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底，辩论赛复赛的子终于定下来了。系里贴出通知：复赛将于十二月二十八下午两点在省师范学院礼堂举行，对阵汉东财经大学。辩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财经大学正方，主张效率优先；汉东大学反方，主张公平优先。复赛由省高教厅和省电视台联合主办，届时将进行全程录像，比赛实况经剪辑后在省电视台播出。优胜者进入明年一月的决赛，角逐本届全省高校辩论赛冠军。
通知贴出来那天，整个政法系都炸了锅。不是因为辩题——那个辩题在社里已经争过很多遍了——而是因为“省电视台全程录像”这一条。校园里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几个辩手更是压力大到睡不着觉。谁都知道在那个年代，能上电视是件多么不得了的事，全省几百万观众会看到他们——说得好了，风光无两；出了岔子，几百万人一块儿笑话你。方知意嘴上说“反正我二辩，闪光灯都照不到我”，第二天却偷偷换了一副新眼镜。陈海也没好到哪儿去——辩论社最后一次合练的聚光灯一开，他头一句话就把财经大学说成了财经学院，整组人笑了场。
刘杉召集了复赛前的最后一次辩论社合练，地点是活动室。炉火烧得通红，铁皮烟囱被烤得嗡嗡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子和湿羊毛手套被烤的味道。几个人围坐在乒乓球桌旁，面前摊着各自的发言稿。刘杉先让大家模拟陈词，由侯亮平开头，每人三分钟，中间留一分钟做衔接假设。模拟刚开始不到五分钟，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方知意的经济史论述太学术化，各种“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曲线”，普通观众压听不懂。侯亮平随即调整策略，要求她每次引用数据后必须接一句人话，用“说白了就是……”重述一遍。方知意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从善如流地开始练习，活动室里的笑声和讨论声一直持续到炉子灭了才散。
祁同伟发言的时候，刘杉按下了旁边那台借来的双卡录音机。磁带缓缓转动，把他的陈词一句不落地录了下来。回放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带着一丝磁带特有的闷闷的失真，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节奏里——“我们主张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平均，而是机会的均等、规则的透明和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公平不是效率的敌人，而是效率可持续的前提。”他在结尾处留了一个语速微调的转口，以备正赛时能据时耗做压缩而不破坏整体力量。
录音一停，刘杉按了暂停键，朝着机子琢磨了半天：“你是不是有点绷得太稳了？彩排连个磕巴都不打，反而像在读稿子。”
陈海翻了翻手里的发言稿，冷不丁来了一句：“哪有什么玄的，他平时说话不就这个调调？连跟我姐聊天都带分号。”
活动室里安静了两秒。方知意没憋住，小声嘀咕了一句“难怪陈阳学姐老往图书馆跑”，然后缩着脖子躲到一旁。祁同伟拿钢笔帽轻轻磕了磕桌沿，屋里这才重新回到正题上。
与此同时，这场辩论的输赢，在另一个赛场上，还有一场更微妙的比赛正在悄悄进行。祁同伟注意到一个细节：高育良这次对复赛格外重视。复赛地点原本定在汉大本部的礼堂，是高育良主动向省高教厅建议，把场地改到了省师范学院的礼堂——“为了体现比赛的公平性和跨校交流的意义”。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谁也挑不出毛病。但祁同伟知道，真正的理由不是这个。省师范学院在城东，离省委大院只有不到三公里。把场地搬到那里，意味着评委席上将会有更多省里的人到场。
高育良要把这场辩论赛，变成他个人影响力的展台。而他推荐的那个课题、他署名的那篇文章、他亲自指导的那个学生，就是展台上最亮眼的展品。祁同伟不介意被当成展品。高育良利用他，他也利用高育良，双方互取所需——前提是对方不过界。但这次，高育良显然比他认为的还要急。也许座谈会那天的交锋远比孟怀远口头表扬的那几句更为关键，也许高育良嗅到了某些他还没有被告知的风声。
赛前两天，高育良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那间办公室还是老样子——满墙的书架，摆满了精装的法律典籍和内部资料，有些书脊上烫着“内部参考”的字样。书桌上堆着一摞论文稿，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看来高育良最近没少加班。茶水已经沏好了，紫砂壶嘴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普洱的陈香。
