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一夜，裴渡没有睡着。
不是因为紧张，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没安排好，是那种在一件大事真正开始之前身体会自动保持半醒的状态，睡得浅，一点动静就能听见，像是某种久远的训练在他身体里留下来的惯性，到了这种夜里会自己启动。
他在三更前便起了身，把油灯点上，在桌旁坐下，开始整理行囊。
行囊是一只大布袋，他已经心里有数，但动手整理还是一样一样来，不跳——这是程远山教的，说凡是要出远门的，行囊必须亲手过一遍，不能靠记忆，记忆会漏，手不会。
换洗衣物，三套，薄厚各异，西域的温差大，出发时是暮春，但翻过葱岭就是另一套气候，厚实的那套要压在最底层，不用时不碍事，用时要能立刻找到。
药包，是他自己配的，备的都是走长路用得上的：金疮药，止血散，消肿膏，一小瓶烈酒。烈酒另有用处，既能消毒，也能在极冷的夜里暖身，走西域的老手无一不带。
账册，两本。一本是顾老爷交代的商号账册，正经的货物出入记录；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薄薄的，封面和普通账本无异，但里头记的不是账，是他走这趟路的每一个节点和每一个需要确认的线索，用一种只有他自己能读懂的格式写的，旁人翻开，只会以为是一本算错了的流水账。
匕首，一把，刀鞘是旧的，刀刃是新磨的，和拓跋明那把刀一样的道理。
最后是铜印。
他把铜印从枕边拿起来，握在手里掂了掂，放进了账册夹层里最深处的那个暗格里，把夹层压平，和旁边的纸页合成一叠，从外面看不出有东西在里头。
以上这些，都是他预料中的东西。
然后，他去搬了那只最重的木箱。
木箱压在床底下，已经很久没有动过，拖出来的时候在地板上留了一道浅痕，灰尘落了一层。裴渡把箱盖打开，往里看了一眼——最上头是两本旧书，书下面是几件衣物，叠得整齐，是他用不着、但也没有扔的东西，就这样一年压着一年，压在了最底层。
他把旧书移到一边，把那几件衣物搬出来，放在桌上。
最底下，是那件衣裳。
那是一件藕荷色的褙子，料子是寻常的细棉，款式是开元年间长安流行过一阵的样式，领口绣了一圈素色的卷草纹，不张扬，不华丽，是年轻女子常出行会穿的那种。
那件褙子是她母亲留下来的。
她母亲在她十三岁那年去了，去得不声不响，像烛火在风里灭掉，那天早晨裴澄去叫母亲起床，才发现人已经没了气息，脸上是安静的，像是睡着了，只是再叫不应。她母亲在裴家没有什么地位，留下来的东西不多，这件褙子是其中之一，颜色是母亲年轻时最喜欢的，据说是外祖母当年亲手给母亲做的嫁妆，经了两辈人，料子还是好的。
裴澄那时候太小，穿不上，就那样收着，收了好几年，后来入了暗察司，改了男装，那件褙子便再没穿过，但始终带着，从没想过扔掉。
六年了。
裴渡把那件褙子从箱底拿出来，在手里抖了抖，把叠痕理了理，放在膝上。油灯把它的颜色映出来，那种藕荷是浅而雅的，经了六年也没有褪色，料子依旧好，只是有了一点陈旧的气息，是东西在黑暗里压了太久才会有的、很淡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味道。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带着它。
改名换装、把裴澄从长安彻底抹掉的那一夜，她把所有女装都处理掉了——多余的衣物要送走或者丢掉，一点痕迹都不能留。唯有这一件，她拿起来，站了很久，最终把它折好，压进了木箱最底层，没有说服自己丢掉它的任何理由，也没有说服自己留下它的任何理由，就是放在那里了。
此后六年，每次搬动那只木箱，她都知道它在里头，都没有打开过，也没有把它取出来。
今夜不知为何，把它取出来了。
裴渡在那件褙子上停了一会儿，手指轻轻压了压领口那一圈卷草纹的绣线，线迹还是好的，没有开线，没有磨损，就那样静静地绣在那里，像是一直在等她什么时候再看它一眼。
那是入暗察司之前的东西。入暗察司之前，她还是裴澄，还是河东裴氏旁支的一个庶女，还住在长安城西那条不太宽的巷子里，还会在晴天的午后穿着这件褙子出去买糖炒栗子。
那段子离现在很远了，远得她有时候想不起来那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感觉，只记得那条巷子的石板路很光滑，雨天会反光，卖栗子的老人长年坐在巷口，炉子上的铁锅总是热的。
她把那件褙子重新叠好，折成了一个小方块，放进了行囊的最底层，压在换洗衣物的下面，让它被那几件粗布圆领袍压住，从外头看不见。
她不知道带它去做什么，也不打算在这趟路上穿它，只是——带着走。
像是一个说不清理由的决定，又像是某种她自己也没有完全察觉的、什么东西正在松动的征兆。
行囊收拾好，裴渡在桌旁又坐了片刻，取出一张白纸，开始写信。
信是给钱七的。
钱七是她在平康坊认识的一个乐伎，姓钱，排行第七，比她年长三岁，是那种什么风浪都见过、什么样的人都周旋得来的女人，嘴上厉害，心里软，帮过她好几次，从不多问原因。
