蜡，她自己熬的，装在一个小瓷盒里，是修复厂的老规矩，做细活的手不能糙。
躺在床上，被子的棉絮板结成一团一团的，盖在身上像盖了一床碎布。她缩在被子里，手按着口的钥匙和顶针，两样东西隔着里衣硌着她的锁骨。
她在想明天的事。
北大，文科研究所，孟河。她没见过这个人，只听陈秋实提了一句。陈秋实说他“会开车，有枪，在山西待过三年”。她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多大年纪，好不好说话。她想了一路该怎么开口——一见面就说“陈先生让你陪我去山西挖一件东西”？不行，太直接，会把人吓跑。但不能太绕，太绕了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人家不会跟你走。
她翻了个身，被子滑到肩下，冷风灌进去，打了个哆嗦，把被子拉上来蒙住半张脸。
被子有一股樟脑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息，不好闻，但暖和。她把自己蜷成一团，像一只缩进壳里的蜗牛。隔壁房间里有人在打鼾，一长一短，像拉风箱。楼下有人经过，说笑的声音从远处飘来，听不清说了什么。
她闭上眼。脑子里乱糟糟的，方先生的信，孙瞎子那两片碎瓷，照片上的莫里斯和洋楼，地图上那栋荒废的房子，压着石板的锁眼——还有那把刻着“棠”字的钥匙，沉甸甸地坠在口。这些东西在她脑子里转啊转，像一个永远走不出来的圆圈。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睡着了。
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她醒得很早，天还没亮透，窗外灰蒙蒙的。她起来用冷水洗了脸，把头发重新梳了一遍，编了一辫子盘在脑后。棉袄还是昨天那件，袖口沾了墨迹，膝盖上破了一个洞，露出膝盖上结痂的伤口。她对着桌上那个破了底的搪瓷盆子照了照自己，盆底凸凹不平的铁皮把她的脸映得歪歪扭扭，像个哈哈镜里的人。
走吧。
她把包袱背好，下楼退房。胖女人还在柜台后面坐着，换了一盘瓜子，地上的瓜子壳又厚了一层。她看了林晚棠一眼，把三毛钱收进抽屉里，什么也没说。
从菜市口到北大红楼，走路太远，她在街口叫了一辆洋车。拉车的是个中年人，脸被风吹得又黑又，像一块风的腊肉。他把车放下，她坐上去，包袱放在腿上，两只手抱着。
“去北大。”
“哪儿？”
“北大红楼，沙滩儿。”
车夫喊了一声“坐好您呐”，拉起车跑了起来。车轮碾过积雪的街道，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有人在雪地上踩碎了一块一块的薄冰。
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卖糖葫芦的、卖烤白薯的、卖煤球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她看着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很不真实。这些人不知道方先生死了，不知道孙瞎子死了，不知道有一件东西被埋在五台山一座荒废洋楼的地基下面，不知道她正背着那只成化小杯去找一个她不认识的人，然后要去一个她从没去过的地方。
她和这个世界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像隔着一层毛边纸糊的窗棂——她看得见外面，外面看不见她。
北大红楼在沙滩儿，是一幢红砖砌的四层大楼。她在宫门口下了车，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幢楼。楼前的空地上有人来来往往，穿着长衫的先生、穿着学生装的学生，还有穿棉袍的工友，推着板车进了校门。红楼的墙面上爬满了枯藤，像一张密密的网，把整栋楼兜在里面。风吹过来，枯藤的枝条互相碰撞，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很多人在窃窃私语。
她从侧门进了校园，绕过红楼，往后走。后面有一排平房，灰砖墙，灰瓦顶，和前面那栋红砖大楼比起来，灰扑扑的，像一堆没人收拾的旧箱子。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文科研究所”。木牌上的字是竖着写的，黑漆描的，漆皮脱落了不少，要不是那几个字写得大，很难认出来。
她推开门，门里是一条窄走廊，走廊两边是房间，门都关着。走廊尽头有一个人端着一摞书经过，穿灰色棉袍，戴眼镜，没看到她，拐了个弯不见了。
她正要往里走，旁边一扇门开了，出来一个人。
男的高个子，三十不到，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袖口挽到小臂，露出半截深色的毛衣袖子。手里拿着一块馒头，馒头掰了一半，另一半夹着一块咸菜，正往嘴里送。一嘴的馒头还没咽下去，腮帮子鼓着，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下，硬是把嘴里的馒头囫囵吞了下去，咽得急了，噎得直翻白眼，拍了好几下口才把这口气顺过来。
“你找谁？”他的声音有点哑，像刚睡醒。
“找孟河。”
“我就是。”他把那一半馒头夹咸菜塞进棉袄口袋里，用手背抹了抹嘴，“你是——？”
“林晚棠。陈秋实先生让我来的。”
“陈秋实？”孟河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他的眼睛不大，单眼皮，眼尾微微往下耷拉，看起来总像没睡醒。但打量她的那几秒钟里，那双没睡醒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篝火快要灭了的时候，一阵风过，又跳出一个火星。
