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的杭州，秋意来得比往年都早。
九月刚过了一半，西湖边的梧桐就开始落叶了。金黄色的叶片在湖风中打着旋儿，落在断桥的石栏上，落在白堤的石板路上，也落在浙江大学校门口那对石狮子的头顶。若是往年，这样的景致总引得文人墨客驻足吟咏，画舫上的游客也会举起相机，把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秋色定格在胶卷里。
可今年不同。
九月十九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越过保俶塔的塔尖，照亮浙大校园里那座西式钟楼时，整个杭州城还沉浸在一种异样的寂静中。钱塘江的水声依旧，西湖的波光依旧，可走在街上的行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报童的喊声最先打破了寂静。
“号外！号外！看号外！昨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
“看报看报！沈阳沦陷！本人动手了！”
报童尖锐的嗓音像一把刀，划破了杭州秋清晨的宁静。路人纷纷停下脚步，掏出一枚铜板抢购报纸。有识字的念出声来，不识字的人就凑过去听，渐渐地，每条街巷都响起了嘈杂的议论声。
“小本真敢动手啊？”
“东北军呢？张学良的二十万大军呢？”
“看报上说，一枪没放就撤了！”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浙江大学校门口，一个穿灰色长衫的年轻人第一个从报童手里抢过报纸。他约莫二十出头的年纪，身材颀长，面容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此刻瞪得滚圆，一行行字看下去，脸色越来越白。
他就是沈怀瑾。
沈怀瑾，字守之，浙江杭州人，一九〇九年出生于西湖边的书香门第。
沈家在杭州城里有三进的大宅院，在西湖边还有一座小小的别业。他祖父沈竹舟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做过一任四川学政，晚年归隐西湖，专事收藏金石碑帖。他父亲沈静庵是杭州府中学堂的国文教员，也是浙江教育界颇有名望的人物，一生推崇“经世致用”之学，最厌恶那些只会吟风弄月的酸腐文人。
沈怀瑾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沈怀瑜、一个弟弟沈怀璋。他自幼聪明过人，三岁识字，五岁读《诗经》，七岁能背《古文观止》。但他并不像父亲那样喜欢旧学，反而对历史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二岁那年，他偷偷读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被那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震得热血沸腾，从此便立志要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
一九二七年，沈怀瑾以杭州府中学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他本想读政治系，但父亲沈静庵说：“欲知今之中国，必先知昨之中国。读历史，才能明白中国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听了父亲的话，进了历史系，但从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注。
大学四年，沈怀瑾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中外近代史的书籍。他从战争读到辛亥革命，从明治维新读到十月革命，每一本书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他的教授李伯樵先生是晚清秀才出身，留过洋，学问极好，见他如此用功，常对人说：“怀瑾此子，他必成大器。”
可沈怀瑾心里清楚，书读得再多，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中国积弱至此，列强环伺，内乱不休，光靠读书是救不了国的。他在记里写道：“今之中国，非一二人之中国，乃四万万同胞之中国。救国之道，不在书斋，而在行动。若人人皆坐而论道，则国将不国矣。”
这种想法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只是一直没有找到爆发的契机。
而九一八事变，就是那个契机。
“怀瑾！怀瑾！你看到报纸了？”
一个粗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沈怀瑾回头一看，是他的同班同学方逸飞。方逸飞是宁波人，生得虎背熊腰，一张方方正正的脸，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活像戏台上的猛张飞。他家开着一家轮船公司，是宁波数得着的富户，可他身上没有半分纨绔子弟的气息，反倒像个庄稼汉。
“看到了。”沈怀瑾攥紧报纸，指节发白，“昨夜十时许，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诬称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至今凌晨，沈阳沦陷。”
方逸飞一拳砸在校门边的梧桐树上，震得树叶簌簌落下：“他妈的！二十万东北军，三万军，怎么就让人家占了沈阳？张学良是什么吃的？”
“命令是南京下的。”沈怀瑾压低声音，“报纸上说，‘绝对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
“中央？”方逸飞冷笑一声，“中央就知道打内战！前些年打共产党，去年打冯玉祥阎锡山，现在好了，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他们还窝里斗！”
“逸飞，小声点。”沈怀瑾看了看四周，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看报的学生，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怕什么？”方逸飞的声音更大了，“我说的是实话！国家都快亡了，还怕说几句实话？”
这时，一个戴金丝眼镜、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生从校园里走出来。他身材不高，但腰杆笔直，走路的姿势像军人一样利落。看到沈怀瑾手里的报纸，他快步走过来，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急切：“九一八的事？”
“你自己看。”沈怀瑾把报纸递过去。
那男生接过去扫了一眼，脸色顿时变了。他叫方明远，是浙江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和沈怀瑾同级不同系。方明远是杭州本地人，父亲方伯韬在浙江教育厅任职，母亲是教会医院的护士。他从小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英文极好，法文也能说几句，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但方明远最出名的不是他的学业，而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杭州学生航空协会的骨成员。这两年，他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航空协会的活动上，组织同学去笕桥机场参观，请航空署的军官来做讲座，还在学校里办了一期航空知识培训班。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要强大，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本人有三千架飞机，我们连三百架都不到。这个差距，必须靠年轻人来缩小。”
