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棠盯着那本空白的记本看了一整夜。
烛火添了三次，每添一次她都觉得这大概是最后一遍看了，但每次看完最后一页，她又从第一页重新翻起。牛皮封面被她翻来覆去摩挲得发热，边角那块磨白的地方好像又白了一点。
天亮的时候，窗外扫雪的声音又响了。
她把记本合上，压在枕头底下，和那片碎瓷叠在一起。穿好衣服推开门，院里的雪积了快半尺厚，昨晚那场雪下的时间不长，但雪片大，落得密，把整个院子盖了一层白。
扫雪的是看门的老赵，佝偻着背，一笤帚一笤帚地往两边推。
“赵叔，早。”
“早。”老赵头也没抬，笤帚不停，“方先生让你去一趟。”
林晚棠心里咯噔了一下。昨天方先生把那麻袋碎瓷拎走的时候，脸色难看得像吞了一只苍蝇。她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她只是一个修复师，不该过问的不过问，不该碰的不碰——方先生让她别碰，她不碰就是了。
但现在又让她去。
她走到二进院，方先生的门开着，人不在。桌上摆着一只盖碗，是昨天泡的茶，茶汤已经凉透了，面上浮着一层茶锈，像结了冰的水面。她站了一会儿，听到后院有敲打的声音，循着声音找过去。
后院是修复厂的精修车间，平时不让她进。这里做的是大活——那些从宫里出来的、从坟里挖出来的、从海外追回来的好东西，在这间屋子里修好了，再送进库房或是送回原主。她在门外站了片刻，听着里面金属工具碰击瓷器的那种“叮叮”声，清脆，短促，每一声之间隔得很开，像敲木鱼。
“进来。”
是方先生的声音，从门板后面传出来。
她推开门，一股石灰和桐油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方先生坐在一张宽大的榆木案子后面，手里捏着一支极细的毛笔，正在一件青花大盘的底足上描线。他戴着那副德国铜框放大镜，眼眶被镜片压出一个红圈，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两副镜子叠在一起，看起来不伦不类，但他显然已经习惯了。
他没有抬头，毛笔稳稳地在底足上画了一道比头发丝还细的线。
“你昨天留了一片碎瓷。”方先生的声音很平淡，像在说“今天下雪了”一样。
林晚棠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脸。
她以为方先生不知道。她趁他弯腰系麻袋的时候把那片梅花瓷片塞进了袖口，动作快得像偷东西。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偷东西——偷的还是一块碎瓷片。
“我没……”
“别解释了。”方先生搁下毛笔，摘下两副眼镜，抬起头看她。他的眼睛因为长期戴着放大镜有些变形，眼眶周围密密麻麻全是细纹，但眼神很亮，像冬天河面上的冰，硬，透，能照出人影。
“你祖父林鹤卿，民国元年关了博古斋，之后在琉璃厂消失了十年。民国十年死在天津，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你。对不对？”
林晚棠没有说话。
“你不知道他消失那十年去了哪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博古斋那么多的东西，他一间铺子的货，最后一件都没留给你。”方先生靠在椅背上，椅子发出吱呀的响声，“你想知道。”
她看着方先生，嘴唇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但你不敢问。”方先生替她说了，“因为你在修复厂待了三年，你看过那些从天津过来、从上海过来、从青岛过来的件儿，你大概已经猜到了一个方向。你不问，是因为你怕那个方向是对的。”
林晚棠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指尖掐进掌心里，指甲盖泛白。
方先生站起来，走到墙边一个上了锁的红木柜子前，从腰间解下一把铜钥匙，开了锁，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
是一本书。
不，不是书，是一个函套，蓝布面，牙签别着，函套上贴着一张白签，写着四个字——“明成化斗彩”。
他把函套放在桌子上，解开别签，抽出里面的东西。不是书，是一个纸匣，匣子里衬着棉花和丝绸，丝绸上躺着三块碎瓷片。
林晚棠认出了那三块碎瓷。
和昨天那堆梅瓶碎片是同一种做法——钝器击碎，做旧。但这三块的品相更差，碎得更彻底，最大的那块也不到半个巴掌大，釉面磨损严重，颜色发乌，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过。
方先生把最大的那块推到林晚棠面前。
“摸。”
她没有犹豫，伸手捡起那块瓷片。
