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况的生活在沈渡的第二次穿越中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平淡展开。
每天卯时起床，天还没亮。第一件事是喂马。那匹老马叫做“犁”，名字是赵君况起的，因为它走路的姿态像一头在田里耕地的牛。犁的牙口不好，嚼不动草，赵君况就把草料用刀背砸软了再喂。沈渡通过赵君况的手指触感，第一次对“牲畜”这种生物有了超越食物链的理解——那是一双粗糙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污垢，却能在喂马的时候变得出奇地柔软，像在安抚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人。
喂完马之后是去吏舍点名。吏舍是一座比赵君况的土坯房大不了多少的屋子，挤着二十几个低级官吏和文书。人到齐了就开始点名，不是喊名字，是每人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各人的名字和当的差事。赵君况的木牌上永远写着同样的字：记史。抄写。这不是职位，是工种。在居延塞，一个记史就是一支会走路的毛笔。
沈渡一开始很困惑。他发现赵君况每天要抄写大量他本看不懂的内容——屯田的账目、粮草的调拨、烽燧的值班记录、戍卒的病历和阵亡通知书。这些文书的语言极其刻板，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句式，“某年某月某，某人某物若”“某年某月某，某人某事如何”。没有修辞，没有情感，没有任何多余的墨迹。纸张是珍贵的——不，在汉代没有纸，是竹简和木牍。每写错一笔，就要用刀刮掉重写；如果错得太厉害，整枚简就废了，只能拿去当柴烧。
写字是赵君况最擅长的事。他的笔迹工整但不刻板，横画起笔有蚕头，撇捺收笔有波磔，是标准的汉隶。但他写得比标准更快——速度是汉代文书工作的核心技能。匈奴不会等你把文书抄完再来犯边。赵君况的右手无名指上有一个茧，不是长在指尖，而是长在指节的侧面，这是因为握笔时笔杆靠在这个位置，长年累月地与竹木摩擦，磨出了一层暗黄色的硬皮。沈渡在修复古籍的时候见过无数明代、清代的书法作品，那些作品上的字是静止的、凝固的、已经被时间定格的。而赵君况的字是活的，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带着特定的温度和速度、为了某个特定的实用性目的、被一个特定的人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但真正让沈渡崩溃的，不是赵君况的手，而是赵君况的眼睛。
他发现自己在穿越中能感受到身体的一切，但感受最深的是眼睛。赵君况的视力不好——不是近视，是在风沙和强光中待久了之后，眼表的泪膜被破坏导致的眼和畏光。每天下午，当风从西边吹来，裹挟着细沙打在脸上，赵君况的眼睛就会开始流泪。那不是哭，是生理反应，是眼睛在试图冲刷掉沙子。但泪水和沙子混在一起，在脸上涸，形成一条条白色的盐渍。沈渡在租屋的镜子前见过类似的痕迹——那是他在修复室趴着睡着时，嘴角留下的口水印。但赵君况的不是口水印，是眼泪印。
第三天下午，赵君况在吏舍抄写一份屯田的账目。内容是某块田种了多少亩小麦，预计收成多少石，实际收成多少石。数字对不上，差额被涂改过，涂改处的墨色比周围的深一些，像是后来补写的。赵君况没有多看，照抄不误。沈渡在意识深处看见那些数字，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不是账目，这是有人在贪污。有人在克扣戍卒的口粮，然后用涂改和造假来掩盖。赵君况知道吗？他应该知道。他是一个记史，每天抄写这些文书，对数字的敏感度远超常人。但他的笔没有任何迟疑，也没有任何颤抖。他只是一笔一划地抄，把那些被篡改过的数字忠实地复制到新的木简上。
沈渡在赵君况的身体里感受到了愤怒。不是赵君况的愤怒，是他自己的愤怒。他想冲出去，想去都尉那里告发，想阻止这个贪污链条继续运转。但赵君况的身体纹丝不动，面无表情，像一个被上好发条的机器，复一地执行着写字这个动作。沈渡几次想挣脱赵君况的身体，想把毛笔扔了，想站起来大声说话。但他的意识像一只被关在玻璃瓶里的飞虫，每一次冲撞都撞在光滑透明的壁上，撞得头破血流，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他只能看着赵君况一笔一笔地抄写那些伪造的账目，把冤屈和谎言变成白纸黑字的“事实”。
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缮书者”的真相也许不是保护，是无可奈何。你可以走进历史，但你改变不了任何事。你只能看，只能记，只能在你自己的时间里，把这些被掩盖的真相变成你笔记本上的文字，然后在五百年后、两千年后的某一天，被另一个“缮书者”读到。