“沈阳沦陷了。”方明远看完报纸，声音低沉，“不止沈阳，报纸上说，长春、吉林也快了。”
“本人这是要吞并整个东三省啊。”沈怀瑾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田中奏折》里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看来这不是空话。”
“什么田中奏折？就是那个被说成是伪造的文件？”方逸飞问。
“是不是伪造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沈怀瑾说，“重要的是，本人的行动和那奏折上说的一模一样。这就够了。”
三人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陆续有学生围过来。消息传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整个浙大校园都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教室里的课停了，图书馆里的人出来了，宿舍里的人跑出来了，所有人都在议论同一件事。
“同学们！同学们！”
一个响亮的声音从教学楼前的台阶上传来。沈怀瑾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白衬衫、背带西裤的男生站在那里，手里挥舞着一张报纸，面红耳赤地喊道：“同学们！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沈阳，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正在寇的铁蹄下呻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这人沈怀瑾认识，叫林启华，是教育系的学生会事，出了名的热血青年。他话音刚落，下面就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附和声，但大多数人还在观望，脸上的表情既有愤怒，也有茫然。
沈怀瑾没有跟着喊口号。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在飞速地思考。
接下来两天，杭州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九月二十，杭州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东南报》的标题是《沈阳惨变，寇横行》，《浙江报》的标题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报摊上的报纸一上架就卖光，街头巷尾到处是议论纷纷的人群。
二十一，杭州各界自动发起反集会。省党部、市党部、总工会、商会、农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各种组织纷纷发表通电，谴责军暴行，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对宣战。最激进的是学生。杭州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
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在教学楼二层的阶梯教室里举行，能坐两百人的教室挤了将近三百人，连走廊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会议一开始还算有序，有人提议发表通电，有人提议组织募捐，有人提议派代表去南京请愿。可说着说着，分歧就出来了。
“光是发通电有什么用？”林启华站在讲台上，声音里带着火气，“我们要行动起来！去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对宣战！”
“对！去南京！”有人附和。
“去南京有什么用？”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反对，“中央政府已经说了，要‘诉诸国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我们去请愿，只会给政府添乱。”
“外交途径？”林启华冷笑，“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外交途径解决了吗？一九三一年万宝山事件，外交途径解决了吗？本人都打到家里了，还指望国联？国联要是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
“说得好！”方逸飞在角落里大喊一声，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
“可是……”那戴眼镜的男生还想说什么，却被周围的嘘声压了下去。
沈怀瑾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一直没说话。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笔记本上不停地写着什么。方明远坐在他旁边，低声问：“你怎么看？”
沈怀瑾没抬头，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请愿不是办法。南京不会因为几百个学生请愿就对宣战。”
“那怎么办？”
沈怀瑾放下笔，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目光沉静如水：“做能真正影响人心的事。演讲。写文章。让每一个杭州人都知道，东北沦陷不是东北的事，是全中国的事。让每一个人都明白，亡国奴的子是什么滋味。”
方明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时，阶梯教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来，正是历史系教授李伯樵。李教授五十来岁，花白头发，面容清癯，一副老学究的模样，但目光锐利，精神矍铄。他看到满教室群情激愤的学生，皱了皱眉，走到讲台前，把林启华轻轻拨到一边。
“同学们，静一静。”
李伯樵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分量。教室里的喧哗声渐渐低了下去。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东北沦陷，是国之耻，民之痛。我活了五十年，经历过甲午战争，经历过八国联军，经历过二十一条，经历过济南惨案。每一次，我都以为这已经是最坏的时候了。可每一次，都有更坏的事情发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但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喊口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你们要做的，不是一时冲动的呐喊，而是冷静思考之后，找出真正能救国的道路。”
“教授，那您说该怎么办？”有人问。
李伯樵没有直接回答。他看了看沈怀瑾，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意味：“怀瑾，你说说你的想法。”
沈怀瑾站起来，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略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开口时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南京请愿，也不是在学校里喊口号。我们要做的，是唤醒杭州的民众——不，是全浙江的民众。让他们知道东北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知道本人有多凶残，让他们知道，如果再不团结起来，下一个沦陷的就是我们浙江，就是我们杭州，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说得好！”方逸飞又喊了一声。
