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门村到桐城市区，要走整整一天。
何燊和沈夜沿着一条废弃的公路往北走。公路是柏油路，但年久失修，路面裂开了无数条缝，缝里长出了齐膝高的荒草，草尖上挂着昨夜的露水，走不多远裤腿就湿透了。公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稻茬，一排一排的，像无数被折断的手指从泥土里伸出来。偶尔有一两间看田的窝棚，用竹竿和塑料布搭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拍打着翅膀想要飞出来。
沈夜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布包里的剪刀、黄纸、朱砂瓶随着他的步伐叮当作响。他的额头上多了一道新伤——昨天在灶王庙里用剪刀刮香火颗粒留下的，伤口已经结了痂，暗红色的，在苍白的皮肤上格外醒目。他没有用任何东西遮盖那道伤，就那么露着，像一枚勋章。
何燊走在他身后，怀里揣着三样东西：指骨、肋骨、石头。三样东西在他口的位置发出微弱的共振，温度比体温略高，像有一个小小的火炉在他的心脏旁边燃烧。他的右臂上那把刀的纹路越来越清晰了，暗紫色的线条在皮肤下面像血管一样分布，有些地方已经凸出了皮肤表面，摸上去有棱有角，像真正的刀柄和刀身。他有时候会不自觉地用左手去摸那些凸起的纹路，指尖感受到的是一种奇异的、既坚硬又有弹性的质地，不像金属，不像木头，更像是某种活的、有体温的东西。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他们走到了公路的一个岔路口。岔路口立着一块路牌，路牌的铁杆子已经锈得发红，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只能勉强看出“桐城”两个字和一个向右的箭头。沈夜停下来，从布包里掏出那张地图，展开，用指甲在桐城市区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不在村子里，”沈夜说，“它在城里。不是在庙里，而是在钱里。”
何燊看着他，等他继续说。
“我爷爷说过，是神佛体系里最特殊的一个。它没有固定的庙，没有固定的泥像，没有固定的香火来源。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你打开钱包的时候它在，你数钱的时候它在，你存钱的时候它在，你花钱的时候它在。你赚了一笔钱，你觉得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实有一小部分被它抽走了。你亏了一笔钱，你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其实也是被它抽走了。它不是通过香火吃你，它是通过‘交易’吃你。每一次金钱的流动，都是一次香火的燃烧。你不在乎钱，它就吃不到你。但你在乎。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不在乎钱。”
何燊沉默了。他想起枯井村的那些村民，他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但他们依然在乎。赵老四给他的那卷皱巴巴的、被汗浸湿的七八十块钱，那是赵老四的全部家当。赵老四不在乎钱吗？他在乎。他在乎得要命。但他把钱给了何燊，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些东西比钱更重要。那些东西是什么？何燊说不清楚。也许是愧疚，也许是希望，也许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被灶王爷吃了半辈子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终于想做一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事。
“吃的是‘在乎’。”何燊说。
沈夜点了点头。“你在乎什么，它就吃什么。你在乎钱，它就吃你的钱。你在乎房子，它就吃你的房子。你在乎工作，它就吃你的工作。你在乎家人，它就吃你的家人。它吃的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你的‘在乎’本身。你越在乎，它吃得越狠。你什么都不在乎，它就吃不到你。但人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在乎？人活着就是在乎。在乎吃，在乎穿，在乎住，在乎活着本身。只要你还在乎任何东西，就能从你身上吃到东西。”
何燊把这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嚼出了一些苦涩的味道。不是神，它是一个概念。一个关于“在乎”的概念。它在乎你在乎，所以它存在。你越在乎，它越强大。你不在乎，它就消失。但你怎么可能不在乎？你是人，你有欲望，你有恐惧，你有牵挂，你有放不下的东西。你放不下母亲的遗像，放不下二先生的黑玉佩，放不下归无舟的指骨，放不下土地公的肋骨，放不下的石头。你在乎这些东西，所以就能通过这些东西吃你。你不放下，它就吃你。你放下，你就不是你了。
这是一个死循环。
