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赛结束后的第三天，一九九三年的元旦如期而至。校园里挂起了红灯笼，食堂门口的公告栏上贴出了“欢度元旦”的标语，用的是那种最普通的红纸黑字，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食堂那天破天荒地加了一道菜——红烧鲤鱼，每人限打一份，鱼不大，但学生们都排着长队等着，队伍从食堂门口一直甩到水房。
但对辩论队来说，真正的节不是元旦，而是复赛后第三天贴在教学楼公告栏里的那张大红榜。红榜是用毛笔写的，系学生会宣传部的那个大二女生写了一整个下午，书法不算好，但胜在字大，隔着老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祝贺我系辩论队在第五届全省高校辩论赛复赛中战胜汉东财经大学代表队晋级决赛！特向全体队员及指导老师高育良副教授表示热烈祝贺！”
底下列着每个队员的名字。排在第一个的是祁同伟，然后是侯亮平、方知意、陈海。陈海站在人群里仰着头看红榜，嘴上说着“这字也写得太丑了吧”，眼睛却把红榜上的字认认真真念了两遍，念到自己名字时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一圈。侯亮平站在他旁边，淡淡地说了句“决赛还没赢，现在高兴早了”，但谁也没理他。吕楠凑上来拽了拽他的袖子：“侯哥，那个……你同学录上能不能给我签个名，我妈都出动了……”侯亮平一愣，尴尬地瞥了瞥四周，压低声音说了句“等赢了再说”。方知意没凑热闹，但她的新眼镜上多了块细绒布，一整个下午摘了又擦、擦了又戴，像是在保养一件军功章。
祁同伟路过时看了一眼红榜，没什么多余的表情。继续往前走，穿过场，在岔路口与陈阳“偶遇”——她递来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红烧肉，还是热的，盖子内侧贴了张便条。便条上用钢笔写着简短的一行字：“加油，决赛也要赢。——但别忘了吃饭。”落款没有名字，只画了一个小太阳。他坐在路边的石阶上，把那份肉和馒头一起吃了下去。搪瓷缸子的温度从掌心传到胃里，比食堂里最贵的荤菜都让人踏实。
系主任老孙派人把他叫到会议室，笑眯眯地通知他：“系里经过研究，寒假期间安排一批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学生去革命老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地点——”老孙推了推老花镜，看了一眼手里的表格，“岩台山。你是本地人，又一直在做相关调研，系里希望你担任实践小组的组长，提前两天出发做准备工作。带队老师嘛——梁璐老师。”
老孙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变化，像是在说一个最正常不过的人事安排。但他说完之后，目光在祁同伟脸上停留了零点几秒，那是一种“我知道你知道，但你也知道我没办法”的无奈。
祁同伟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表情。他接过实践小组的名单，扫了一眼：组员里没有陈海，也没有侯亮平。陈海的名字一定被替换过，他记得前几天老孙开动员会时还提过让陈海去，眼下却换成了一个他从没听过的大二女生，据说擅长拍照和宣传稿。侯亮平本没出现在任何草拟名单里。更巧的是，董家明的名字也在名单上——他没有参加辩论队，没有参加座谈会，什么突出表现都没有，却偏偏和梁璐一起被安排进了这个实践小组。
一切都清楚得像一幅画。社会实践——在所有人都回家过年的时候，把政教资源集中到一个封闭山区，全程由梁璐带队、董家明随行，就可以在一种“组织行为”的名义下尽情雕琢对他的评价。梁璐还没有死心。她要把这只不听话的棋子，放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棋盘上慢慢收拾。她把战场从校园挪到了深山，那里没有高育良，没有孟怀远，没有记者，没有电视台的摄像机，只有她说了算的“组织评价”。
他回到宿舍，在记事本里把三条信息写在了一起：一，梁璐带队；二，董家明同行；三，陈海被替换。写完，他搁下笔，看着这三行字沉默了几秒钟。前世他从岩台山走出去之后，十八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他觉得对不起那座山，对不起那条土路尽头那座塌了半截的老屋。后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已经太晚了。他娘埋在后山，他爹的腰弯成了问号，他却什么也弥补不了。可这一次，他反倒要感谢梁璐，因为她用一个“社会实践”的幌子，送给了他这辈子最想得到、上一世却永远没来得及用上的机会。
系学生代表会在元旦前夜组织了一场小型茶话会，算是给这个学期画个句号。政法系的几个年级代表挤在活动室里，暖气烧得人犯困，桌上铺着满满一桌面花生、瓜子和橘子，汽水瓶排列得像等待检阅的仪仗队。吕楠被大家推上去说段子，说了三遍都忘词，最后被陈海抢过话筒唱了五音不全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方知意头一次在公共场合主动坐到前排，举着照相机给每个大笑的人拍了一张。集体照拍完后，有人撺掇陈海唱第二曲，他把话筒一把塞给祁同伟：“你倒是说句话啊。”祁同伟想了想，只说了一句——“希望你们考上研究生的别搬太远，辩论队下届人手不够。”全场笑得前仰后合。
散场后他和陈阳并排走在积着小雪的路上，快到岔路口时，她对他说：“我等下要在班会上读你发在期刊上的那篇文章，当成假期推荐阅读。还有——社会实践路上小心。”
他没问是谁让她读的。只是站在那里，等她的身影消失在女生楼转角之后，才转身回到宿舍，开始打点行囊。期末最后一轮考试结束的当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中药铺子买了一包药——治疗风湿骨痛的，老坐堂医替他在天麻川芎方里加了点桑寄生，包成一摞，用油纸裹得方方正正。他又去供销社给父亲买了一瓶虎骨酒，瓶身上贴着红底烫金的商标，他特意让售货员拿货架最里面的那瓶——没有落灰。几件陈海不要的旧棉袄已经提前叠好，塞在帆布包的底层压得瓷实。
他在记事本上划掉了第一批返乡要带的东西，然后提笔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一个新的名字：梁璐。紧跟在后面的有一串待查信息：实践行程表、董家明分工、随行人员住宿安排。他没有写任何情绪化的字眼。他只是在做准备。开学前他把所有奖学金证明材料做了一份完整的复印存档，又将申诉回执和后续查阅行细则的申请留底，统一夹进了那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中。最后，他翻开陈阳在复赛那天夹在书里的纸条，看到那片透的银杏叶依然保持着扇形，叶脉分毫未变。他把它夹回记本，搁在心口的内兜里。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长途车在雪雾里颠簸了整整十个小时，终于在天黑透之前拐进了岩台山地界。雪早停了。十几栋灰瓦土墙的房屋散落在山坳里，零星亮着几盏黄的白的灯，在雪夜里显得格外稀薄，也格外近。山风裹着松脂和柴烟的味道从半开的车窗缝里灌进来，凉得呛人，但祁同伟吸进肺里时，却觉得这是他重生以来呼吸过的最净的一口气。
他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