沈怀瑾继续说：“我在历史系读了四年书，最大的体会是：中国从来不缺热血青年，缺的是能坚持下去的人。运动的时候，学生们上街游行，烧了赵家楼，那时候的热血不比我们现在少。可是后来呢？大多数人散了，该嘛嘛去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把这次国难变成一个契机，让民众真正觉醒，让抗救亡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教室里响起了掌声。李伯樵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会后，沈怀瑾被李伯樵叫到了办公室。
李伯樵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二层最东边，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四面墙都顶着书架，书架上塞满了线装书和外文书籍，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和墨水的味道。办公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史记》，旁边放着一把紫砂壶，壶里的龙井茶已经凉了。
“坐吧。”李伯樵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绕到桌子后面坐下，“你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是真心话？”
“是。”沈怀瑾毫不犹豫。
“你说‘要坚持下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李伯樵盯着他，“现在的形势比时期复杂得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腐败的北洋政府。现在呢？国民党统一了全国，虽然内部分歧很大，但毕竟是一个中央政府。你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学生运动，弄不好是要惹麻烦的。”
“教授，我不怕麻烦。”沈怀瑾说，“国家都要亡了，个人那点麻烦算什么？”
李伯樵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我不是要拦你。我是要提醒你，做事要有分寸。学生运动最容易被人利用，也最容易走向极端。你要保持头脑清醒，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被一时的情绪冲昏了头脑。”
“我明白。”
“还有一件事。”李伯樵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沈怀瑾，“这是教育厅刚下的通知，要求各校‘加强学生管理，防止过激行为’。你听懂了吗？”
沈怀瑾接过那张纸看了看，脸色沉了下来。通知上虽然没有明说禁止学生运动，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思很清楚——不要闹事。
“这是省党部的意思？”沈怀瑾问。
“省党部、教育厅，都有。”李伯樵说，“你父亲沈静庵在教育厅待了这么多年，你应该比我清楚。”
沈怀瑾沉默了。他当然清楚。他父亲沈静庵虽然在教育界声望很高，但一向主张“稳健”，最反对学生上街游行。去年杭州学生因为“济南惨案”组织抗议活动，沈静庵还专门在《浙江教育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学生“以热血之名行浮躁之事”。父子俩为这事吵了一架，好几天没说话。
“我知道了。”沈怀瑾站起来，“谢谢教授的提醒。”
走出办公室，沈怀瑾站在走廊上，看着楼下场上三三两两的学生。秋风从窗口灌进来，带着桂花的甜香，可他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通知上那些话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他知道，如果真的组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不仅要面对学校的压力，还要面对父亲的反对。可如果什么都不做，他又怎么对得起那些在东北沦陷区受苦的同胞？
他攥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里。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沈怀瑾探头一看，是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停在校园里。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约莫二十三四岁，梳着油光锃亮的分头，皮鞋锃亮，手里提着一个皮箱，看起来像是刚从外地来的。
那年轻人抬头看了看教学楼，正好和沈怀瑾的目光对上。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同学，请问教务处在哪？”
“二楼，东头第三间。”沈怀瑾指了指。
“谢了！”那年轻人提着皮箱噔噔噔上了楼，经过沈怀瑾身边时，忽然停下来，“你是浙大的学生？”
“是。”
“历史系？”
“你怎么知道？”沈怀瑾有些意外。
那年轻人指了指沈怀瑾手里那本《中国近代史》——那是他从图书馆借的参考书，刚才忘了放回去——笑了笑：“猜的。我叫林雨棠，上海交大机械系的，来杭州参加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你们学校的田径场在哪？我想先去踩踩点。”
“出了校门往左，走两条街就到了。”沈怀瑾说，“不过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九一八的事，运动会还办不办得成，不好说。”
林雨棠的笑容僵了一下。他放下皮箱，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在担心运动会取消？”
“我在担心很多事情。”沈怀瑾靠在栏杆上，“运动会只是小事。东北三千万同胞的生死，才是大事。”
林雨棠沉默了几秒，忽然把皮箱往地上一放，走到沈怀瑾身边，也靠在栏杆上：“我也是为这事来的。上海那边已经闹翻天了。交大、复旦、同济的学生都在组织反集会。我来杭州之前，我们学校已经成立了‘抗救国会’，我本来应该参加的，可运动会的事情早就定下来了，推不掉。”
“你觉得运动会有意义吗？”沈怀瑾问，“国家都快亡了，还比什么跑步跳远？”
林雨棠看了他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你知道我在交大学什么吗？”
“机械系，你刚才说了。”
“对，机械系。具体来说，是装甲车辆设计。”林雨棠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沈怀瑾的耳朵里，“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辆坦克吗？”
沈怀瑾摇头。
“不到一百辆。而且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法国雷诺FT-17，连机枪都装不稳。本人有多少？光关东军就有三百多辆，而且是最新的八九式中战车。”林雨棠的语气平静得可怕，“你以为我不想上街游行？你以为我不想喊口号？可是喊完口号之后呢？中国还是那个没有工业、没有国防的中国。本人还是那个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本人。”
“所以你觉得运动会比抗更重要？”沈怀瑾的声音有些尖锐。
“我没这么说。”林雨棠转过身面对他，“我是说，运动会和抗不矛盾。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难道不是抗所需要的吗？我可以一边跑一百米，一边想着怎么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坦克。这两件事不冲突。”
