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桥工地在城南三里处，秦淮河一条无名支流上。
陈恪天没亮就到了。不是勤快，是睡不着——这具十九岁的身体比他原先那副三十五岁的躯壳经得起折腾，后脑勺的伤口结了痂，除了还有些发痒，已无大碍。他躺在茅草堆里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桥。
脆不睡了。
晨雾还没散，河面上白茫茫一片。陈恪蹲在岸边，用一竹竿探河底的淤泥。竹竿下去，前两尺还算顺当，再往下就发涩——那是淤泥层。到五尺深的时候，竹竿触到了硬底，应该是不知多少年沉积下来的老土层。
五尺淤泥。
这个厚度比他昨天估算的还要糟糕。淤泥质土在饱和水状态下的承载力几乎为零，木桩打进去就像筷子进豆腐脑，水一冲就歪。原桥之所以年年垮，子就在这里——地基处理不过关。
“来这么早？”
陈恪回头，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匠人正从雾气里走出来。这人他认得——应该说原身认得。姓郑，人称郑大匠，是这次修桥的领工。名义上是官匠，实际上也就是个经验丰富些的老木匠，管着十几个散工，在城南这一片算是有头脸的人物。
“郑叔。”陈恪站起身，按原身的习惯叫了一声。
郑大匠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后脑勺的伤口上停了停。
“听说你被砸昏了两天？好了？”
“好了。”
“好了就活。”郑大匠指了指堆在岸边的一排木料，“今天把这些桩子运到河对面去。王主簿说了，工期只有十天。十天内修不好，今年的工钱就别想要了。”
十天。
陈恪看了一眼那排木料。还是老法子——圆木去皮，一头削尖，直接往河底夯。这些木料粗细不一，显然是东拼西凑来的，有几甚至带着虫眼。
“郑叔，这么修不行。”
郑大匠转过身。
“你说什么？”
“我说，这么修不行。”陈恪的声音很平静，“河底是淤泥，桩子打下去立不稳。就算立稳了，汛期水一来，底下掏空，桥还是得塌。去年塌了，前年也塌了。今年再塌，还会死人。”
郑大匠的脸色沉了下来。
“你小子被砸了一下，倒学会教训人了？你才吃了几年匠饭？老子在这秦淮河边修了二十年桥，哪座不是这么修的？”
陈恪没有反驳。
他从地上捡起那竹竿，走到郑大匠面前，把竹竿往他手里一递。
“郑叔，你探探河底。”
郑大匠皱眉看了他一眼，接过竹竿，往河里去。到两尺多深的时候，竹竿遇到的阻力骤然减小——那是淤泥层。再往下，五尺左右才触到硬底。
“探完了。”郑大匠把竹竿，“五尺淤泥。怎么了？”
“三尺桩，五尺泥。”陈恪说，“桩子只入泥三尺，底下还有两尺淤泥是软的。水流从桩子底下掏过去，就像——”他想了想，找了个郑大匠能听懂的比喻，“就像把一筷子进稀饭里，上面用手一推，筷子就歪了。”
郑大匠张了张嘴，没说话。
他修了二十年桥，当然知道淤泥不好对付。但他用的法子是祖辈传下来的——桩子削尖，用大锤夯，夯不动了就算到位。至于夯进去几尺、底下是什么土，从来没人深究过。桥塌了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修就是了。
“那你说怎么办？”郑大匠的语气软了一些，但脸上还是不服气，“十天工期，就这点木料，你还能变出花来？”
陈恪蹲下身，用手指在泥地上画起来。
他画了一座桥的简图。和昨天画给那个青衫年轻人看的不同，这次他画得很细——桥桩的位置、入泥深度、桩头处理方式、横梁连接节点、桥面铺装层。每画一笔，他就用最简单的话解释一遍。
“桩子不能只用圆木。要把桩头削成四棱锥形，用火烧硬，再夯进泥里。四棱锥比圆锥吃土更深，烧硬的木头不容易朽。”
“入泥不能只三尺，至少要六尺。六尺才能穿透淤泥层，坐到老土上。”
“桩子和横梁之间不能只用绳子绑。水一泡，绳子就松。要用燕尾榫——这里开一个榫槽，横梁两头做榫头，卡进去之后越压越紧。”
“桥面不能只铺一层板。底下先铺一层纵梁，再铺横板，纵横交错，用木楔固定。这样水冲过来，力是分散的，不会把整块桥面掀走。”
他说完，泥地上已经是一幅密密麻麻的工程草图。
郑大匠蹲在对面，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他看不太懂那些线条和标注，但陈恪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明白了。不是那种故弄玄虚的大话，是实实在在、每一句都能落到手上的道理。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他终于问。
陈恪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书上看的。”他含糊地说。
“你识字？”
“识几个。”
郑大匠沉默了。一个识字的匠人，在建康城不多见。一个识字的、懂得怎么在淤泥里打桩的、被砸昏了两天醒来后像变了个人的匠人——他活了五十多年，头一回遇到。
“就算你说的都对，”郑大匠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王主簿那边怎么办？工期十天，银子就批了那么多。你说的这些——桩头要烧硬、入泥要六尺、榫卯要现开——哪样不费工时？哪样不费材料？”