何燊把地图还给沈夜，继续往前走。他没有想出一个破解的办法，但他知道他必须找到它。不是因为沈夜让他找，不是因为地图上那个黑色的圆点让他找，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源血在告诉他——是桐城神佛体系里最粗的那柱子，拔了它，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就会降到最低，其他的小神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不拔，之前做的一切都是隔靴搔痒。城隍爷会重生，土地公会复活，灶王爷会卷土重来。它们就像一棵大树的枝叶，你砍掉多少，只要还在，就会长出更多。就是那。
桐城市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太阳偏西，光线变得柔和，把城市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温暖的、像蜂蜜一样的光。高楼大厦在远处耸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像一面面巨大的、燃烧的镜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喇叭声、刹车声、叫卖声、说笑声混杂在一起，汇成一条嘈杂的、永不停歇的河流。何燊站在城郊的公路边上，看着这座他母亲曾经生活过、工作过、死在这座城市里的城市，忽然觉得口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的母亲叫陈秀兰。她在桐城的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一个月赚八百块钱，房租三百，吃饭两百，剩下的三百全花在了何燊身上。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她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出租屋和工厂。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乎她。她死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记得她。只有一个居委会的刘大爷帮她办了后事，一个七岁的儿子捧着遗像走在灵车后面，一个灶王爷的笑脸贴在那间空荡荡的出租屋的厨房墙上，笑着看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何燊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肺里憋了很久，才慢慢地吐出来。他迈开步子，走进了桐城。
沈夜跟在他身后，浅灰色的眼睛扫视着街道两旁的店铺、招牌、行人的面孔。他的手在卫衣口袋里，右手握着那把剪刀的把手，指尖在把手上轻轻地敲着，像一个在数节拍的指挥家。他的源血在高速运转，感知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丝香火的气息、每一个神佛的踪迹、每一个可能隐藏着的角落。
他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路口。何燊注意到，每一条街上都有不止一家银行，每一家银行门口都蹲着两尊石狮子，石狮子的眼睛是金色的，不是涂上去的金色，而是从石头内部透出来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发光的金色。那些石狮子不是死的，它们是活的。它们在看着每一个进出银行的人，在数着每一个人手里的钱，在记录着每一笔交易的数额和流向。它们不是，它们是的眼睛。成千上万双眼睛，分布在桐城每一条街道、每一家银行、每一个ATM机、每一个收银台上方，把这座城市里每一分钱的流动都尽收眼底，然后把信息汇总到一个地方——的本体所在的地方。
何燊的源血顺着那些金色的视线，逆流而上，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鲑鱼，穿过无数条街道、无数栋建筑、无数个路口，最终抵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桐城的正中心，是一座大楼。不是银行，不是庙，而是一栋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十几层高的、外墙贴满了白色瓷砖的写字楼。大楼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着几个字：“桐城商会”。
“在这里面。”何燊说。
沈夜抬起头，看着那栋大楼。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橙红色的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他的源血在告诉他，这栋大楼不对劲——不是有鬼的那种不对劲，而是像有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漩涡在这栋大楼的内部旋转，把周围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欲望、所有的“在乎”都吸了进去，然后吐出来一些更浓的、更稠的、更甜的东西。那些东西从大楼的每一个窗户缝里渗出来，飘到空中，和城隍庙、土地祠、灶王庙里飘出来的那些金色丝线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覆盖了整个桐城的网。