和赵君况说话最多的人是一个叫冯起的伙夫。冯起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刀疤，从左边眉梢一直拉到右边嘴角，整张脸像被劈开又缝上了。但笑起来的时候，那道疤会弯成一道弧线，像天上的一弯月牙被什么东西砸碎了。冯起是赵君况在居延塞唯一的朋友。
“赵记史，”一天傍晚，冯起蹲在伙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今天我看了一件事。”
赵君况端着碗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什么事？”
“有一个女人，背着竹简，从南边来。”
赵君况喝粥的动作顿了一下。沈渡的心跳猛地加速了。冯起说：“往北边去了。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找人。我问找谁，她说找一个会写字的人。”
“她叫什么？”冯起问过吗？
“她说她叫青棠。”冯起把树枝在地上划拉出一个字。不是隶书，是一种沈渡没见过的字体，笔画圆润，没有隶书那种刻意压扁的波磔。他试着念了念，“青”和“棠”两个字连在一起，念出来像一声叹息。
“青棠。”赵君况念了一遍。沈渡在意识深处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忽然觉得头皮发麻——不是因为名字本身，而是因为赵君况念出这个名字的方式。他的声音有一种沈渡从未听见过的变化，像一把枯的弦忽然被拧紧了，发出了本该有的音调。
“她往北边去了？”赵君况问。
“北边。”冯起说，“去找一个会写字的人。我跟她说，咱们这儿就有会写字的，赵记史就是。她说她要找的不是记史，是会写字的人。”冯起挠了挠头，“这有什么区别吗？”
赵君况没有回答。他站起来，把空碗放在伙房门口的木架上，朝北边看了一眼。北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土路、一片旷野，和地平线上那座孤零零的烽燧。
沈渡用赵君况的眼睛看见的东西越来越多。每天清晨，他看见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把整片旷野染成金色；每天傍晚，他看见落沉入西边的沙漠，天边的云像一堆正在熄灭的炭。夜里他躺在床上，透过土坯房墙上的裂缝能看见几颗星星。那些星星比他在北京看见的亮得多，也冷得多。
“赵君况，你在看什么？”第四天夜里，赵君况躺在床上没有立刻闭眼。他的眼睛睁着，盯着屋顶上的裂缝。沈渡以为他在看星星，但他不是。他看的是裂缝边缘一个极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刻痕。刻痕已经模糊了，但沈渡隐约能辨认出是一个“赵”字。刻这个字的人不是赵君况。这个房间之前住过姓赵的人。也许是上一任记史，也许是一个和赵君况没有任何关系的戍卒。人走了，房间空了一段时间，又被分配给了赵君况。但那个“赵”字留下来了，刻在土坯墙的最深处，像一道被时间盖了章的封印。
第二天，赵君况从土坯房的角落里翻出一卷旧竹简。竹简的编绳已经断了，散成一堆，上面沾满了灰尘和老鼠屎。他把竹简一枚一枚地捡起来，用袖子擦净，重新编好。
沈渡看见了那些内容——
不是公文。不是账目。不是屯田文书。是一首诗。不，不是诗。是歌谣。“出而作，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沈渡在课本里读过这段，那是汉代的《击壤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一。但课本里的版本只有这四句，而这卷竹简上有八句。后面的四句被磨损了一些，他辨认了很久：“帝力于我何有哉。天地玄黄，何有于我。何有于我，何有于我。”
天地玄黄。沈渡觉得自己要被这四个字淹没了。它们在紫禁城的布囊上，在赵恒之的印章里，在居延塞的风沙中，在两千年前一个无名戍卒手抄的竹简上。他忽然觉得这四个字不是字，而是一座桥，架在所有时间和所有人之间。你只要踏上这座桥，就能走到任何地方，遇见任何人。但桥的另一头是什么？他不知道。
第七天傍晚，赵君况去烽燧送文书。那是一座编号为“甲渠”的烽燧，在要塞以北五里处，是居延塞防线最前沿的哨所之一。沈渡从赵君况的身体里看到那座烽燧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在论坛上看到的一张照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居延遗址发掘时的旧照。照片上的烽燧是一个圆柱形的土堆，被风沙侵蚀得面目全非。而此刻他看见的烽燧是完整的，方形的，高约五丈，底部用石头砌基，上面是夯土墙，墙面上涂着一层草拌泥。烽燧顶端有一个平台，平台上堆着一捆捆芦苇，那是用来点烽火用的。站岗的戍卒站在平台上，手扶着栏杆，朝北边眺望。