这是真问题。
陈恪在画图的时候已经在算了。原桥二十丈跨度，设六座桥墩，每座桥墩四桩，共二十四桩。每桩入泥六尺，需要的木料比原方案多出一截。烧硬桩头需要柴火，开榫卯需要人工，这些都是额外的成本。
但有一个账，郑大匠没算过。
“郑叔，我问你。去年修这桥花了多少银子？”
“三十两。”
“前年呢？”
“也是三十两左右。”
“年年修，年年三十两。十年就是三百两。”陈恪说，“如果这一回修好了，十年不塌呢？”
郑大匠愣住了。
他从来没这么算过账。官府拨钱是按次拨的，他领工也是按次领的。桥塌了明年再修，又是三十两，又是十天工期。年年修桥，年年挣钱——这在他眼里不是问题，是营生。
但如果从官府的角度算账呢？
三百两银子和三十两银子，哪个划算？
“你……”郑大匠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王主簿克扣银子，是因为他觉得这桥反正修不好，不如把钱装进自己口袋。”陈恪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但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一种修法能让他往后十年都不用再拨钱修桥——省下的银子，够他往上活动好几个台阶了。你说他会不会心动？”
郑大匠倒吸一口凉气。
这话太大胆了。一个小小的散工匠人，竟然敢揣度主簿老爷的心思？还说什么“往上活动”？这是掉脑袋的话。
但他不得不承认，陈恪说得有道理。
“你打算怎么跟王主簿说？”
“不是我。”陈恪看着他，“是你。”
“我？”
“你是领工大匠，说话比我一个散工有分量。你把我的法子记下来，去跟王主簿说——就说这是你琢磨出来的新工法，能保桥十年不塌。他要问为什么以前不用，你就说以前没人敢试，这回桥塌了，你心里过意不去，豁出去了。”
郑大匠张着嘴，半天合不拢。
这年轻人把路都给他铺好了。功劳归他，风险也归他——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王主簿真的认可了这套工法，他在城南匠人里的地位就彻底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只会按老法子修修补补的郑大匠，而是能拿出新工法的郑大匠。
“你图什么？”郑大匠盯着陈恪。
陈恪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
“图这座桥修好。”
他转身往木料堆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对了，郑叔。还有一件事——桥桩的间距要改。原来六座墩，每座间距三丈三尺。改成五座墩，间距四丈。”
“少一座墩？”郑大匠追上来，“那不是跨度更大了？桥面承得住吗？”
“承得住。”陈恪头也没回，“墩少了，水流阻力反而小，桥墩受的冲刷力也小。至于桥面——用纵横交错的梁板结构，四丈跨度不算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郑大匠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单薄的背影走进晨雾里，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十九岁。
他十九岁的时候在什么？
大概是在给师父递斧子吧。
陈恪走到木料堆前，开始一一地挑料。
这是他的习惯。现代做结构设计的时候，每一批钢筋水泥进场他都要亲自验，不合格的坚决退回去。到了这里，没有质保单，没有材料检测报告，只能靠眼力和手感。
他用指甲掐木材的断面，掐不动的说明木质密实。用指节敲木材的侧面，声音清脆的说明没有内裂。把木料翻过来看截面，年轮均匀的比疏密不均的好，心材比例高的比边材多的耐腐。
他挑出二十四桩料，又挑出十二横梁料。剩下的木料里，他选出纹路最直、疤节最少的几，准备用来做桥面的纵梁。
正挑着，河对岸传来一阵马蹄声。
陈恪抬头，看见三骑马正从晨雾中穿出，踏过那座摇摇欲坠的旧桥。桥面在马蹄下发出一阵令人心惊的吱呀声，好像随时会断。但三骑人马似乎毫不在意，径直过了桥，在工地前勒住缰绳。
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白微髭，穿一件石青色绸袍，头上戴着黑色的幞头。他骑在一匹栗色马上，姿态矜持，眼神里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漫不经心。
他身后跟着两个随从，其中一个陈恪认得——昨天那个蹲在他身后看他画图的青衫年轻人。
“王主簿到——”一个随从高声唱道。
工地上的人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弯腰行礼。郑大匠更是小跑着迎上去，脸上堆满了笑。
陈恪站着没动。
他不是不懂规矩，而是在观察那个王主簿。原身的记忆里，这个人贪婪、刻薄、视人命如草芥——去年的修桥银子他克扣了六成，导致材料不足、工期压缩，间接害死了三个匠人。但在原身的记忆之外，陈恪的工程师生涯教会了他另一件事：再难缠的甲方，也有他的痛点和软肋。
王主簿的软肋是什么？
官位。