“怎么进去？”沈夜问。
何燊没有回答。他直接朝大楼的门口走了过去。门口有一个保安，穿着灰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手里拿着一橡胶棍。保安看见何燊走过来，皱了一下眉头，伸出手拦住了他。
“小孩，这里不是玩的地方，走开。”
何燊抬起头，看着那个保安。保安大约四十来岁，脸圆圆的，鼻子大大的，嘴唇厚厚的，皮肤黝黑，一看就是那种在太阳底下站了一辈子的老实人。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恶意，不是不耐烦，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像是被什么东西蒙住了、遮住了、盖住了的浑浊。他的头顶上有一金色的丝线，比其他村民的丝线粗得多、亮得多，丝线的另一端连着这栋大楼的最顶层，像一个被拴住了脖子的狗，脖子上的铁链勒进了肉里，但他感觉不到疼。
何燊没有和保安争执。他往后退了两步，绕过大楼的正门，走到了侧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巷子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两边的墙壁高耸，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巷子的尽头是一扇铁门，铁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何燊伸出手，握住那把锁，源血从他的掌心里涌出来，暗紫色的光包裹住了锁芯。锁芯在源血的侵蚀下迅速氧化、生锈、松动，咔嗒一声，锁开了。
他推开铁门，走了进去。门后是一个很小的天井，天井的地面上铺着青砖，砖缝里长满了青苔。天井的四周是墙壁，墙壁上有几扇窗户，窗户上糊着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露出后面黑洞洞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的、发霉的、混合了老鼠屎和蜘蛛网的气味，但在这股气味下面，何燊闻到了另一种更浓的、更甜的、更刺鼻的气味——香火的气味。
他顺着那股气味，找到了天井角落里的一扇小门。门是木头的，很旧，门板上钉着铁皮，铁皮上锈迹斑斑。他推开门，门后是一条狭窄的、盘旋向上的楼梯，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作响，像有什么东西在脚下呻吟。他沿着楼梯往上走，一圈，两圈，三圈，走了不知道多少圈，走到腿都酸了，终于走到了楼梯的尽头。尽头是一扇门，门上没有把手，只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像猫眼一样的洞。他把眼睛凑到洞口往里看——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金色的、像蜂蜜一样的光。
他推开了门。
门后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的、像体育馆一样的空间。空间的直径至少有一百米，高度至少有五十米，但它的存在完全违背了物理定律——因为这栋大楼从外面看只有十几米宽，本不可能容纳这么大的内部空间。又是那种被神佛扭曲了的空间，和城隍庙里的一样，但更大、更空旷、更让人感到渺小。
空间的中央，悬浮着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不是金色的，不是暗紫色的，而是一种何燊从未见过的、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的颜色。它像是一团不断变化的、流动的、有生命的液体，在虚空中缓缓地旋转。它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像眼睛一样的凸起，那些凸起在一睁一闭，每一次睁开的瞬间都会射出一道金色的光，光柱扫过整个空间，像探照灯一样，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通明。那些光柱扫到何燊身上的时候，他的源血就会猛地收缩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不是疼，而是一种更隐秘的、更不易察觉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偷偷地打量他、评估他、给他标价的感觉。
它在给他标价。
何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他的左手手掌上浮现出了一行数字，不是写上去的，而是从皮肤下面渗出来的，像墨水从纸张背面洇过来一样。那行数字是：¥0.00。
