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昭接到派出所转来的案情通报时，天还没亮。她正在临时办公室的折叠床上补觉——林深占了她的办公椅，趴在桌上，面前摊着程见远记的复印件。手机震动把她从浅睡眠中拽出来，她接起来听了十秒，挂断，坐起身，把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
“新案子？”林深没抬头，但他的笔停了。
“坠楼。女画家，二十六岁，叫陆雨眠。城东翡翠城小区，从十六楼自己家的阳台跳下来的。遗书只有一行字——‘我终于可以不做她了。’”叶昭把手机放进口袋，拿起外套，“现场保留了。辖区派出所初步判断是自，但这句话不太对劲。”
“她是谁？”
“这就是问题。”叶昭推开办公室的门，走廊里的冷风灌进来，把她刚扎好的马尾吹散了几碎发，“陆雨眠是独生女。”
雨是凌晨四点左右开始下的。不大，细密而持续，像从地底下渗出来的凉意。翡翠城小区是十年前开发的中高档住宅区，绿化很好，楼间距也宽，但在这样阴沉的天色里，那些修剪整齐的冬青和女贞看起来像一排排沉默的哨兵。现场已经被辖区派出所用警戒线围起来了，红蓝交替的警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反射出模糊的光晕。几个穿雨衣的民警站在单元楼门口，低声交谈，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很快消散。
林深和叶昭弯腰钻进警戒线。尸体已经被移走了，但坠落点的标记还在——一楼住户私自搭建的玻璃顶棚被砸穿了一个不规则的大洞，碎玻璃散落在周围的草地上，有些还挂在铝合金框架的边缘，被雨水冲刷得反着冷光。从十六楼到地面的垂直距离超过四十米，撞击力足以让任何人的内脏瞬间破裂。但法医在初步勘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点——陆雨眠的骨折模式与典型的坠落伤不一致。她的四肢骨折分布在尺桡骨远端和胫腓骨近端，属于“双脚先着地”的着地模式，但她的颈椎在坠落过程中发生了旋转，这意味着她不是背对阳台坠落也不是水平送出，而是在整个下坠弧线中保持着一个刻意的垂直向下姿势。
监控调取也证明了这一点——楼对面便利店摄像头虽然拍不到阳台，但隐约能拍到栏杆空隙间一个深色轮廓先翻过护栏，在顶栏上站直，没有挥手，没有挣扎，然后像跳水运动员那样身体笔直地向前倾斜。她从站上栏杆到坠落，整整让自己保持了四五秒的垂直静止。
“她不是掉下来的，”林深对着玻璃顶棚上那个洞看了很久，然后回头对叶昭说，“她是自己对准了跳的。”
叶昭没有立刻回答。她蹲在阳台栏杆内侧的墙角，正用镊子夹起一片被雨水打湿的纸片。纸片是从一本速写本上撕下来的，边缘不规则，上面用炭笔草草画着几道线条——看不太清画的是什么，但能辨认出是一个人的轮廓。不，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两个完全相同的侧影，面对面站着，像是在照镜子。
她把纸片装进证物袋，站起来，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门看向室内。陆雨眠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装修简单到近乎朴素。但客厅里没有沙发，没有电视，没有餐桌。整个客厅被改造成了画室——三面白墙上挂满了画，有些是完成的，有些只画了一半。画架支在正中央，上面还绷着一块没来得及撤下的画布。叶昭推开玻璃门走进室内的时候，闻到松节油和丙烯颜料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浓烈到几乎盖住了一个独居女性常生活该有的所有气息——没有饭菜味，没有香水味，没有衣柜里飘出来的樟脑味。松节油就是她房间里唯一在持续证明她存在的痕迹。
她站在画架前，看着那块未完成的画布。画面上是一个女人的脸。不，是两张脸。同一个女人的两张脸，左右对称地占据着同一块画布，像扑克牌里的女王。左边的脸微笑着，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成月牙，色调温暖，背景是浅金色的；右边的脸在流泪，嘴角向下，眼睛睁得很大，瞳孔被画成两个黑洞，背景是深蓝色的。同一张脸的两种表情，被一道从画布顶端贯穿到底的细线从正中间分开，像是有人用刀把一个人切成了两半。
叶昭转过身，沿着墙面缓步走过那些挂着的画。每一幅都是相同的主题——双生。两个女孩在同一个秋千上，四条腿，两个头，但只有一双手抓着绳索；两个女孩对着同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倒影却只有一个；两个女孩站在同一把伞下，但伞面只遮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所有的画都只有同一个署名——L.Y.M.。签在角落，字迹纤细，笔画和遗书上“我终于可以不做她了”的笔迹完全一致。
“这些画不是象征主义。”叶昭停在最后一幅画面极其狭窄的小尺寸画前——画的是两枚相对的镜子，镜子里映着同一张脸，没有签名，只有一行极小的说明文字——“我是一个谎言说出的一个谎言”——“她不是在画隐喻，她在画自己的记忆。”
林深从阳台上走进来，雨珠挂在他的肩头和发梢，在室内暖气中慢慢化成细小的水光。他的目光从墙上的画扫过，最后落在叶昭面前那幅两枚镜子对映的作品上。他读了一遍那行字——我是一个谎言说出的一个谎言。然后他走向卧室。陆雨眠的卧室也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水，旁边是一个药瓶。林深拿起药瓶——盐酸舍曲林片，常用的抗抑郁药物。处方期是一个月前，开药医生是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周某。瓶子里还剩大半。他放下药瓶时，在床头柜下层发现了一本旧相册。相册的封面是皮质的，边缘磨得发白，看得出被翻阅过无数次。