一个主簿，在县衙里管的是文书钱粮，品级不高，油水不少。但这种位置最容易被人替代——没有军功，没有政绩，全靠逢迎上峰和克扣下属。如果有机会往上挪一挪，他一定不会放过。
“你就是陈恪？”
王主簿的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拉回来。
“是我。”
“昨沈家三郎回来说，城南有个年轻匠人，懂修桥。”王主簿的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像在打量一件器物，“还说什么‘每座桥都会说话’。本官修了这么多年桥，头一回听说桥会说话。”
陈恪没有接这个话茬。
他的目光越过王主簿，落在那座旧桥上。桥面上的木板有好几处已经断裂，露出底下浑浊的河水。桥桩歪歪斜斜，整座桥像一条垂死的老狗趴在河面上。
“大人，”他说，“这桥确实在说话。”
王主簿挑了挑眉。
“哦？它说什么了？”
“它说，它快塌了。”
话音刚落，桥那边传来一声刺耳的断裂声。
所有人同时转头。
旧桥中间的一块桥面板终于承受不住马蹄的反复踩踏，彻底断开，半截木板掉进河里，溅起一片水花。桥身随之猛地一晃，几桥桩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整座桥以一个肉眼可见的角度向一侧倾斜过去。
王主簿的脸色变了。
他刚才就是从这座桥上过来的。
如果那块板再早断一刻钟——
“大人。”陈恪的声音适时响起，不高不低，刚好能让王主簿听见，“这桥我看了。底下的淤泥有五尺厚，原来的桩子只打进三尺，本吃不住力。不光是桥面板的问题，整座桥的基都是烂的。十天之后如果还是按老法子修，到了汛期，今天这一幕还会重演。”
王主簿从桥上收回目光，重新看向陈恪。这一次，他眼神里的漫不经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视。
“你叫什么来着？”
“陈恪。”
“陈恪。”王主簿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像是在掂量它的分量，“你说按老法子修不行。那你有什么新法子？”
陈恪看了一眼郑大匠。
郑大匠会意，连忙上前一步，把刚才陈恪教他的那套说辞搬了出来——当然，换成了他自己的口吻和功劳。
王主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能保十年不塌？”
“只要按这工法修，十年之内，桥墩不会歪，桥面不会断。”郑大匠拍着脯保证。话说到一半，他偷瞄了陈恪一眼，又补了一句，“若做不到，我郑某提头来见。”
陈恪在心里叹了口气。这老匠人为了表忠心，把话说得太满了。但他没有出言纠正——这时候纠正，等于拆郑大匠的台。
王主簿没有立刻表态。他翻身下马，走到陈恪刚才挑出来的那堆木料前，低头看了看。他不懂木料，但他看得懂这些木头被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上面都被人用炭条标了记号——哪些是桩料，哪些是梁料，哪些是板料。
“这是你挑的？”
“是。”
王主簿转过身，目光在陈恪脸上停留了很久。
“你一个散工匠人，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这是今天第二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了。
陈恪知道，他必须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原身是个没读过书的匠人，一夜之间变成懂结构、会算料、能画图的工程师，这个变化太大，瞒不住。
“回大人，”他说，“我师父教的。”
“你师父是谁？”
“一个北方来的老匠人。十年前在建康待过半年，教了我一些东西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姓——姓李。”
他把“李”字咬得很轻。
这是一个无法被查证的谎言。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人口流徙，一个北方匠人南来北往、不知所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王主簿似乎接受了这个说法。或者他本不在意一个匠人的师承来历，只在意这座桥能不能在十天内修好。
“工期还是十天。”他说，“料钱可以再加十两。但有一条——十天之后，本官要亲自来验桥。如果桥修得好，工钱加倍。如果修不好——”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恪和郑大匠。
“你们俩，一起到县衙大牢里过汛期。”
说完，他翻身上马，带着两个随从绝尘而去。
那个青衫年轻人在临走前，回头看了陈恪一眼。嘴角微微弯了弯，像是在说——你欠我一个人情。
陈恪这才明白过来。
昨天他在河边画图，那个年轻人看见了。回去之后，他一定跟王主簿说了什么。所以今天王主簿才会亲自来工地，才会给他说话的机会。
沈家三郎。
他记下了这个名字。
接下来的三天，陈恪几乎没有合眼。