它在告诉他：你一文不值。
何燊盯着那行数字，看了三秒钟。然后他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心底的、带着某种解脱和轻蔑的笑。一文不值。太好了。他一文不值。他不需要值钱，不需要被估价，不需要被任何东西标上价格。他不是商品，不是祭品，不是任何东西可以买卖的物件。他是人。人是不可以被标价的。你可以给一头猪标价，给一袋米标价，给一块地标价，但你无法给一个人标价，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不懂这一点，因为它不是人。它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关于“在乎”的概念，一个被人类的贪婪和恐惧喂养了千百年的、巨大的、寄生虫一样的概念。它不懂什么叫“一文不值”才是最大的价值。
他把左手掌心里的那行数字搓了搓，像搓掉一层脏东西一样，数字在源血的侵蚀下迅速模糊、消散、消失。掌心恢复了原来的颜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但何燊知道，那个东西还在给他标价，不是在他的手掌上，而是在他的源血里，在他的意识深处，在他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地方。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它就是他自己的“在乎”。他在乎母亲的死，在乎二先生的死，在乎归无舟的死，在乎那些被神佛吃掉的人，在乎那些还在被吃的人。这些“在乎”就是它的食物。它不需要从外面吃他，它只需要他继续在乎，它就能从他内部吃他，吃他的源血，吃他的精力，吃他的健康，吃他的寿命。
他不能不在乎。但他在乎的方式可以不一样。他可以在乎，但不被“在乎”本身吞噬。他可以在乎，但不让这种在乎变成他的枷锁、他的负担、他的弱点。他可以在乎，但把这种在乎变成一把刀，一把比右臂上的刀更锋利、更致命、更不可阻挡的刀。
他把右臂上的刀从皮肤下面唤了出来。暗紫色的刀身在虚空中发出嗡嗡的颤音，像一把被敲响的音叉。他把刀举过头顶，刀尖对准了那团悬浮在空间中央的、不断变化的、有生命的液体。液体表面的那些眼睛全部转向了他，成千上万只眼睛同时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些光柱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把他照得通明，像一个被无数盏聚光灯同时照射的、站在舞台中央的演员。
他没有躲。他迎着那些目光，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的脚步踩在虚空中——这个空间没有地面，他的脚踩在一种看不见的、透明的、像玻璃一样的介质上，每一步都会在落脚处产生一圈圈涟漪，像石子扔进水里。那些涟漪向四周扩散，碰到墙壁又反射回来，和新的涟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网。
那团液体动了一下。不是移动，而是像一颗心脏一样收缩了一下。收缩的瞬间，所有的眼睛同时闭上了，所有的光柱同时熄灭了，整个空间陷入了彻底的、绝对的黑暗。那种黑暗不是夜晚的黑暗，不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黑暗，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原始的、像是宇宙诞生之前的那种黑暗。在那种黑暗里，你分不清上下左右，分不清前后远近，分不清自己是站着还是躺着，是醒着还是梦着，是活着还是死了。
何燊闭上了眼睛。不是被黑暗得闭眼，而是主动地、有意识地把视觉关掉了。在这种黑暗里，眼睛是没有用的，视觉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它会扰他的源血，让他的源血去相信那些不存在的、虚假的、被制造出来的幻象。他必须依靠源血，只依靠源血。
他的源血在黑暗中亮了起来。暗紫色的光从他的皮肤下面渗出来，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圈光晕，光晕不大，只能照亮他自己的身体，但这就够了。他不需要照亮这个世界，他只需要照亮自己。只要他还看得见自己，他就不会迷失。只要他还记得自己是谁，他就不会被的幻象吞噬。
黑暗中，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那个声音不是从某个方向传来的，而是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的，像水一样，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他的耳膜。那声音很轻，很柔，很甜，像一个母亲在哄孩子睡觉时哼唱的摇篮曲。但歌词不对。歌词不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而是——“你在乎什么？你在乎什么？你在乎什么？”