“陈先生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你能陪我去一趟山西。”
孟河没接话，侧身把她让进屋里。屋子不大，靠墙三张桌子，桌上堆满了书、纸、碎陶片。一摞一摞的，高高低低，像一座座小山。靠窗的地方有一个铁皮炉子，炉子烧着煤球，红红的火光把屋里烘得很暖和，热气扑面而来，她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摘下来擦了擦。
“坐。”孟河从一堆书里扒拉出一把椅子，把椅子上的灰拍了拍，拍不净，灰扬起来呛得他咳了两声。
林晚棠坐下，包袱放在腿上。孟河倒了两杯水，一杯推给她，一杯自己端着暖手。他也不坐，靠着桌沿站着，两只脚交叉着，左脚踝搭在右脚踝上，姿势懒洋洋的，但看她的眼神不懒。
“山西什么地方？”
“五台山。”
“五台山去五台山哪儿？”
“台怀镇附近，一栋老洋楼。英国人在清末盖的，现在可能荒了。”
孟河放下水杯，走到墙边的一张地图前，手指在山西省的地图上从北到南划了一道，停在一个位置上——五台山。手指在那个点上戳了戳，转过身来。
“那片山我去过好几趟，民国十五年在那边的村子里住过大半年。洋楼？英国人盖的？”他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我在台怀镇周边跑过很多地方，没见过什么洋楼。清末英国人盖的——那一片山里的老建筑，多是庙，几个台顶上的寺庙，黛螺顶、菩萨顶，都是中国的老庙，没有洋楼。”
“那栋洋楼可能已经塌了，或者被拆了。我有一张老照片，是宣统二年拍的。”她从包袱里拿出那张照片——方先生信封里的那张，洋楼的全貌，拱形窗户，石砌外墙，楼前站着几个人。
孟河接过照片，凑到窗前细看。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鼻梁很直，侧面的轮廓像刀裁的，跟他那副永远睡不醒的表情不太搭调。
“这后面的山形……”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把照片放在桌上，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台山老地图铺开，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在几个山谷和山脊之间来回划了几遍，停在一个位置上，“这一带，不是游客常走的路线。台怀镇西北方向，翻过一座山脊，有个山坳，一般人不往那边走。那边没有寺庙，没有香火，连个正经的路都没有。清末洋人真要盖房子，不太可能选那种地方，离哪里都远。你确定这张照片是在五台山拍的？”
“背面写着的。‘五台山，宣统二年。’”
“背面有字？”孟河把照片翻过来，对着光看那行铅笔字，皱着眉头，“‘五台山，宣统二年’。这字迹像是你自己的铅笔写的，又用橡皮擦过，重新描了一遍。你确定这行字是原照片自带的？”
林晚棠的脸一下子红了。
她不是红了脸，是心里咯噔了一下。那行字确实是她自己写的。她从方先生那里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照片背面什么字都没有，是她据方先生信封里那张纸条上的信息——“五台山，宣统二年”——用铅笔写在照片背面的。
她是在整理照片的时候随手写的，写完了就忘了，后来再没翻过来看过。她不记得自己有把这件事告诉过陈秋实。
孟河不认识方先生，没见过那个信封，却一眼看出了这行字不是照片原带的。
她不知道这算眼毒还是算疑心重，但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不好骗，也不能骗。她得说实话。
“是我写的。”她说，“照片背面原来没字。我据其他资料的信息，用铅笔写了这几个字，便于辨认。”
孟河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她，把照片放下，没有追问。他重新靠着桌沿站好，两只手在裤兜里，下巴朝她怀里的包袱抬了抬。
“包袱里还有别的东西吗？跟去山西有关的，都拿出来看看。”
林晚棠把包袱打开，把木匣、绒布包的碎瓷、记本、方先生的手绘地图和陈秋实给她的那张山西省详图一一摆在桌上。
孟河一样一样地看。他先看了那张手绘地图，对着光端详了好一阵，鼻尖几乎贴到纸面上；又看了山西省详图，用手比了比比例尺。他看到那本记本的时候，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全是空白，皱了一下眉头，但没有多问。他拿起那个木匣，打开盖子，看见那只成化斗彩小杯的时候，手指顿了一下。
他没有伸手去拿，只是隔着盖子看了一会儿。他不是修复师，但在古物馆工作，又在河南挖了好几年，见过的好东西不少。一只成化斗彩小杯的分量，他心里有数。盖上盖子，把木匣轻轻放回桌上。
“这东西是真品。国宝级的。你就这么背在身上满北平跑？”
“没有别的地方放。”
孟河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惊讶也没有责备，更像是一种重新评估——像是在心里把“这个人”这三个字划掉，换成了别的什么。他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帮她收回包袱里，系好包袱皮，把包袱推到桌子靠墙的一边，远离炉子和水杯。