指尖触到釉面的一瞬间，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指尖发胀，手心发烫，像有什么东西要从皮肉底下钻出来。比昨天的感觉更强，也更疼，像被一烧红的铁丝从指尖扎进去。
她咬住了嘴唇。
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快的像闪电劈下来，只亮了一下就灭了。
暗。
很暗。
是一间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油灯，灯芯捻得很低，火苗黄豆大小，随时会灭。有人在灯下坐着，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双正在颤抖的手。那双手里握着一件东西，很小，圆形的，在灯下闪着彩色的光。
然后是一声脆响。
碎了。
画面断了。
林晚棠睁开眼，手指还在抖。她低头看手里的瓷片，釉面上有一小块彩——红彩，绿彩，黄彩，三种颜色叠在一起，画的是一个仙鹤的翅膀尖。
成化斗彩。
明朝成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最贵重的一类。传世品极少，每一件都登记在册，被全世界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盯着。别说一件成化斗彩整器，就是一块成化斗彩的碎瓷片，在黑市上也值普通人几年的嚼谷。
她手里的这块，就是。
“这是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抖。
方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把另外两块碎瓷也推到林晚棠面前，然后从柜子里又拿出几张发黄的纸，摊在桌上。
纸上画的是器物线图——民国时期文物调查用的那种，铅笔打底，墨线勾边，尺寸、纹饰、釉色、完残情况都用蝇头小楷标注在旁边。
线图画的是一个成化斗彩小杯，口径不到七公分，杯壁上画着三只仙鹤，穿梭在云纹之间。杯底有双框方款，“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两行。整体风格清雅秀丽，是成化朝最典型的“天字罐、鹤纹杯”一路。
“这件东西，民国六年出现在天津。”方先生指着线图说，“当时的持有人是一个本商人，姓山田。他把这件东西卖给了一个英国人，叫莫里斯。莫里斯买走之后，这件东西就从记录里消失了。有人说他带回了伦敦，有人说他在上海就转手了，还有人说这件东西是假的，莫里斯发现自己被骗了，一气之下砸了。”
方先生拿起那片最大的碎瓷，对着窗外的光看。
“直到去年，这片东西从天津的铁路上过来，装在麻袋里，和一堆碎瓷混在一起。送件的人说是在拆迁的老宅子里挖出来的，捐给国家。那时候你在河南出差，不在厂里。我收了这件东西，但没有入库，锁在了这个柜子里。”
“你昨天那件梅瓶，跟这三片是一路人。”方先生把那片梅瓶碎瓷从袖子里递还给她——她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从她袖子里拿走的。
“梅花花心里那个‘光绪’刻字，我查了。”方先生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像是怕被这间屋子外面的人听见，“光绪三十三年，宫里丢过一批东西。”
林晚棠的呼吸停了一拍。
“丢的是什么，没有详细的记录。内务府的档案被人为销毁了，只在别的地方找到一条旁证——那年夏天，景德镇御窑厂的一个老匠人被秘密召进京城，在宫里待了三个月，然后无声无息地回了江西。三个月之后，京城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光绪仿嘉靖’、‘光绪仿成化’的官窑器。仿得很好，好到连行家都看不出来。但有一个破绽——这批仿品的底款，全都有一个极小的、刻在釉面上的记号。不是款识，是记号。刻的是‘光绪’两个字，藏在器物最不起眼的地方。一般人不会发现，发现了也不会在意，在意了也看不懂。因为那个记号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那是给谁看的？”
方先生没有说话。他拿起桌上那片梅瓶碎瓷，用手指摩挲着梅花花心的位置，沉默了很久。
窗外有人在铲雪，铁锹刮在青砖地面上，发出一长串刺耳的声响。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那件东西‘气不对’吗？”方先生忽然问。
林晚棠想了想，说：“因为那不是嘉靖的。”
“那是什么？”
“光绪的仿品。”
“然后呢？”
林晚棠愣了一下。然后？