何燊没有回答。他继续往前走，一步一步地，稳而慢，像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的盲人。他的刀横在身前，刀尖朝前，暗紫色的光照亮了他脚下的那一小片虚空。每走一步，他都能感觉到那些眼睛在黑暗中重新睁开了，不是在他的周围，而是在他的内部——在他的血管里，在他的骨骼里，在他的源血里。每一滴源血都变成了一只眼睛，每一只眼睛都在问他同一个问题：“你在乎什么？”
他在乎。他在乎很多东西。他在乎母亲有没有吃上一顿热饭，在乎二先生死的时候疼不疼，在乎归无舟在那个地下空间里坐了一千年有没有人陪他说过话，在乎沈夜额头上的伤会不会留疤，在乎那些被城隍爷吃掉的人有没有被好好安葬，在乎那些还在被土地公、灶王爷、吃掉的人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他在乎。他在乎得要命。但他的在乎不是可以吃的东西，因为他的在乎里没有恐惧。他的在乎里没有“我怕失去”，只有“我想给予”。他不在乎自己会失去什么，他只在乎别人有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吃的是恐惧，是贪婪，是“怕穷”“怕苦”“怕不如人”。它吃不了爱，因为爱不是食物。爱是火，是光，是那把刀。爱会烧伤它，会烫伤它，会把它从内部点燃，烧成灰烬。
黑暗中的那个声音变了。不再是轻柔的、甜美的摇篮曲，而是一种尖锐的、刺耳的、像金属摩擦玻璃的声音。它在尖叫，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疼痛。何燊的“在乎”不是它熟悉的食物，它咬了一口，被烫得满嘴是泡。它想吐出来，但吐不出来，因为何燊的“在乎”已经渗进了它的身体里，像病毒一样在它的内部扩散、繁殖、变异。
那些眼睛开始流血。不是红色的血，而是金色的、黏稠的、像蜂蜜一样的液体。那些液体从眼睛的瞳孔里涌出来，顺着那团液体的表面往下流，一滴一滴地落在虚空中，像一场金色的雨。每一滴雨落下的地方，都会发出嗤的一声，冒出一缕白烟，然后凝固成一颗小小的、金色的、像珍珠一样的珠子。那些珠子在虚空中漂浮，密密麻麻的，像一片金色的星海。
何燊走到那团液体的正下方，停下脚步。他抬起头，看着那团正在剧烈颤抖、正在从内部瓦解、正在发出刺耳尖叫的液体。它已经不再是液体的形状了，它像一锅被煮沸了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每一个泡泡破裂的时候都会释放出一股浓烈的、甜腻的、让人恶心的气味。它的颜色也在变，从那种无法描述的颜色变成了灰色，从灰色变成了黑色，从黑色变成了透明。透明的那一瞬间，何燊看见了它的真面目。
那不是一团液体，不是一坨肉，不是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那是一面镜子。一面巨大的、圆形的、像月亮一样的镜子。镜子里映出的不是何燊的脸，而是一张他从未见过的、但无比熟悉的脸——他自己的脸，但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将来的自己。镜子里的何燊比他高得多，壮得多，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右手上握着一把暗紫色的、狭长的、微微弯曲的刀。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不是火焰，不是光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更安静的、像是已经看穿了一切、已经放下了所有负担、已经准备好去做那件必须做的事的平静。
镜子里的何燊在看着他。
不是幻象，不是预言，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真实的存在。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是未来的他，是源血完全觉醒之后的他，是斩神台成形之后的他。他在那里，在镜子里面，在的身体里，在最深处、最核心、最隐秘的地方。不是一个人在吃人，它是一个通道，一个连接现在和未来的通道，一个连接人和神、人和佛、人和自己欲望的通道。它吃的不是人的源血，而是人的“可能性”。你本来可以成为的那个人，你本来可以过上的那种生活，你本来可以拥有的那种幸福——把它们吃了，一口一口地，细嚼慢咽地，在你不知不觉中，把你最好的可能性全部吃掉了。你只剩下了最差的、最平庸的、最不痛不痒的那种可能性，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何燊把刀刺进了镜子里。
刀身没入镜面的一瞬间，镜面碎了。不是碎成碎片，而是像一块被击穿的玻璃，从刀尖的位置开始，向四周辐射出无数条裂纹。裂纹里涌出的不是金色的液体，而是一种温暖的、橙红色的、像灶膛里的火焰一样的光。那光照亮了整个空间，照亮了那些漂浮在虚空中的金色珠子，照亮了那些正在流血的眼睛，照亮了何燊的脸。
镜子里那个未来的何燊，在裂纹的缝隙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不是死亡，不是消失，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温柔的、像是完成了某件事之后的、如释重负的休息。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说：你做得对。继续走。不要回头。