沈怀瑾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人和他不一样。他是学历史的，习惯从过去的教训中寻找答案；而林雨棠是学机械的，着眼的是未来的力量。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该怎么办。
“你说得有道理。”沈怀瑾主动伸出手，“我叫沈怀瑾。”
“林雨棠。”林雨棠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当天晚上，沈怀瑾回到宿舍，怎么也睡不着。
宿舍在校园东边，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沈怀瑾住在二楼靠窗的位置。室友方逸飞已经鼾声如雷了，隔壁床的张志和还在翻来覆去，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什么。
沈怀瑾躺在床上，脑子里像开了锅一样翻腾。白天看到的那份教育厅通知、李伯樵教授的提醒、和林雨棠的对话，还有他父亲沈静庵的影子，搅在一起，让他无法安宁。
他索性披衣起床，坐到窗前的书桌旁，拧开台灯。灯罩上落了一层灰，灯光昏黄，在墙上投下一个朦胧的光圈。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拧开钢笔，开始写。
这是他从大学一年级养成的习惯——每天写记，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思考记下来。四年下来，已经写满了六本。
“九月二十一，夜。浙江大学宿舍。”
“今之中国，已至生死存亡之关头。九一八事变，本不宣而战，东北三省危在旦夕。而中央政府竟以‘诉诸国联’为辞，坐视国土沦丧，可谓奇耻大辱。”
“今学生会开会，众人议论纷纷，有主张请愿者，有主张者，有主张募捐者。余以为，此皆治标不治本。中国之病，不在外患，而在内虚。国人不团结，政府不图强，军队不备战，此三者不解决，纵有十个东北，也不够本吞并。”
“然余亦知，改革非一之功。眼前之急，在于唤醒民众。杭州乃浙江省会，若杭州民众能觉醒，则全省响应；全省响应，则全国震动。此事虽难，不可不为。”
“李师今提醒余，学生运动易生事端。余深以为然。故余计划，不以请愿为手段，而以演讲宣传为方法。明余将起草一份《告浙江同胞书》，呼吁各界团结抗。此文须写得通俗易懂，使贩夫走卒皆能明白。”
“又，今结识一人，上海交大林雨棠。此人学机械，志在造坦克，言语间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此等人若能多几个，中国何愁不强？惜乎太少。”
“夜已深，窗外虫鸣阵阵。想到东北同胞此刻或在寇刺刀下瑟瑟发抖，余心如刀绞。睡意全无，惟愿天明之后，能做一点实事。”
写到这里，他停了笔，看着窗外的夜色。月亮被云遮住了，校园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钟楼的轮廓隐约可见。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西湖边看梅花，指着枝头那一朵朵红梅说：“梅花之所以受人敬重，不是因为它开得好看，而是因为它开在最冷的时候。越是严寒，它开得越精神。做人也是如此，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挺直腰杆。”
他叹了口气，合上笔记本，关了灯。
第二天一早，沈怀瑾就起来了。
他洗漱完毕，换上一件净的蓝布长衫，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纸，开始写那份《告浙江同胞书》。
这份文稿他构思了整整一夜，此刻下笔如有神：
“亲爱的浙江父老兄弟姐妹们：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东北同胞正在寇的铁蹄下呻吟。九月十八夜，本关东军悍然炮轰沈阳北大营，一夜之间，沈阳沦陷。短短数，长春、吉林相继失守，整个东三省危在旦夕。
这不是东北一地的灾难，这是全中华民族的灾难！本侵略者的野心没有止境，他们占了东北，就会图谋华北；占了华北，就会觊觎华中。今天他们烧抢掠的是东北同胞，明天，屠刀就可能架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脖子上！
同胞们，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们不能以为战争离我们还很远，不能以为本人不会打到浙江来。须知，国破则家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要团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要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决心！本人不怕我们的军队，但他们怕我们四万万同胞团结如一人！
同胞们，醒醒吧！东北的烽火已经照亮了我们的前路，是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浙江大学生联合会 沈怀瑾 谨上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二”
写完之后，他念了两遍，改了三四处的措辞，又誊抄了一份。然后他拿着这份文稿去找方逸飞、方明远和其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如何印发和张贴。
“好！写得好！”方逸飞看完文稿，一拍桌子，“尤其是那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得太对了！”
“我认识印刷厂的人。”方明远说，“我父亲有个朋友在庆春路上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可以帮我们印。一千份够不够？”
“越多越好。”沈怀瑾说，“不仅要贴在校内，还要贴到街上去。湖滨、官巷口、清河坊，哪里人多贴哪里。”
“可是……”一个叫钱文彬的同学犹豫着说，“校方能同意吗？万一……”
“万一什么？”方逸飞瞪了他一眼，“万一被开除？开除就开除！大不了回家种地去！”
“逸飞，别激动。”沈怀瑾按住方逸飞的肩膀，“文彬的担心有道理。我们不能蛮，要想办法。我的想法是，这份文稿不以个人名义发，以‘浙江大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这样即使校方追究，也找不到具体的人。”
“大学生联合会？”方明远皱了皱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组织了？”
“今天。”沈怀瑾平静地说，“现在成立。”
当天下午，杭州学生航空协会在西湖边的“湖心亭”茶馆召开了一次会议。方明远是协会的骨，沈怀瑾虽然不是会员，但方明远专门邀请了他。
湖心亭茶馆坐落在西湖中央的小岛上，四面环水，要坐画舫才能过去。茶馆是两层的中式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杭州城里文人雅士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平时这里茶客盈门，谈诗论画，好不风雅。可今天来的都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茶馆里弥漫着一股不同于往常的紧张气氛。
来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人，来自杭州各大中学校——浙大、之江大学、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中、安定中学……有些面孔方明远认识，更多的是生面孔。
会议开始后，方明远先介绍了九一八事变的最新情况。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报纸，念了几段关键报道，然后把沈怀瑾写的那份《告浙江同胞书》传阅给大家。
“这是我朋友沈怀瑾写的。”方明远说，“我想以航空协会的名义印发，大家觉得怎么样？”
一个穿学生装的女生第一个接过文稿，快速浏览了一遍，抬起头时眼眶已经红了：“写得真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太扎心了。我赞成印发。”