“一件东西，被做出来不是为了当假的，是为了当真的。光绪朝的匠人照着嘉靖朝的梅瓶仿了一件，仿到可以乱真。如果它真的‘乱真’了，就不会被人砸碎。它被砸碎，是因为有人发现了破绽，或者——有人不想让它‘乱真’。”
方先生听完她的话，点了一下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黑白照片，边角发黄，上面是一个穿长衫的中年男子，站在一扇石库门前，身后是一块匾额，写着“博古斋”三个字。
她认出了那扇门。
那是琉璃厂的博古斋，她祖父的铺子。
她没认出那个中年男子——直到方先生用指尖点了点照片上的人。
“你祖父，林鹤卿。光绪三十三年，他三十一岁，在琉璃厂开了博古斋。开张那一年，他经手的第一批货里，就有光绪仿嘉靖的官窑器。”
林晚棠盯着照片上那个三十一岁的男人。祖父在她记忆里一直是老年的样子，佝偻，咳嗽，手指的关节因为常年做细活变了形，拿筷子都抖。但照片上的这个人，站得笔直，下巴微微抬起，眼睛里有光——那种年轻人才有的、不怕事的、觉得自己能改变什么的光。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丁未年立秋，博古斋开张。
“我祖父的东西——那些光绪仿品——是他自己砸的？”
“不是。”方先生摇头，“他没有那个机会。东西出手之后，就由不得他了。琉璃厂的规矩，出门不认。货到了买主手里，人家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人家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你祖父管不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关了博古斋，在琉璃厂消失了十年。有人说他去了南边，有人说他出了洋。有人说他是去追那批货，也有人说他是在躲。”
方先生停顿了一下。
他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回去——三块碎瓷装回纸匣，纸匣放进函套，函套锁进红木柜子。那几张线图和那张照片他留下了，推到林晚棠面前。
“这些东西你拿着。”方先生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不像叮嘱，更像叹气，“那片梅瓶碎片你也留着。那本记本——”
林晚棠抬起头。
“你祖父留给你那个记本，不是普通的空白本子。”方先生说完这句话，抓起了桌上的毛笔，低头在面前的青花大盘上继续描线，像刚才那番话从来没有说过。
林晚棠等了一会儿，方先生没有再抬头。她知道这是送客的意思，把线图和照片收进怀里，握着那片梅瓶碎瓷，退出了精修车间。
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很轻。
她在门口站了片刻，头顶的屋檐在往下滴水，雪开始化了，水滴砸在青砖地面上，溅起一个一个的小水花。春天还没来，这两天回暖，雪站不住。
回到住处，她把梅瓶碎瓷和记本放在一起，把线图和照片在桌上摊开，一张一张地看。
三张线图，画的是同一个成化斗彩小杯的不同角度——正面、侧面、底款。画工很细，连釉面上的开片都一条一条画出来了，像是照着实物临摹的。
实物在哪里？
碎成三片了，在方先生的柜子里锁着。
谁砸的？
为什么砸？
那个叫山田的本商人、那个叫莫里斯的英国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光绪三十三年宫里丢的那批东西，和这批光绪仿品有什么关系？
她祖父林鹤卿，在光绪三十三年开博古斋，经手的第一批货就是光绪仿品——巧合，还是有意？
她想到了祖父消失的那十年。
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年。
那十年发生了什么？
她第一次意识到，她对祖父的了解少得可怜。她知道祖父的名字，知道他的职业，知道他的手艺。但她不知道他年轻时什么样，不知道他为什么开博古斋，不知道他为什么关博古斋，不知道他消失那十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不知道他在天津死的时候身边为什么只有她——那时她还小，父母早没了，祖父是她唯一的亲人，但她连父母是怎么没的都不清楚。
祖父从来不谈这些。
她问过一次，祖父第二天就带她离开了天津，搬到北平，住进了修复厂附近的一间小院子里。后来她才反应过来，那不是搬家，是躲。
祖父在躲什么？
她坐在桌前，脑子里像有几百只蜂在嗡嗡地叫。她伸手去拿记本，手指触到牛皮封面的瞬间——记本自己翻开了。
不是她翻的。
她明明还没碰到封面，记本就“啪”地弹开了，像有人从里面推了一下。
她猛地缩回手。
记本摊开在桌上，翻到昨晚那页。