他翻开相册。第一页是一张全家福——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婴儿穿着粉色的连体衣，头上扎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雨眠百照，1998年8月。
第二页还是婴儿照。第三页是幼儿园入园照。第四页是小学一年级开学照。每一张照片都只有陆雨眠一个人。一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少女。从小到大的照片序列完整而正常，和任何一个独生女的成长相册毫无区别。但林深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幼儿园入园照那张照片上，陆雨眠身边还空着大半张长椅。按常理，入园照通常是所有孩子的合影，但陆雨眠的这张照片明显被裁切过，边缘粗糙，只保留了她自己的影像。切掉的是谁？为什么宁可裁掉所有同伴也不保留她们？
他放下相册，打开衣柜。陆雨眠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颜色以黑、白、灰为主，只有角落里塞着一件亮黄色的连衣裙，像是很久没穿过了。衣柜下层是一个抽屉。他拉开后顿住了——抽屉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个小女孩的衣物：一件粉色的毛衣、一条白色连、一双红色小皮鞋。不是成年女性的尺寸。是五六岁女童的尺寸。不是收藏，不是纪念——毛衣的肘部有磨损的痕迹，的膝盖位置微微起球。这些衣服被穿过，被洗过，被叠好，被放在一个成年女性伸手就能拿到的抽屉里。
他把这个发现拍了下来。然后他注意到抽屉边缘刻着一行小字，用美工刀刻的，笔画很浅，被漆面覆盖了大半——“姐姐，我今天穿了你的裙子。妈妈没发现。”
林深直起腰。他的膝盖因为蹲太久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但他没有在意。他走回客厅，站在那面挂满双生画的墙前。所有的画都在同一面墙上，所有的画都只有同一个署名，所有的画都在重复同一个她不敢说出口的陈述。
“她不是独生女。”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在这间被松节油气味填满的公寓里格外清晰，“她是双胞胎。”
叶昭从画架前转过身来。速写本的纸页在她翻开的那一页上展示出一幅被擦拭过好几次的铅笔草稿——两个女孩，手拉手站在一栋旧楼前。楼下有一行字，被橡皮擦掉了大半，但迎着光仍然能辨认——“姐姐说她会回来的”。
“辖区派出所查过户籍，”叶昭把速写本合上放进证物袋，“陆雨眠的父母陆原平、陆雅琴在二十多年前只登记了一个女儿。出生证明、户口本、学籍档案，全部只有一个孩子。”
“查出生医院。1998年的产科记录。双胞胎分娩不可能不留下任何医疗文书。如果产后第二个孩子被转移——送走、换监护人或被销户——产科必须标注。”
叶昭已经拿起手机拨通老周的号码，让他立刻联系市卫生局档案室调取公立医院分娩记录。林深则在床头柜下层继续翻找。相册夹层里滑出一张旧信纸，折痕已经发脆，是陆雨眠童年时的手写便签，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姐姐，我今天穿了你的裙子。妈妈没有发现。这个母亲当然不会发现，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两条裙子是为谁穿上的。
离开陆雨眠公寓时雨还在下，天色已经从漆黑转为深灰。林深坐在副驾驶上，从证物袋里翻出陆雨眠的手机——技术科已经解了锁，短信和社交记录都拉了出来。通讯录里有“爸”“妈”，通话记录正常，社交动态大多是画作分享，极少自拍，朋友不多。唯一一条异常短信是一年前发给母亲的——“妈，我今天在整理旧东西时找到一张照片。上面有两个人。你能告诉我她是谁吗？”母亲没有回复这条短信，但第二天陆雨眠接到一个长达四十分钟的电话。叶昭把车停在刑侦支队大楼门口，熄了火却没立刻下车，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上不断滑落的雨珠说：“她母亲回的那个电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一年前从那天起，陆雨眠的抗抑郁药剂量翻了一倍。”
她把病历记录往前推，纸面上的数据一目了然——一年前她的处方还是半片，那年冬天直接调到一整片。也就是她发完那条短信之后没几天。而这个母亲至今没有告诉专案组她女儿问过她这句话。
上午的调查推进得很快。户籍组调出了陆原平和陆雅琴的完整户籍档案——陆原平，五十五岁，某国企退休职工；陆雅琴，五十三岁，原纺织厂工人，目前全职在社区活动站帮忙。两人结婚超过三十年，名下登记有一个独生女，陆雨眠，1998年生。户籍档案的各次更新之间有一处隐蔽的反常：学龄前与小学入学这两段之间没有任何预防接种记录。儿童计划免疫是国家法定强制登记，缺失意味着她在学龄前可能用的是另一套身份，而这个身份的注销期与重新登记期正好在同一天。
“她们在四岁时换了身份。”林深敲了敲那栏空白，让老周把纸质计划免疫卡原件调过来，同时把陆雨眠的画室桌子上一本旧童话书的扉页照片给叶昭看——那是《雪姑娘》，出版编号已经模糊，扉页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路雨婵。
叶昭接过那本童话书。书页已经发黄发脆，翻开时带着旧书店特有的霉味。扉页上用铅笔歪歪斜斜写着“路雨婵”三个字，笔迹稚嫩，墨色浅淡，看得出是一个刚开始学写字的孩子留下的。旁边的署名是两个字——姐姐。“你说得对，她不是独生女。”她翻过扉页，在童话书开头一张黑白图上看到了一行铅笔小字——“姐姐说雪姑娘最后变成云了。我问她你也会变成云吗？她说不会。”她把书放进证物袋，连同那张标着“路雨婵”的出生证明抄件一起锁进档案箱。
林深站起来拿起外套。“去找她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