这女生叫陈静仪，是之江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也是航空协会为数不多的女会员之一。她父亲是杭州商会的副会长，家里开着杭州最大的绸缎庄。
“我也赞成。”一个穿西装的男生说，“不过我觉得光印发文稿不够，我们还要组织集会，公开演讲，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集会！演讲！”有人附和。
“演讲的话，谁来主讲？”有人问。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沈怀瑾。
沈怀瑾深吸一口气。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刻，但当二十多双眼睛同时盯着他的时候，心里还是紧张了一下。他站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我可以讲。但我有一个条件——演讲的内容要事先和各位商量，不能搞得太激进，否则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给学校和社会上的保守势力留下口实。”
“什么叫太激进？”一个剃平头的男生质疑道，“国家都要亡了，还怕什么激进不激进？”
沈怀瑾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说的激进，不是指立场。立场必须坚定，不能有丝毫动摇。我说的激进，是指方式。如果我们喊几句‘打倒本帝国主义’就散了，那和在教室里喊口号有什么区别？我们要做的，是让听了我们演讲的人真正明白，抗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这就需要理性的、有说服力的演讲，而不是靠嗓门大。”
茶馆里安静了几秒。方明远率先鼓掌，接着是陈静仪，然后是其他人。
“说得好！”那个平头男生也服气了，“那就这么定了。沈怀瑾主讲，我们负责组织会场、维持秩序。时间定在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方明远说，“后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家都没课。就在西湖边的公众运动场，怎么样？”
“公众运动场？那里地方够大，能容几千人。”陈静仪说，“不过要先向警察局报备。”
“报备的事我来办。”一个戴鸭舌帽的男生说，他叫赵世昌，是杭州高级中学的学生，他父亲在警察局当科长，多少有些门路。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散会时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把西湖染成一片金红，湖面上画舫点点，远处的雷峰塔在暮色中像一个沉默的巨人。沈怀瑾和方明远一起坐画舫回岸，两人在船头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
快到岸边时，方明远忽然开口：“怀瑾，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被学校处分，怕被家里骂，怕将来找不到工作。”
沈怀瑾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明远，你觉得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些事还重要吗？东北三省都要丢了，本人马上要打到关内了，我们还在乎什么处分、什么工作？”
方明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是在乎。我是问你会不会怕。怕又不丢人。”
沈怀瑾看着湖面上自己的倒影，水波把他的脸揉碎了又拼起来：“我怕。我当然怕。我怕我们做的一切都没用，怕民众还是麻木不仁，怕政府还是软弱无能，怕最后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被本一口一口吞掉。这些我都怕。”
“那你还做？”
“因为怕，才要做。”沈怀瑾的声音很轻，但在晚风里格外清晰，“如果因为怕就不做，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九月二十四，星期六。
杭州的天气出奇地好，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西湖边的公众运动场上，从下午两点就开始聚集起人群。到三点钟，运动场上已经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也有两三千人。
这是杭州学生界多年来最大的一次集会。来的人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店员、小商贩、家庭妇女，甚至还有一些穿着灰布军装的军人——那是驻扎在笕桥的航空署地勤人员。
运动场的正中央搭了一个简易的木台子，台子上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铺了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四个大字：“抗救亡”。台子四周着十几面小旗子，是杭州学生航空协会的会旗——蓝色底子，白色翅膀图案。
沈怀瑾站在台子后面，透过幕布的缝隙往外看。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他的心脏砰砰直跳，手心全是汗。他不是没见过大场面，在学校里演讲过无数次，可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陌生人。
方明远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沈怀瑾深呼吸了一下，“那个文稿你带来了吗？我怕到时候忘词，可以看一下。”
“带来了。”方明远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不过我估计你用不上。”
沈怀瑾把文稿揣进口袋，又整了整衣领。他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比平时成熟了好几岁。
“各位同胞，请安静！”方明远先走上台，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喊道，“今天，我们杭州学生界在这里举行抗救亡集会，是为了呼吁全体浙江同胞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下面，请浙江大学学生代表沈怀瑾同学讲话！”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沈怀瑾走上台，站在桌子后面。阳光直射在他脸上，有些刺眼，他眯了眯眼睛，扫视了一下台下的人群。
沉默了三秒钟。
这三秒钟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沈怀瑾，你不是在为自己讲话，你是在为东北三千万同胞讲话。”
然后他开口了。
“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他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比你们更有学问，也不是因为我比你们更有觉悟。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些话，如果今天不说，可能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台下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他。
“三天前，九月十八夜里十点钟，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附近炸了一段铁路，然后说这是中国军队的，就炮轰了北大营。六个小时后，沈阳沦陷。再过十几个小时，长春沦陷。再过一天，吉林沦陷。到今天为止，整个辽西走廊已经全部落入军手中，锦州危在旦夕。”