空白的纸面上，又在往外渗字。这次和昨晚不一样，不是一行字，是一整段。字迹从纸张纤维里浮出来的过程她看得一清二楚——先是笔画最重的地方出现一个墨点，墨点慢慢扩散，顺着笔画的走向延伸成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最后连成完整的字。整个过程就像有人在纸的背面写字，墨水透过纸背渗了过来，但纸的背面明明是牛皮封面，什么也写不上。
她看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浮现，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你不是在修旧物。你是在替被毁掉的人间，留下最后一句遗言。”**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视线模糊。
字又消失了。
和昨晚一样，十几秒的工夫，一个字一个字地淡下去，像退的海水把沙滩上的字迹一点一点抹平。最后纸页又恢复了空白，净净，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她深呼吸了几口，伸手把记本翻到下一页。
空白。翻到再下一页。空白。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她不死心，把整本记本从头翻到尾，又倒着翻回来，一个字也没有。
她合上记本，闭上眼。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方先生说的话、线图上画的小杯子、照片上祖父年轻的脸、记本里浮出来的那行字——全搅在一起，像一碗打翻了的杂烩汤。
她不知道那行字是什么意思。
但她知道一件事：记本在回应她。
昨天她触碰了那堆碎瓷，晚上记本上出现了那行字——“你手里那件东西，是假的。”
今天她触碰了那三片成化斗彩碎瓷，又听了方先生讲的那些旧事，记本上又出现了一行字。
不是随机出现的。
是在她接触到某类东西、或者了解到某类信息之后，记本才会有反应。
就好像——它在等她“输入”什么，然后“输出”一条信息。
但这不合常理。一本民国初年的旧记本，没有电池，没有线路，没有发报机，怎么会像一个机器一样有“输入”和“输出”？
除非它不是一本普通的记本。
她想起祖父说过的一句话——“我那个记本，你别弄丢了。以后有用。”
当时她以为“有用”的意思是留着当个念想。
现在她不这么想了。
当天下午，方先生让人来叫她，说有人要见她。
来的人姓陈，三十出头，穿着一件灰布棉袍，戴着一顶黑色礼帽，进门的时候把礼帽摘了拿在手里，露出一张方方正正的脸。面相普通，扔进人群里找不着的那种。但林晚棠注意到他的手——指节修长，虎口有茧，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道很深的笔茧。
常在写字的人才有这道茧。
但不是普通的写字，那道茧的位置和深度，说明这个人写字的时候握笔很重、很用力，像是在抄写某种需要高度精确的东西。
“林小姐。”那人朝她微微颔首。
方先生在旁边介绍：“这位是陈秋实陈先生，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
陈秋实从棉袍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不厚，里面大概只有一两页纸。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没有推过来，而是用手压着，整个人的姿态像是在试探什么。
“林小姐在修复厂做了多久？”
“三年。”林晚棠说。
“之前在哪里学的？”
“跟我祖父学的。”
陈秋实点了点头，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折了两折，展开铺平，推到桌子中央。她侧过头去看——是一张文物清单的抄件，毛笔抄的，字迹工整得不像手写，像印刷的。
清单上列着十二件文物，分三列：名称，年代，当前状态。
第一列写着“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明成化斗彩花鸟杯”“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全是成化斗彩的小杯。后面的“当前状态”一栏，每一行都写着同一个字——“佚”。
佚。散失。不知去向。
“这是民国十三年故宫博物院清点文物时做的登记表。这些成化斗彩小杯，清末还在宫里，民国初年还在，但民国十三年的清点时，发现少了十二件。”陈秋实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念一份公文，“十二件小杯，人间蒸发。不是一件两件，是十二件。能在宫里一口气拿走十二件成化斗彩的人，不是太监就是内务府的官员。但查来查去，查不出是谁。”