他带着十几个匠人，把整座旧桥拆了个净。拆比修快，但也更危险——旧木料上全是朽烂的地方，一斧头下去，不知道哪里会断。陈恪亲自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一一地判断哪块木料还能用、哪块必须扔掉。他不说废话，不骂人，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知道自己在什么。
拆到第三天下午，河底的情况完全暴露了出来。
比陈恪预估的还要糟糕。原来的桥桩入泥深度只有两尺多，桩底已经被水流掏空了大半，有几桩子几乎就是悬在淤泥里，全靠桥面的重量压着才没倒。
“这桥居然能撑到现在。”郑大匠站在河边，脸色发白，“去年我就是踩着这玩意儿修桥面的？”
“命大。”陈恪说。
他开始指挥匠人打新桩。按照他的设计，新桩入泥深度是六尺，桩头削成四棱锥形并用火烧硬。没有打桩机，就用最原始的法子——搭一个三丈高的木架，顶上装滑轮，用绳索吊起一块两百斤的石锤。八个人拉绳，把石锤拉到最高点，然后同时松手。
“放！”
石锤呼啸而下，重重砸在桩头上。
木桩猛地往下一沉，入泥三尺。
“再来！”
八个人再次拉绳。陈恪站在桩旁，一只手扶着桩身，感受每一次锤击后桩的反馈。这是任何教科书都不会教的东西——桩打入土层时，手感会告诉你底下是淤泥还是老土。淤泥里下桩，手感是软的，锤击声发闷。老土里下桩，手感是硬的，锤击声清脆。
“再放！”
又是一锤。桩身猛地一震，入泥又深了一尺。陈恪感觉到手底下的反馈变了——不再是软绵绵的淤泥土，而是一种坚实的、带着弹性的阻力。
“到了。”他说。
六尺深度，桩底坐到了老土层上。
第一桩打了整整一个时辰。按这个速度，二十四桩全部打完，工期不够。
陈恪蹲在河边，盯着河面想了一会儿。
“改方案。”他说。
“又改？”郑大匠急了，“这都打了一了，你又改？”
“不打二十四了。打十六，四座墩，每座墩四桩。”
“四座墩？跨度不是更大了吗？”
“跨度大，但桥墩少，水流阻力小。”陈恪用手指在泥地上重新画图，“而且工期能省三分之一。桩数少了，每座墩的桩要加粗——把两桩料并成一用，入泥深度再加一尺，到七尺。”
郑大匠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已经学会了不在陈恪画图的时候打断他。
第四天傍晚，第一座桥墩的四桩全部打完。
陈恪让人停了工。不是休息——是等。刚打下的桩，桩周土体被扰动过，承载力还没有恢复。必须等一到两天，让土体重新固结，桩的承载力才能达到设计值。
这个道理，他跟匠人们解释不了。他只能说：“让桩子在泥里歇一歇，站稳了再往上盖。”
匠人们将信将疑，但照做了。
趁着等的工夫，陈恪开始处理横梁。没有电锯，没有刨床，所有榫头都要用斧头和凿子一下一下开出来。他亲自给每横梁画线，标出榫头的位置和尺寸。匠人们按他的线开榫，开完之后他一个一个验，误差超过一分的，拆了重做。
“你这要求比官匠作还严。”一个老匠人抱怨。
“官匠作修的桥，塌了有人顶缸。我们修的桥，塌了是我们自己死。”陈恪头也不抬，“你要想死，就随便做。”
老匠人骂骂咧咧地拆了重做。
但奇怪的是，骂完之后，他活反而更仔细了。
第五天晚上，陈恪终于撑不住了。
他已经连续四天没怎么睡觉。白天在工地上站着，晚上回到茅屋，脑子里还在反复演算每一处节点的受力。他怕算错。现代做设计，有软件复核，有规范可查，有同事会审。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的脑子。
万一算错了呢？
万一哪桩的入泥深度不够呢？
万一榫头的尺寸差了半分，导致节点受力不均呢？
他在茅屋的草堆上翻来覆去，后脑勺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月光从破漏的屋顶照进来，落在他手边那张画满草图的麻纸上。
纸上画着一座桥。
一座在这个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桥。
他忽然想起了现代的那个自己。那个画了十年图纸、没人记得名字的结构工程师。他经手的没有出过一次事故，但也从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他是设计院里一颗标准化的螺丝钉，随时可以被替换。
而在这里，他是唯一知道这座桥该怎么修的人。
这种压力让他几乎窒息。
但同时也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活着的感觉。
第六天清晨，陈恪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他以为是郑大匠来催工，打开门却看见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沈家三郎。
青衫年轻人站在晨雾里，手里提着一个食盒。
“郑大匠说你四天没怎么吃东西。”他把食盒递过来，“我姐做的糕，让我带给你的。”
陈恪接过食盒，打开。里面是几块米糕，还带着微微的余温。糕面上压着花纹，做得很细致。
“你姐？”
“沈瑶。”沈家三郎笑了笑，“她说想见见你。一个能把桥画成那样的人。”
陈恪咬了一口米糕。
甜的。
他忽然想起，这是他穿越以来，吃的第一口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