镜子彻底碎了。碎片在虚空中飘散，像一场无声的、慢动作的雪崩。每一片碎片里都映着一个何燊——不是未来的何燊，而是过去的何燊。七岁的何燊蹲在出租屋门口，看着母亲跪在像前磕头。八岁的何燊坐在土坯房里，手里攥着二先生给的黑玉佩。九岁的何燊站在枯井边，看着那个女人从黑雾中走出来。十岁的何燊握着刀，站在城隍庙的废墟上，浑身是血，但没有倒下。
所有碎片落地的瞬间，空间开始崩塌。不是城隍庙那种缓慢的、渐进的崩塌，而是一种剧烈的、连锁反应式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崩塌。虚空碎裂成无数块，每一块都在急速坠落，像一栋被定向爆破的大楼，从顶部到底部，一层一层地、整整齐齐地、净利落地坍塌。
何燊从半空中坠落。他的身体在空中翻滚，蛇皮袋从肩上脱落，怀里的指骨、肋骨、石头从衣襟里飞出来，在他的周围漂浮，像三颗卫星。它们发出共振的声音，那声音比他之前听到的任何一次都要响亮、都要浑厚、都要像一首完整的、有起承转合的交响乐。指骨是第一个音符，尖锐而高亢，像一把剑出鞘。肋骨是第二个音符，低沉而浑厚，像大地深处传来的震动。石头是第三个音符，温暖而跳跃，像灶膛里的火焰在风中摇曳。三个音符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段旋律，那段旋律何燊听过——是母亲在灶台前哼唱的那首没有词的、调子很简单的、反反复复的歌。
他记起来了。那首歌的旋律是：mi-re-do-re-mi-mi-mi，re-do-re-mi-re-re-re。简单得像儿歌，简单得像呼吸，简单得像心跳。但他记起来了。他在坠落中张开了嘴，唱出了那首歌。不是用嗓子唱，而是用源血唱。暗紫色的光从他的喉咙里涌出来，化作一个个音符，在虚空中飞舞，像一群被囚禁了太久终于被释放的萤火虫。
空间停止了崩塌。
那些正在坠落的碎片停在了半空中，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那些正在尖叫的眼睛闭上了，像被什么东西合上了眼皮。那些正在流淌的金色液体凝固了，像一条被冻住的河流。一切都在何燊的歌声中静止了，连时间本身都好像慢了下来，慢到几乎停滞。
何燊落在了地上。不是摔在地上，而是轻轻地、像一片落叶一样地落在了地上。他的脚踩在实心的、坚硬的地面上——不是虚空，不是镜子，而是真正的、普通的、水泥的地面。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站在一栋普通的大楼的走廊里，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扇关着的门，门上有号码，像酒店。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户，窗户开着，晚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汽车尾气和烧烤摊的味道。
他还在桐城商会的大楼里。那个扭曲的空间已经消失了，也消失了。但不是被他死的，而是被他“唱”没的。那首歌，那首母亲哼唱的、没有词的、调子很简单的歌，是的克星。因为那首歌里没有“在乎”，没有恐惧，没有贪婪，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那首歌里只有爱。一种最朴素的、最原始的、最不需要任何条件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
沈夜从走廊的另一头跑过来，布包在身后颠簸，剪刀从包里探出了头，刀刃在灯光下闪着冷光。他的脸上沾满了灰尘，额头上那道伤疤又裂开了，暗紫色的血顺着眉心往下流，流过鼻梁，流过鼻尖，滴在地板上。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担忧，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像是劫后余生的、松了一口气但又不敢完全放松的紧张。
“你没事吧？”他问，声音有些喘。
何燊摇了摇头。他把右臂上的刀收回了皮肤下面，暗紫色的纹路从指尖一直蔓延到肩膀，像一幅刚刚完成的、还带着墨香的水墨画。他把怀里那三样东西重新揣好——指骨、肋骨、石头，它们安静地贴着他的心口，温度比之前高了一些，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运动，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恢复平静。
“呢？”沈夜问。
何燊沉默了几秒钟。他看着走廊尽头那扇开着的窗户，看着窗外那片被晚霞染红的天空，看着那些在天空中缓缓飘动的、金色的、像丝线一样的东西。那些丝线还在，但颜色变了，从金色变成了灰色，从灰色变成了透明。它们正在消失，不是被什么东西消灭的，而是像一被拔掉了电源的灯管，在余晖中慢慢地、不可逆转地熄灭。
“不在了，”何燊说，“但它的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每一个‘在乎’里。我不能把所有人的心都挖出来，把的一一地拔掉。我只能在它长出来的时候，用这首歌把它压下去。压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直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学会了这首歌，所有人都不再害怕贫穷，不再害怕失去，不再害怕自己一文不值。到那一天，就真的死了。”