林晚棠的目光停留在清单的最后一行的备注栏，那里用更小的字写着一行批注——“疑已流出海外”。
“这批东西，有一部分回来了。”陈秋实从信封里抽出第二张纸，“这是去年从天津海关截获的一份货单。一个本商人的货柜里夹带了六件瓷器，报关时写的‘工艺品’，但海关查验时发现是古董。其中有两件成化斗彩小杯，和清单上的第三件、第七件吻合。”
他把两张纸并排放在一起，让林晚棠比较。
“那两件小杯现在在哪里？”林晚棠问。
“由我们保管。”陈秋实说，“但保存状况很差。虽然没碎，但釉面腐蚀严重，彩料大面积脱落，有些地方连纹饰都看不清了。我们想找人修复，但修复成化斗彩，全北平找不出几个有经验的人。方先生说你虽然年轻，但手艺好，而且——你见过光绪仿品。”
最后这句话说得太自然了，像是在闲聊时顺口提了一句。但林晚棠注意到方先生的脸色变了一下——很细微，眉毛往上抬了一毫米。
方先生没有跟陈秋实提过她见过光绪仿品的事。
她昨天才见过。
方先生也没跟陈秋实提过那三块成化斗彩碎瓷的事——那些碎瓷，和清单上的这些成化斗彩杯，大概率是同一批东西。
方先生的脸色是在告诉林晚棠：陈秋实说的话，有些是真的，有些不是。而“你见过光绪仿品”这句话，不是方先生告诉他的，是他自己查到的。
他查过她。
“陈先生想让我做什么？”林晚棠问。她的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陈秋实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柔和了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像公门里的人了，但他手指上那道笔茧还在，提醒她这个人不是来闲聊的。
“不是我想让你做什么。”陈秋实把两张纸重新折好，收回信封里，信封贴身放进口袋，“是方先生觉得你该见见我。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些事，有这些东西。至于你想不想碰，那不是我能决定的。”
他说完站起来，扣好礼帽，朝方先生点了点头，步子不快不慢地走了出去。
他走后，方先生沉默了很久。
林晚棠等着他开口。
“知道我为什么让老陈来吗？”方先生问。
“不知道。”
“因为他手里的东西，和你手里的记本，是一回事。”
林晚棠的心猛地一缩。
“你祖父那本记本，不是普通的空白本子。那是一件‘东西’。”方先生用了“东西”这个词，而不是“记本”。在行当里，“东西”是文物的代称，但又不只是代称——当一个人把一件寻常物品叫作“东西”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已经不把它当作寻常物品了。
“你祖父在消失那十年里，得到了一件‘东西’。他把那件东西做成了那本记本的样子。那本记本不是用来写字的——是用来‘记’东西的。你每修复一件真正的国宝，记本上就会记下一笔。等你修满一百件，记本会告诉你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方先生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只有你祖父知道。但是——”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接下来的话该不该说。
“但是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昨天拼的那件梅瓶碎片，梅花花心里刻着的‘光绪’两个字，写法、笔锋、刻痕的深浅，和你记本里浮出来的那几个字，一模一样。”
林晚棠的脑子里轰的一声。
她昨晚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记本上浮出字的事。方先生不可能知道。
除非——方先生的柜子里锁着的那三块成化斗彩碎瓷上，也有跟记本上相同的字迹。他看到了，所以他知道两边的字迹是一样的。
她的目光落在方先生锁柜子的那把铜钥匙上。
钥匙挂在他腰间，和他那串其他钥匙串在一起，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
“方先生，那三块碎瓷上，刻着什么字？”
方先生看了她一眼。这一次，他没有回避，没有说“你别管”，而是把自己知道的那部分事实，像倒一碗水一样，净净地倒了出来。
“光绪三十三年，宫里丢的那批东西里，有一件东西不是瓷器。”方先生说，“是一本书。或者不是书——是一本册子，一封信，一张图。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因为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我只知道，那件东西最后到了你祖父手里。他把它封进了这本记本里。”