她在长安这六年，真正信任的人不多——不是不愿意信，是这件事本身的代价太高，一旦被人查到、被人顺着线索找过去，那个人就会无端受连累。所以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所有的往来都控制在"有用，但不深"的程度，只有钱七例外。
钱七是个明白人，从第一次帮她，就知道这个"裴账房"不是一个普通的账房先生，也从来没有追问过。她不问，不是因为不好奇，是因为她懂得一个道理：有些事，知道了是累赘，不知道是庇护。
裴渡信任她，信任的方式是谨慎——不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但把必要的那一件事托付给她。
信写得很短，只有几行：
若三个月内无消息，将此信送往朱雀街钱庄王掌柜处，交其拆阅，照信中所嘱行事。若有消息，信原封不动，不必理会。
信封里另附了一张单子，是几个地址和几句嘱咐，措辞简短，每一条都是有后手的有后手，没有后手的是真正没有旁人可以替代的。
她把信封好，用蜡印了口，在外封上写了两个字："平安。"
这是她和钱七之间说好的暗语——外封若写"平安"，便是请她帮忙保管，里头有要紧的东西；若什么都不写，是普通的信，随意处置。
钱七会明白的。
三更已过，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辰。
裴渡把信收进布袋，把油灯调暗了一些，重新在桌边坐定，没有去睡，只是闭着眼在那里坐着，把这趟路从头到尾在心里过了一遍：长安出发，经潼关，过函谷，入陇右，到凉州，再往西，过玉门，进安西都护府的地界，然后是疏勒。
每一段路，她在脑子里把地势和可能的变数都扫了一遍，如同展开一张地图，一段一段地确认，哪里有驿站，哪里有险道，哪里是容易出事的地方，哪里可以补给。
走到最后一段——疏勒——她在那里停了一下。
阿史那木。线人。那份六年前程远山没能带回来的东西。
她在那里停了很久，然后重新把那张心里的地图卷起来，压进某个地方，睁开眼，听见窗外已经有了早市前最早的声响——某处的驴车在青石板上轧过去，轮子的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很清晰。
天快亮了。
她站起身，把油灯吹熄，把行囊挎上，在黑暗里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最后扫了一遍——确认铜锁锁好了，确认窗扉是关的，确认桌上没有留下任何不该留下的东西。
然后，她走出屋子，把门从外头锁上。
沈烈在楼下等着。
他靠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树站着，手里握着一个还冒着热气的饼，见了裴渡下来，往旁边递了一下，说："摊子刚出锅的，趁热。"
裴渡接了，咬了一口，是那种加了芝麻的胡饼，外皮脆，里头软，芝麻香气很浓，是长安早市最常见的那种味道。她站在院子里吃了两口，抬起头，看见天边刚刚透出一点鱼肚白，槐树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动着，整个崇仁坊还在沉睡中，只有这一方院子里有了动静。
"你怕吗？"沈烈忽然问。
裴渡咬了一口饼，没有立刻回答，嚼了嚼，咽下去，才说："怕什么？"
"死。"
她想了想，说："不怕死，怕账没算完就死了。"
沈烈在她旁边沉默了一息，然后低头，把手里那个饼也咬了一口，侧过脸，嘴角动了一下，那种粗粝的、带着一点温度的笑，没有忍住，散开来，说：
"这话说得，跟个财迷一样。"
裴渡没有解释，把那个饼吃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往院门走去。
身后，沈烈跟上来了，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崇仁坊的院门，走进了长安出发前一个早晨灰蓝色的天光里。
长安清晨的街道是安静的，这个时辰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喧嚣，只有零星的脚步声和偶尔驶过的车轮声。两人走了一段，沈烈的步幅比裴渡大，但走在她旁边始终没有超出去，是那种自然而然地配合了她步速的走法，没有刻意，走着走着就对上了。
过了一条巷子，裴渡开口，说："到了疏勒，见阿史那木之前，先不要暴露我们是一起来的。"
沈烈"嗯"了一声，没有追问为什么，接着说："那两个护卫，上路之后我盯着，不需要你分心。"
"拓跋明也会盯。"裴渡说，"你们两个不要撞上，分好方向。"
"知道了。"
两人说话都很短，像是在核对一份已经商量好的计划里剩余的几个细节，没有废话，也没有需要重新说服对方的地方，彼此都知道这趟路上会是什么局面，各自心里都清楚。
晨光渐渐亮起来，朱雀大街的方向隐约传来了商号的喧嚣声——是今出发的商队在，骆驼的叫声，伙计的呼喊声，车轮压过石板的轱辘声，一层一层叠上来，把这个早晨推进了真正开始的状态。
裴渡往声音的方向走，沈烈跟着她，两道身影在晨光里往前走，一高一略低，一前一后，走进了那片渐渐涌来的嘈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