“去山西可以。但我有话说在前面。第一，这一路不是逛庙会，五台山那边冬天冷，山里雪比城里大，路不好走，你得做好吃苦的准备——不是一般的苦，是那种手脚冻裂、浑身上下没一处净地方、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的苦。第二，到了那边你得听我的。我不是要当你领导，是我熟悉那边的地形和人情，遇到事我知道怎么应付。第三——”他顿了一下，伸出三手指，比了一个“三”字，又放了下去。
“第三是什么？”
“第三，陈先生说你有枪。”
林晚棠摇了摇头。
“我没有。”
“那陈先生怎么跟我说——算了。”孟河挥了一下手，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在屋里踱了两步，鞋底踩在青砖地面上，发出闷闷的声响。“你现在住在哪儿？”
“今天住客栈。修复厂那边暂时回不去了。”
“那这样，你今天先别走，在北大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我这边手头还有点事要交代，去山西不是抬脚就走的事，得准备。车、油、粮食、铺盖、工具——这些都要收拾。你给我一天时间，最快明天早上出发。”
“行。”
孟河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她，“这是我住的地方，就在北大后面那条胡同里，明天一早你来这儿找我。”他又从抽屉里翻出半沓钞票，数了数，递给她，“这些钱你先拿着，住店吃饭用。你的钱留着路上花。冯玉祥的兵在察哈尔那边跟本人打了一仗，铁路断了，往山西去的路不太平，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买路钱、买消息钱、买命钱，都得备着，不能到用的时候拿不出来。别心疼。”
林晚棠没有推辞。她把钞票折好和地址一起揣进棉袄内衬的口袋里。不是她不客气，是她确实没多少钱了。从修复厂跑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昨天付了客栈房钱，今天拉了洋车，剩下的不多。去山西的路费不是一笔小数目。
她站起来，背上包袱。
“孟先生，谢谢你。”
“别叫孟先生，叫孟河就行。”
她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去五台山？去找什么东西？”
孟河靠在桌沿上，还是那副懒洋洋的姿势，双手兜，单眼皮的眼睛往下耷拉着，像随时要睡着。
“你背着一只成化斗彩小杯，揣着几张旧地图，大冷天跑到北大来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要去五台山找一栋英国人盖的洋楼。我问你为什么要去，你说了我也不一定能听懂。”他打了一个哈欠，不遮不掩的，哈欠打完了，眼角挤出一滴泪，他用袖口擦了一下。“等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跟我说。不想说，我问了也是白问。”
林晚棠站在门口，被这句话堵了一下。她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没找到合适的词。
“明天见。”她说完转身走了。
孟河在身后补了一句：“把脖子上的钥匙收好，别露在外面。”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领口。钥匙不知什么时候从里衣里滑了出来，挂在棉袄外面，铜色的，在走廊的光线下反了一下光。
她把钥匙塞回里衣，快步走出了走廊。
从北大出来，她在沙滩儿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比昨晚那家客栈贵一点，五毛钱一晚，但净得多。床单是白的，枕头是软的，窗户上糊了新纸，屋里没有霉味。
她把包袱放在床头，没有打开。
坐在床边，把那枚顶针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手心里。铜顶针，内壁刻着“鹤卿”二字。铜的氧化层很厚，颜色发暗，但她祖父的手指几十年戴下来，磨亮了几个特定的位置——中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三关节的位置，铜面光滑得像镜子，能照出人影来。
她把顶针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重新穿进红绳挂回脖子上。顶针和钥匙轻轻碰撞，叮的一声。
明天。
明天就要走了。去山西，去五台山，去找那栋洋楼，去找地基下面的那件东西。她不知道那件东西是什么，不知道它在不在，不知道找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她只知道，这是祖父用命保下来的东西，是方先生和孙瞎子等了十几年没等到的东西，是她必须找回来的东西。
她躺下来，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个人的侧脸，有鼻子有眼的，正对着她。
她对着那个水渍看了很久，看到一个虚幻的轮廓渐渐变成了祖父的脸。那双眼睛还是她记忆里的样子——深，亮，藏着什么，笑的时候也不完全松开。
“爷爷，我明天去五台山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水渍不会回答她。她只是想说，说给那个已经不在了的人听。
窗外有一阵风过，吹得窗纸呼啦呼啦地响。远处有人拉二胡，断断续续的，不成调子，像一个人在想一个调子怎么拉，想起来又忘了，想起来又忘了。
她慢慢地闭上眼。
明天。
她攥着钥匙和顶针，感觉它们在她手心里暖暖的，像两颗小小的、还在跳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