他的声音渐渐提高：“东北军呢？二十万东北军，三万军，人家打上门来了，我们的军队呢？没有抵抗！没有抵抗！一枪没放，就把沈阳丢了！一枪没放，就把长春丢了！一枪没放，就把三千万东北同胞丢给了本人！”
台下开始有人喊叫：“可耻！”“卖国！”
沈怀瑾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为什么？为什么二十万大军打不过三万军？为什么不抵抗？这就要问南京，问中央，问我们的政府了。”
这话一出，台下的气氛更加紧张了。有人在鼓掌，也有人面露不安。运动场边上站着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听到这话互相看了看，但没有动。
“但今天，我不想批评政府。”沈怀瑾话锋一转，“因为批评解决不了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该怎么办？”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文稿，但没有打开，而是攥在手里：“我在昨天的《告浙江同胞书》里写了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皮都没有了，毛还能长在哪里？国家就是那张皮，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上面的毛。如果国家亡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亡国奴。”
“你们知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吗？”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沉得像是从腔里挤出来的，“一九三一年，东北同胞知道了。一八九五年，台湾同胞知道了。一九一〇年，朝鲜同胞知道了。一九一八年，波兰同胞也知道了。亡国奴的滋味，就是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自己的房子里不能住自己想住的人，自己的命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
台下鸦雀无声。
“我们浙江，离东北很远，隔着两千里路。有些人说，东北丢了，关我们什么事？反正本人又打不到浙江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他提高了声音：“本人的野心不是东北，而是整个中国！占了东北，他们就要华北！占了华北，他们就要华中！占了华中，他们就要华南！总有一天，他们会打到钱塘江边，会打到西湖边上，会打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到那时候，我们再想反抗，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台下有人喊道。
“对，来不及了！”沈怀瑾大声说，“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站起来！今天就要发出我们的声音！让政府知道，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本人敢来，我们就敢打！”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打倒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此起彼伏，震得湖面上的水都起了波纹。
沈怀瑾没有制止，也没有继续说话。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激动的脸，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欣慰，有感动，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压力——这些人的热血，是他说出来的，他要对这些热血负责。
掌声和呐喊声持续了将近五分钟，才渐渐平息下来。沈怀瑾又开口了，这次声音平静了许多：
“各位同胞，我今天的话说完了。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今天的集会当成一次热闹。看完了，听完了，回家该嘛嘛。我希望大家记住今天，记住九月十八，记住沈阳、长春、吉林，记住那些死在本人刀下的同胞。以后你们每天起床的时候，问自己一句：‘今天，我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问自己，中国就不会亡。”
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下台。
掌声再次响起，比刚才更热烈，更持久。有人开始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冲上来要和他握手，有人哭着喊他的名字。方明远和方逸飞冲上台，一左一右护着他往后台走。
“讲得太好了！”方逸飞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你是没看到，台下好多人都哭了！”
沈怀瑾没有回答。他站在后台的角落里，手还在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刚才演讲时他忽然想到的一件事——他的父亲沈静庵，此刻很可能就在台下某个地方看着他。
沈静庵确实在台下。
今天下午教育厅临时通知开会，他本来不想去，因为会的内容无非是老调重弹——“加强学生管理”、“严防过激行为”之类。但他是浙江教育界的元老，不好缺席，只好换上长衫，坐着黄包车往西湖边赶。
经过公众运动场时，他看到人山人海，听到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心里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让车夫停下来，挤进人群，正好看到儿子沈怀瑾走上讲台。
那一刻，沈静庵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听着儿子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听到儿子批评政府不抵抗，听到儿子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听到儿子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他不得不承认，儿子的演讲很有感染力，台下那些人的反应就是证明。
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演讲会带来什么后果。
演讲结束后，沈静庵没有去后台找儿子，而是默默地转身，挤出人群，上了黄包车。
“去教育厅。”他对车夫说，声音沙哑。
黄包车在石板路上颠簸前行，沈静庵靠在车座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成一团。他是读圣贤书出身的，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信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他看来，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国家的军事外交是政府的事，轮不到学生来心。儿子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仅违逆了他的教导，更是在给家族惹祸。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儿子说的那些话，有很多也是他想说而不敢说的。
东北沦陷，他何尝不痛心？政府不抵抗，他何尝不愤怒？只是他习惯了隐忍，习惯了妥协，习惯了在体制内小心翼翼地求生存。而他的儿子，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这孩子，像他外公。”沈静庵在心里叹了口气。