“也就是说——”林晚棠的声音发涩，“我祖父不是把这本记本留给我的。他是把那件东西，封在记本里，留给我的。”
方先生没有否认。
林晚棠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左手。她在修复厂修了三年东西，这双手修过瓷器、修过玉器、修过铜器、修过书画。她一直以为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普通人。
但现在有人在告诉她——她不普通。
她手里那本空白的记本不普通。
她触碰碎瓷时脑子里闪过的那些画面不普通。
她祖父不是在琉璃厂卖古董的普通商人。
她父母不是在天津病死的普通人。
这一切，从她十四岁那年拿起第一片碎瓷开始，就已经安排好了。
她站起来，朝方先生深深鞠了一躬。
“方先生，那件成化斗彩，我想修。”
方先生看着她，良久，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他解下腰间那串钥匙，从里面抽出那把最小的铜钥匙，递给林晚棠。
“柜子在后面那间屋子，左边第三个。碎片在第二层抽屉，纸匣装的。去吧。”
林晚棠接过钥匙。
钥匙冰冷，铜的，上面还挂着方先生的体温。
她攥着钥匙，走出了精修车间。
雪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个脸，照得满院子的雪白得刺眼。
她穿过二进院、穿过垂花门、穿过后廊，走到了那排上锁的小屋子前。左手边第三间，木门上挂着一把老式的铜锁，锁簧已经锈了，她了几次才进去。
钥匙拧动的时候，发出一声很闷的“咔嗒”。
门开了。
屋里没有窗户，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锅。她在门框边摸到一个绳头，拽了一下，头顶亮了一盏灯——只有十五瓦，昏黄的光晕勉强照出屋里的轮廓。
一张长条案，一把椅子，一个红木柜子。
她打开柜子的第二层抽屉。
纸匣还在。
她把纸匣捧出来，放在条案上，铺开一块白布，把三块碎瓷小心翼翼地倒在白布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三块碎瓷看起来比在方先生屋里更旧、更破、更不像国宝。釉面上的彩已经发黑了，胎体泛黄，有几处甚至能看到胎质酥松的粉末状脱落——再不修，这些东西就要彻底烂掉了。
她取出随身的工具包：镊子、软刷、竹签、毛笔、调刀、粘合剂——是她自己熬的鱼鳔胶，比市面上的好用，粘合力强但不伤胎体。
先做清洁。她用软刷轻轻扫去碎瓷表面的浮尘，然后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剔除断口处的老胶——不知道之前是谁粘过，用的胶不对，已经发黄发脆了，像掉的浆糊。她剔得很慢，每一刀都很轻，像在剥一个煮熟的鸡蛋的壳。
剔到最大那块碎瓷的断口处时，竹签碰到了什么东西——硬的，但不是胎体。
她停下，把碎瓷举到灯下看。
断口的夹层里，嵌着一小块东西，颜色发黄，质地像纸——但又不像普通的纸，半透明，有韧劲，像是用什么东西处理过的。
她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那小块东西夹出来，放在白布上。
是一小片纸。
比指甲盖还小，薄得几乎透明，上面写着字。字极小，比米粒上的刻字还小，她凑到灯底下才勉强看清。
写的是两个数字：“29”。
不是中国字的“二十九”，是数字的“29”。
民国十七年。今年是民国十七年。
但光绪三十三年是1907年，当时没有用数字记年的习惯。
不是年份。
那是什么？
编号？密码？页码？
她把纸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
纸片的质地很特殊，不是普通的宣纸，也不是洋纸。她用手捻了一下，有一种滑腻的触感，像涂了一层蜡。凑近了闻，有淡淡的药味——不是中药，是那种西方药房里才有的化学制剂的味道。
这纸被处理过。防、防虫、防腐。
她把纸片小心地夹进记本的封皮夹层里——原来记本的牛皮封面和硬纸板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刚好能塞进去。
然后她重新拿起碎瓷，继续清理。
这次她不再把它当作一件“东西”了。
这是一道门。
门后面，是祖父消失的那十年，是光绪三十三年宫里丢失的秘密，是那个叫山田的本商人和叫莫里斯的英国人之间的交易，是那十二件成化斗彩小杯的下落。
以及——记本里封着的那件东西，到底是什么。
她攥着竹签的手稳得像钉在案上一样。
灯昏暗，屋冷，雪在窗外又下起来了。
但她没有感觉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