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室回来的路上，天空开始飘雨。雨不大，细密得像从地上升起来的水雾，落在挡风玻璃上不需要开雨刮器，只是把车外的城市晕成一片模糊的光斑。林深坐在副驾驶上，膝盖上摊着从苏见秋旧居带回的记本，没有翻开，只是用手掌压着封面。他的右手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记本脊背上的一道裂口——那是被人反复翻开、压平、再翻开之后留下的疲劳折痕。一本被主人翻阅了无数次的记，和一本被藏在阁楼深处蒙灰的记，磨损模式完全不同。这本属于前者。
叶昭把车开得很慢。她从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没有开口问他记里写了什么。他翻记的节奏她刚才在阁楼里就注意到了——不是逐页细读，而是先翻到某一页，停很久，再快速往前翻几十页，再停很久。他不是在按顺序阅读，他是在做文本比对，在找某个贯穿了十几年时间跨度的叙事模式。能让林深用这种节奏翻阅的东西，不会是普通的记。
车子拐进刑侦支队大院时，雨已经停了。地面上薄薄一层水膜反射着院灯的白光，踩上去发出细微的粘连声。林深夹着记本快步走进办公楼，在走廊里被值班员叫住——“林博士，赵主任让你有空上去一趟，说芯片那边扫出了点新东西。”他点了下头，但没有改变方向，径直走进了临时办公室。
叶昭跟进来时，他已经把记本摊开在桌上，翻到了他折角标记的三页。三页纸并排铺开，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08年。他把台灯压低，让光线以极斜的角度打在纸面上，铅笔字迹被照出深浅不一的凹凸纹理。
“你看这三页的笔迹。”他往后退了半步，让叶昭站到他的位置，“2006年11月这篇，写的是她第一次见到秦蔚岚。笔压很重，铅笔尖在纸面上戳出了好几个小坑。字迹急促，分行不规则，整页没有一个涂改——她是兴奋的。不是恋爱的心跳加速，是找到什么东西之后的兴奋。”
叶昭低头去看那页记。苏见秋的字迹在十九岁时就已经非常成熟，笔画之间有一种少见的控制力，即使在兴奋状态下也没有失去基本的结构。但林深指出的不是结构，是情绪在纸面上的物理残留——那些被戳穿的纸面，那些越写越向右上方倾斜的行基线。
“她写了什么？”
“她说秦蔚岚在美院讲座上提到了‘艺术需要献祭’这个概念。她用了‘共鸣’这个词，但她后面写的内容和艺术无关。”林深用指尖点着记本上的一段话，“她写的是——‘他终于让我看到了那件事的另一种可能。如果艺术可以要求献祭，那别的领域也可以。’”
“那件事？”
“她没写。在这里和这里——”他翻到前面几页，“她反复提到‘那件事’，但每一次都用的是代词。在2005年到2006年之间，‘那件事’出现了十七次，没有一次被具体描述。不是她不写，是她不敢写。即使在私密记里，她也在用一种加密语言跟自己对话。”
叶昭接过记本，往前翻到2005年的部分。那一年的记写得很稀疏，有时候隔一两周才有一篇，内容大多是课程笔记和心理系实验室的常记录。但每隔几页就会出现一次“那件事”，出现的频率在2005年底开始加密，到2006年初几乎每次提到就会伴随大段的自我质疑——
“我今天又在想那件事。我以为时间够久了就会忘记，但没有。它还在那里。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它。有时候我觉得那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是发生在一个叫‘小时候的我’的人身上。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替她把那个故事讲完。”
她翻到下一页。记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名——周继明。
“周老师今天下课后找我谈话。他问我最近为什么总是走神。我说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能不能提前知道自己会变成谁？他说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认知防御。我不太懂，但我不敢追问。我怕他追问回来。他看我的眼神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
“她知道导师在警觉。”叶昭说。
“但周既明没有追下去。”林深把记翻到2007年论文被驳回前后的几页，“这几页被人撕掉了。你看这里——装订线里还残留着小半页，边缘是撕的不是剪的。撕得很匆忙，纸纤维断裂的方向不一致。”
他把那残留的小半页对着光，上面只剩下几个字的笔画残余——一个“不”字的下半截，一个“灯”字左边的火字旁。“不”和“灯”。两个没有上下文的字，在一本被主人反复翻阅的记里，被人从装订线里撕掉了。撕掉它们的人和写下它们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不是藏匿，是清算。她在十几年前的某个时间点，把自己记里对那件事最接近坦白的几页撕了。但她留下了其他所有部分——留给我们。她既想藏，又想被找到——她在做自白与隐匿的平衡，尺度精确得和她的初版口供一模一样。
“周既明的家属，能联系上吗？”林深问。
叶昭摇头。“我下午打过电话。他在苏见秋被退论文后不到半年就从B大辞职了。当时是裸辞——没有转校，没有转研究所，连最后一学期的课都没上完。辞职信只有一句话：‘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教学与科研职务。’他的档案在B大冻结了三年，然后转入人才中心封存。从2008年到现在，没有再在任何正式单位出现过。”她点开手机上一个户籍查询截图，“他的户籍倒是还在本市，但登记住址是B大集体宿舍号——他辞职后集体宿舍当然早就退掉了。”
“那他现在在哪？”
“目前没有消息。”叶昭把手机推到林深面前，“但我在查他学术谱系的时候发现——他早年读博期间的导师，叫宋清源。这个名字你不会陌生。”
林深抬起头。宋清源。犯罪心理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一批引进国外认知行为分析理论的人。他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论文集，里面有一章专门讨论极权制度下的身份置换现象，引用了多项儿童认知实验的国际案例。他早年因为研究“认知预”获批过一笔部级课题基金，但详情从未公开。
“方远志那张照片上的老者，你查过宋清源年轻时的照片吗？”叶昭把手机上的比对图调出来。
“不用查了。”林深说，“周既明的导师。”
“对。而白景松那批硬盘的外围元数据里有一条记录被我们漏掉了——2004年，市文化局与B大心理学系合办过一场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主持人是周既明，承办方之一是教育局校外德育辅导员。白景松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在会上播放了他的‘童话认知教学案例’。这场研讨会后不到半年，白景松的作案方法突然系统化。”
窗外又飘起了细雨，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林深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的身影在玻璃上投下淡淡的轮廓。身后的叶昭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你怎么能证明她是假的？她的供词滴水不漏，所有证据都在替她说话。在监狱里自我暗示式地预演剧本导致记忆变形，跟你说的‘预犯罪策略’都是提前对个人认知做系统性偏移——这两个方向在外部行为表现上几乎一模一样。”
林深点了点头。“对，所以这一次不能靠逻辑拆解。她的论文本身就是从逻辑拆解出发，她预判了我所有的推演路径。她不怕我指出她的矛盾。”他重新坐回桌前，翻开苏见秋记的另外几页，“她现在唯一漏算的东西在三楼检测室。我们不用她的论文回答她，她用秦蔚岚的体检报告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