“坐。”高育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祁同伟坐下。
“复赛准备得怎么样？”高育良开门见山。
“按流程做了三套攻防预案，具体内容刘杉那边都有备案。”
“那就好。”高育良顿了顿，目光从镜片后面透过来，语气转为推心置腹的温和，“同伟啊，这次复赛不同以往。电视台全程录像，省里的领导也会出席。你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也不仅是政法系，是整个汉东大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不完全明白。”高育良轻轻摇头，动手给他续了杯茶，“复赛拿下了，下一步就是决赛。决赛的评委阵容比复赛更高，孟副书记可能会亲自出席。如果你能在他面前再拿一个最佳辩手，对你明年的分配，对我正在推动的那个基层课题，都大有裨益。”
他把重点放在了“对我”这两个字上。祁同伟听出来了，但没有说破。
“高老师，我会尽全力。”祁同伟说完，话锋忽然一转，语气依然恭敬，但问题却一点都不客气，“不过我有一个疑虑——对手会不会用我的家庭背景做文章？”
高育良倒茶的手停了半拍。
“什么意思？”
“正方主张效率优先，他们很可能会找靶子。我在初赛讲过我来自岩台山，如果他们故意拿偏远农村的效率低下做话题，借以影射公平派的‘落后性’，我该怎么回应？”
高育良放下紫砂壶，认真地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问得很刁，但确实值得考虑。对财经大学的人来说，拿到一个辩手的具体背景做文章，是再顺手不过的武器。他用指节叩了叩桌面，思考了片刻。
“如果他们真敢这么做——你就把话题引到制度成本上。”高育良慢慢说道，“告诉他们，不是农村没有效率，是制度供给不足拖累了效率。这不是农民的错，是改革还不到位的问题。这样既堵住了他们的嘴，又拔高了自己的立意。”
祁同伟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点了点头。
就在他准备起身告辞时，高育良绕到书桌内侧，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蓝皮小册子，不紧不慢地搁在他手边——《论法的精神》精要选编。然后像忽然想起一件小事似的加了一句：“对了，有件事我提醒你一下。奖学金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梁璐是梁群峰的女儿，你心里要有数。”他说这话时，语气很轻，像是随口一提，连手里的书都没停顿过。说完，他又补了句“这篇心得写得很有见地”，拍了拍桌上那份二十页的汇报，然后叮嘱复赛的事不必太紧张——全程没有重复“别计较”，但每一句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祁同伟接过册子：“我记下了。”
他没有多说什么，道谢后便告辞了。他知道，高育良今天的每一句话，都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明面上的指导，第二层是要他把握好分寸——别惹梁家，别闹事，别影响他和梁群峰之间的关系。高育良在保他，想把他当成苗子栽培，但绝不会为了一个穷学生跟省委领导翻脸。
这不是信任被打了个折，是提醒他自己从来都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必须确保自己每一次“被看见”，都带来足够重的分量，重到连折损他都变成一件亏本的买卖。
回宿舍的路上，雪又开始飘了。今年的雪似乎格外多，而且一次比一次密。雪花很细，打在脸上有点痒，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校园里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在雪幕中显得朦胧而温暖。从远处的场那头传来零星的篮球拍击声，几个不怕冻的男生还在雪地里追逐着，笑声被寒风切成一段一段的。
走到宿舍楼下，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陈阳正站在门廊下，怀里抱着一个搪瓷缸子，不停地从左手倒到右手，再换回来，显然已经被烫了好一会儿。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米色的围巾，鼻尖冻得通红，但看到他走过来，还是扬起了笑容。
“你怎么在这儿？”祁同伟快步走过去。
“等你啊。”她说，把搪瓷缸子递过来，“红烧肉，还是热的。”
祁同伟接过来，搪瓷缸子的温度从掌心传到心口，烫得他整个人都暖了一下。打开盖子，里面的红烧肉还冒着热气，肥瘦相间，酱色浓郁，扑鼻的香味一下子冲散了冷风里的煤炉气。他看着这缸子肉，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等了多久？”他问。
“没多久。”她说，“顺便的，我去图书馆还书。”