沈夜看着他，浅灰色的眼睛里那团火焰跳了一下。不是惊讶，不是敬佩，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理解的、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平静。
“那首歌，”沈夜说，“能教给我吗？”
何燊看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他张开了嘴，唱出了那首歌的旋律。不是用源血唱，而是用嗓子唱，用最普通的、没有任何力量的、单纯的嗓子唱。他的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小得像一个七岁孩子在母亲死后，蹲在出租屋门口，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哼唱的那首没有人听见的歌。
“mi-re-do-re-mi-mi-mi，re-do-re-mi-re-re-re。”
沈夜听了一遍，然后跟着哼了一遍。他的音准不太好，有几个音跑调了，但他哼得很认真，很用力，像一个在努力记住某件重要事情的孩子。他的声音和何燊的声音在走廊里交汇、重叠、缠绕，像两条不同颜色的小溪汇入同一条河流，虽然颜色还没有完全融合，但已经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流淌了。
他们走出了桐城商会的大楼。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洒在人行道上，把每一个行人的影子都拉得很长。行人们匆匆忙忙地赶路，有的提着公文包，有的拎着购物袋，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挽着伴侣。没有人注意到两个少年从商会大楼的侧门走出来，没有人注意到其中一个少年的右手上有一把暗紫色的刀形纹身，没有人注意到另一个少年的额头上有一道还在流血的伤疤。他们就像这座城市里的两粒灰尘，微小而不起眼，但他们在呼吸，在跳动，在活着，在用自己微小的、不起眼的、不值一文的方式，改变着这座城市的某一种底色。
他们找了一家天桥底下的空地，铺了两张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硬纸板，躺在上面，看着天桥上方那一小片被路灯照得发黄的天空。星星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只有来来往往的车辆在天桥上驶过，发出轰隆隆的、震得地面都在颤抖的声响。沈夜把布包枕在头下，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他的呼吸很轻，很均匀，像一个没有任何心事的、普普通通的十五岁少年。但他不是。他的心事太重了，重到他的梦都装不下，只能在醒着的时候一点一点地消化，像一头反刍的牛，把吃下去的草从胃里倒回嘴里，再嚼一遍，再咽下去，反反复复，直到草变成，变成血，血变成源血。
何燊没有睡着。他躺在硬纸板上，看着天桥底部那些被汽车尾气熏黑的、布满了裂纹的水泥。他的右手放在口，感受着那三样东西的温度。指骨、肋骨、石头，它们在他心口的位置发出微弱的共振，像三个不同音高的音叉被同时敲响，声音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像远处传来的钟声一样的嗡鸣。
他闭上眼睛，在嗡鸣中，又听见了那首歌。不是他自己唱的，而是母亲唱的。母亲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穿过羊水，穿过时间，穿过生死，穿过那些被神佛吃掉的、被香火污染的、被谎言覆盖的一切，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那声音很小，很小很小，但它存在。它一直在那里，从他还是一颗受精卵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太多的噪音盖住了——灶王爷的笑声，城隍爷的咀嚼声，土地公的呻吟声，的尖叫声，那些声音太大、太吵、太密集，把那首歌压在了最底下，压得死死的，压得快要听不见了。
但他听见了。他会一直听见。他会把这首歌教给每一个人，让所有人都听见，让所有人都学会，让所有人都唱起来。当所有人都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些噪音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不是被消灭，而是被淹没，被一首从人类最古老的记忆深处涌上来的、比任何神佛都要古老、比任何香火都要纯净、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的歌淹没。
那首歌的名字叫“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