沈怀瑾的外公陈翰笙，是清末的举人，戊戌变法时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失败后被革去功名，郁郁而终。沈怀瑾从小听母亲讲外公的故事，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外祖父充满了敬仰。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的骨子里有一种沈静庵所没有的血性。
黄包车在教育厅门口停下。沈静庵付了车钱，整理了一下衣冠，走了进去。
一进门，他就看到几个同僚聚在走廊上议论纷纷，看到他进来，目光都有些异样。
“静庵兄，你来了。”教育厅长朱家骅的秘书陈明德迎上来，压低声音说，“朱厅长在办公室等你，好像有事。”
沈静庵点点头，心里已经有了数。
朱家骅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推门进去，朱家骅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他四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是国民党内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蒋介石的亲信。看到沈静庵进来，他放下文件，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静庵先生，请坐。”
沈静庵坐下，等着朱家骅先开口。
“今天西湖边的学生集会，静庵先生知道吧？”朱家骅的语气很平淡，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路过，看了一眼。”沈静庵如实说。
“你儿子沈怀瑾，是组织者之一，也是主讲人。”朱家骅看着他，“静庵先生，你是教育界的老前辈了，有些话我不说你也明白。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本人咄咄人，党内派系斗争也很激烈。学生在这个时候搞集会，很容易被人利用，也很容易给中央添乱。”
沈静庵沉默了几秒，说：“朱厅长，怀瑾年轻气盛，说话做事不知轻重。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
朱家骅摆摆手：“我不是要你管教他。年轻人有热血，不是坏事。但热血要用对地方。省党部那边已经有人注意到今天的事了，要不是我压着，现在警察已经去抓人了。”
“多谢朱厅长。”沈静庵站起来鞠了一躬。
“回去跟令郎说，抗救国，我朱家骅举双手赞成。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用之才，就是最好的救国。”朱家骅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另外，教育厅明天会发一个通知，要求各校加强学生管理。希望令郎能配合，不要再组织类似的活动了。”
沈静庵点点头，告辞出来。
走出教育厅大门，天色已经暗了。他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今晚回家，将是一场艰难的谈话。
沈怀瑾回到宿舍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集会结束后，他和方明远、方逸飞、陈静仪等人一起去了湖滨的一家小饭馆，几个人点了几碗阳春面，边吃边商量下一步的计划。方明远提议再组织一场更大规模的集会，最好能联合全省的学生一起行动。陈静仪说应该去南京请愿，直接向中央政府表达民意。方逸飞更激进，说要组织学生义勇军，到东北去和本人真刀真枪地。
沈怀瑾听着大家的议论，没有话。他心里清楚，今天的成功只是暂时的，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教育厅不会坐视不管，学校也不会放任不管，他父亲更不会不管。
果不其然，他刚走进宿舍楼的大门，就看到室友张志和迎上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怀瑾，你爸来了。在你宿舍等你。”
沈怀瑾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他点点头，稳步走上楼梯。
宿舍的门半开着，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沈怀瑾推门进去，看到父亲沈静庵坐在他的书桌前，面前摊着那本皮面笔记本——正是他写记的那本。
沈怀瑾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爸。”他站在门口，声音尽量保持平静，“你怎么来了？”
沈静庵没有抬头，目光落在记本上，似乎在读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看着儿子。
“我今天在西湖边，听到你演讲了。”
沈怀瑾没有辩解。他知道辩解没有用，父亲的性格他最清楚——看上去温和儒雅，骨子里固执得很，一旦认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讲得不错。”沈静庵说，语气出人意料地平静，“有梁启超的味道。”
沈怀瑾愣了一下。他原本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开场白。
“但是——”沈静庵站起来，走到儿子面前，“怀瑾，你知道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吗？”
“我没有闯祸。”沈怀瑾说，“我说的是实话。国家都快亡了，难道连说实话都不行吗？”
“说实话可以，但不是用这种方式。”沈静庵的声音提高了，“你知道教育厅今天开会讨论什么吗？就是在讨论你们这些学生！你知道省党部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你们是‘共党煽动’，要抓人！”
“让他们抓！”沈怀瑾也提高了声音，“如果抗就是‘共党’，那我就是共党！如果救国就是犯罪，那我就是罪犯！”
“你——”沈静庵气得脸都白了，抬手就要打，手举到半空中，却停住了。
父子俩对视着，谁也没有退让。
良久，沈静庵的手慢慢放下来。他转过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儿子，声音低了下去：“怀瑾，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你搞这些吗？”
“因为你觉得学生不该管国事。”
“不。”沈静庵摇了摇头，“是因为我怕失去你。”
沈怀瑾愣住了。
“你外公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沈静庵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参加了公车上书，被革了功名，回来之后郁郁寡欢，不到五十就死了。你外婆守了三十年寡，临死前还念叨着他的名字。怀瑾，你是我们沈家的长子，你弟弟妹妹还小，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
沈怀瑾的母亲三年前因肺病去世，那是沈家最大的伤痛。提起母亲，沈怀瑾的眼眶也红了。
“爸，我明白你的苦心。”他走过去，站在父亲身边，“可是，如果每个家庭都只顾着自己的孩子，那谁来保卫这个国家？谁来保卫千千万万个家庭？”
沈静庵转过身看着儿子，目光里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丝说不清的骄傲。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沈怀瑾说，“从九一八那天早上看到报纸的那一刻，就想好了。”
沈静庵沉默了许久，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好。我不拦你。但你要答应我三件事。”
“哪三件？”
“第一，做事要有分寸，不要把自己搭进去。第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得你还有个家。第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沈怀瑾，“这是我托人给你弄的一张去南京的火车票。明天早上八点，城站出发。”