她这话骗不了任何人。女生楼到男生宿舍是反方向，从图书馆过来的路也不经过这里，怎么可能顺便。但他没有戳穿她，只是把搪瓷缸子捧得更稳了些。
“谢谢。”
“你每次都说谢谢。”她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声音轻了下来，像怕惊动一片落雪，“我知道你忙，辩论赛要准备，高老师那边的事也多。但你不能不吃饭。上次我看你中午又没去食堂。”
“我吃了。”他说。
“吃了什么？”
“馒头。你中午给我的那些。”
“馒头能顶什么事。”陈阳皱了皱眉，语气里带着不高兴，“你这么大的个子，天天吃馒头怎么能行？你等着，以后我每天给你送。反正食堂就在边上。”
她回头望了一眼食堂的方向，嘴里还在说：“新来的鲁师傅人特别好，炖的肉汁比从前更足，浇一勺在饭上能省半份菜钱……”祁同伟站在原地，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上辈子的陈阳，也是这么照顾他的。他穷，她就偷偷给他塞吃的。他忙，她就默默帮他整理资料。他犯了错，她替他挡在前面收拾局面。那时候他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她是他的女朋友，就该这样对他。可现在他明白了——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的。
“陈阳。”他叫住她。
“嗯？”
“过年回家之前，一起吃个饭吧。就我们两个。”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稳，像是约一个普通的学术交流。但她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她的耳朵尖倏地红了，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停，然后移到他围巾没遮住的那截脖颈，最后才点了一下头。“好。那你定时间，我都有空。”
“好。”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红烧肉趁热吃。我放了两勺糖，大师傅说收汁的时候加糖能挂得更匀——不过也可能是看我站在灶边等太久，他随便支的招。”她跑进雪里，脚步轻快，围巾在身后一跳一跳的。
祁同伟捧着搪瓷缸子上楼。楼道里暖气烧得很足，跟外面的冰天雪地完全是两个世界。他推门进宿舍，陈海和侯亮平都还没睡。侯亮平在看书，陈海在整理辩论赛的资料。
“我姐送来的？”陈海头也没抬。
“嗯。”
“她对你可真上心。”陈海的语气里既有欣慰，又带着一丝兄长式的审视，“你以后要是敢对她不好，我第一个不饶你。”
“我对她好。”祁同伟说。这四个字，他说得并不用力，但字字分明。
陈海抬眼看了看他，然后笑了：“行，我记着。”
侯亮平始终没说话，但他翻书的手指停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往下翻。眼神没有从书页上移开，可他的沉默往往比陈海所有的话都说得更满。他对陈阳的心思，上辈子一直藏到毕业以后也没真正放下，这辈子，应该也还没变。
复赛前一天晚上，祁同伟一个人在活动室待到很晚。他把四辩陈词的最后一段重新改了一遍。原来的版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否定市场经济，而是为了提醒各位——效率可以提高生产的数量，但只有公平才能保证生活的质量。”他读了三遍，把后面半句划掉了。太软。不像辩论的收束，更像小学思想品德课的结束语。他要一个有伤力的结尾。一个能让人记住的结尾。一个能让孟怀远在评委席上点头的结尾。
他想了很久，想起了前世看过的一篇内部讲话。那篇讲话里有一句话，当时他读到的时候，心里震了一下。他把那句话改了几个字，用在了自己的结语里——“一个只看效率的社会，会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交易。一个只看效率的国家，会把一切权力都变成生意。我们坚信，效率解决的是财富的数量问题，而公平，解决的是人的尊严问题。没有效率的共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没有公平的效率至上，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未来。”
他读了一遍，又改了几个字，最后满意了。笔从纸面移开时，炉子里的煤块嗡地塌下去一截，火舌往上蹿了一下，把烟雾推出一波浓烈的煤焦味。他扭头看向铁皮炉壁上被烧出的那圈暗红，忽然想到前世一个细节——高育良曾告诉他，真正的狠话，不是在台前喊的，而是在炉火边想出来的。直到今晚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他把稿纸收好，熄了炉火，锁上活动室的门，走进了雪夜里。这是复赛前的最后一夜，明天下午，他会在全场的目光下重新站起来。这一次，他不但要赢，还要让那些坐在前排暗处的大人物们，安静地、彻底地记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