那个戍卒叫李敢。十九岁，个子不高，肩膀很宽，笑起来露出一颗缺了一角的门牙。赵君况把文书递给他，让他签收。李敢在木简背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李”字。
“赵记史，”李敢忽然说，“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赵君况看了他一眼。“你的役期还有多久？”
“两年四个月。”李敢往手掌上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把手上的灰洗掉一些。这个动作不是刻意的，是习惯，是每天被风沙吹、被灰尘染、被汗水浸之后，试图让自己净一点的本能。他搓完手，低头看了看，指甲缝里还是黑的。“还有两年四个月。”他说。
“两年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赵君况说。
李敢笑了一下。缺了角的门牙在夕阳的余晖中闪了一下。“每次您都这么说，赵记史。”
赵君况没有回答。他转身下了烽燧，骑上犁，朝要塞的方向走去。沈渡在赵君况的身体里，回头看了烽燧最后一眼。李敢还站在平台上，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遮在额前，朝北边眺望。他在望什么？匈奴？还是故乡？也许都有。十九岁的年纪，在家乡也许已经成家了。他的妻子在等他，他的父母在等他，他家的田地在等他。但他在两千年前的居延塞，在一个方形的土堆上，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补丁摞补丁的短襦，站岗。一站一整天，然后换岗，吃饭，睡觉，第二天再站，再换，再站。两年四个月。七百多个夜。
沈渡在马背上，风从背后吹来，把赵君况的头发吹到额前。他没有伸手去拨。那些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半只眼睛，他就用那半只被遮住的眼睛看路，模糊地、朦胧地、像隔着一层薄纱一样看着这条通往要塞的土路。
他不知道李敢能不能活着回家。在居延塞，一个被风沙慢慢磨损直到变成一具喘气的骷髅。沈渡闭上眼睛。他感觉不到自己的眼眶，但他知道它们在发烫。
赵君况回到要塞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把犁拴在马厩的木桩上，添了草料，去伙房领了一碗粥。冯起还在，蹲在灶台边，用一铁钎子捅灶膛里的灰。
“赵记史，”冯起头也不抬，“今天那个叫青棠的女人又来了。”
赵君况放下碗。“在哪？”
“往南边去了。她说她找到要找到的人了。”冯起抬起头，火光映在他脸上，那道刀疤像一条燃烧的河，“她还说了一句话。她说，‘替我谢谢赵记史。’”
“谢我什么？”
“不知道。”冯起站起来，把铁钎子靠在灶台边，“她说你知道。”
冯起转身走了。赵君况端着那碗粥，站在灶台边，一动不动。沈渡在心里疯狂地计算——他什么时候见过青棠？他没有见过她。他只在那条土路上远远地看见过一次，一个背着竹简走路的女人，从马身边走过去，看了他一眼。赵君况也看了她一眼。就是那一眼。
“替我谢谢赵记史。”因为她看见赵君况在看她。不是赵君况在看她，是沈渡在看她。但沈渡不是赵君况。沈渡是两千年后的一缕游魂，寄生在这具身体里，偶尔能够通过这双眼睛向外张望。在沈渡张望的那一刻，青棠发现了什么。
沈渡不敢往下想了。
他喝完了粥，把碗放回木架上。经过都尉营帐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高声说话。他听不清内容，只听见几个断断续续的词——“匈奴”“右贤王”“入寇”。他加快了脚步，回到自己的土坯房，躺在草席上，把那卷家书从席子底下摸出来，读了一遍。“母亲：儿子在居延一切都好。屯田有收成，每有饱饭。”他的眼睛不流泪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流泪，而是因为他的泪腺已经了。连续几天的风沙和燥，让这具身体的泪腺几乎完全。他想哭，哭不出来。他只能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手背上沾着的沙子和泪水混在一起，揉进眼睛里，像被细细的砂纸打磨眼球。
他闭上眼睛。不是因为困。是因为他不想再看。
但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使命。是他在两千年前的居延塞唯一能做的事——看。看那些文书，看那些戍卒，看那个叫青棠的女人，看这个短暂寄存了他意识的世界。看完之后，记下来。带回去。给师父看，给自己看，给五百年后、两千年后、任何愿意看的人看。这就是“缮书者”。
第二天清晨，沈渡睁开眼睛。他看见的不是赵君况的土坯房，而是修复室的白色天花板。他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