沈怀瑾接过信封，打开一看，果然是一张去南京的火车票。
“朱厅长跟我说，省党部可能要抓人。你最好出去避一避。”沈静庵说，“南京那边，我有个老朋友在中央军校当教官，你可以去找他。你不是一直想去看看德械师吗？正好趁这个机会去看看。”
沈怀瑾攥着那张火车票，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说谢谢，想说对不起，想说很多话，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沈静庵拍了拍他的肩膀，拿起桌上的帽子，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路上小心。”
然后他走了。
沈怀瑾站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手里攥着那张火车票，听着父亲下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窗外，西湖边的灯火映在天花板上，一晃一晃的，像水波一样。
他走到书桌前，拧开台灯，拿起钢笔，翻开记本的新一页。
“九月二十四，夜。杭州。”
“今西湖集会，演讲出乎意料地成功。台下数千人响应，口号震天。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听到了中国的希望。”
“但父亲来了。”
“他没有骂我，没有打我，只是给了我一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他说，‘我怕失去你’。”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具体的，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仅自己要承担，家人也要承担。”
“明天我去南京。朱家骅说省党部要抓人，父亲让我去避一避。但我去南京，不只是为了避难。我要去看看德械师，去看看中国的国防力量到底怎么样。我要亲眼看看，我们拿什么和本人打。”
“如果有机会，我想从军。”
“是的，从军。这是今天演讲时忽然冒出来的念头。当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激动而茫然的脸，我忽然觉得，光是喊口号是不够的。喊得再响亮，也挡不住本人的坦克。中国需要的是真正能打仗的军队，真正能牺牲的人。”
“我愿意做那个人。”
“或者，至少，试着做那个人。”
“夜深了。明天还要赶火车。就此搁笔。”
他合上笔记本，关了灯。
黑暗中，火车票在枕头下面硌着他的后脑勺，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正在r破土。
窗外，西湖的水声潺潺，像是古老的叮嘱，又像是无声的送别。
火车是早上八点的。
沈怀瑾六点就醒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几件换洗衣服、那本记本、一支钢笔、一本《中国近代史》和二十块钱。他没有惊动还在睡觉的方逸飞，只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我去南京了，过几天回来。勿念。——怀瑾”
走出宿舍楼时，天刚蒙蒙亮。校园里很安静，只有几只早起的麻雀在梧桐树上跳来跳去。晨雾从西湖方向飘过来，笼罩着整个校园，让那些西式的教学楼看起来像海市蜃楼里的宫殿。
沈怀瑾深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桂花的甜香混着露水的清冽，沁人心脾。他在心里说：“杭州，等我回来。”
然后他迈开步子，向城站方向走去。
城站是杭州的火车站，一九〇九年建成，是沪杭铁路的终点站。站房是西式建筑，红砖墙，拱形窗，钟楼高耸，在晨雾中像一个沉默的巨人。沈怀瑾到的时候，站前广场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有扛着行李的商贩，有穿着长衫的读书人，有带着孩子的妇人，也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军人。
沈怀瑾买了两个烧饼，边吃边走进候车室。候车室里人声鼎沸，空气里弥漫着煤烟、汗水和食物的混合气味。他找了个角落站着，把行李包抱在前，等着检票。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方明远。
方明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帆布旅行袋，正在候车室的另一头张望。看到沈怀瑾，他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
“你怎么在这？”沈怀瑾 惊讶地问道。
“我也去南京。”方明远笑了笑，“航空协会派我去南京联系中央航空署，商量联合请愿的事。昨天定的，没来得及告诉你。”
“这么巧？”
“不是巧。”方明远收起笑容，认真地看着他，“我是跟着你去的。你昨天演讲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你要去南京，我也去。你要看德械师，我也想看。你要从军，我也从军。”
沈怀瑾愣住了。
“你疯了？”他压低声音，“你爸是教育厅的，你妈是护士，你家就你一个儿子——”
“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怎么了？”方明远打断他，“你家不也就你一个儿子？沈怀瑾，你别想一个人扛。你昨天演讲的时候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不是光说给别人听的，你自己也得做到。”
沈怀瑾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赶紧转过头去，假装看墙上的列车时刻表。
方明远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别感动了。走吧，检票了。”
两个人随着人流涌向检票口。检票员剪了票，他们走进站台，找到自己的车厢。这是一趟慢车，从杭州到南京要走七八个小时，沿途停靠嘉兴、松江、上海、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最后才到南京。
车厢里很挤，大多数座位都坐满了人。沈怀瑾和方明远好不容易找到两个靠窗的座位，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火车开动了。
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窗外的景色缓缓向后移动——先是杭州城里的街巷和房屋，然后是城郊的菜地和稻田，再然后是江南水乡特有的小桥流水和粉墙黛瓦。
沈怀瑾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浙江，第一次去南京，第一次真正走向外面的世界。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
“怀瑾。”方明远忽然叫他。
“嗯？”
“你怕不怕？”
这是方明远第二次问他这个问题了。上一次是在西湖边的画舫上，沈怀瑾的回答是“怕”。但这一次，他的答案不一样了。
“不怕了。”沈怀瑾说，“因为你不是一个人。”
方明远笑了。他伸出手，沈怀瑾也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用力摇了摇。
火车继续向前。
窗外的田野、河流、村庄一一掠过，像一幅永远看不完的画卷。远处，天边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红色，那是太阳正在升起。
沈怀瑾看着那一抹红色，忽然想起父亲昨天说的那句话：“梅花之所以受人敬重，不是因为它开得好看，而是因为它开在最冷的时候。”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爸，你放心。我会像梅花一样，在最冷的时候，开得最精神。”
火车拉响了汽笛，声音在江南的晨风中久久回荡。
前方，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