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碗粥，我们一人一半。”
十八岁那个雨夜，他脱下校服裹住我冻僵的脚。
三十岁庆功宴上，他当众拂开我夹菜的手：“别给我丢人。”
朋友劝他：“好歹是陪你吃过苦的。”
他晃着红酒轻笑：“所以她永远一副穷酸样。”
后来我确诊癌症，安静地搬去小县城。
他疯了般找来时，邻居老太太递过我的记本：
“姑娘临走前说，如果有人问起……”
“就说那碗粥，她从来不爱喝。”
这碗粥，我们一人一半。
这句话是陈最说的，在我们十八岁，高三最后一个冬天。放学路上突然下起冷雨，我没带伞，校服瞬间湿透，鞋子灌满水，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冰窟里。
他从后面追上来，什么也没说，先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校服外套脱下来，不由分说裹住我湿漉漉的头发和肩膀，然后蹲下身，抓住我的脚踝。
“你嘛？”我吓了一跳。
“别动。”他声音很低，带着变声期过后微微的沙哑，手下动作却利落，把我那双已经湿透、边缘开胶的帆布鞋脱下来，又把自己脚上那双半旧的球鞋脱下一只。“穿上。”
“那你呢？”
“我穿一只，你穿一只，总比两只脚都泡在冰水里强。”
他说得理所当然，自己真的就只穿着一只鞋，另一只脚光着踩在湿漉漉、脏兮兮的水泥路上。
他把我的脚塞进他那只还带着些许体温的鞋里，鞋很大，空荡荡的，但燥的、棉质袜子的触感瞬间从脚底传来，那点稀薄的暖意，却烫得我心口发酸。
然后他站起身，把伞大半倾向我这边，自己大半个肩膀露在外面。
我们俩就那样，深一脚浅一脚，穿着一对不成对的鞋，在越来越密的冬雨里，走完了那条从学校到我家出租屋，长长窄窄的巷子。
到家时，我们都成了落汤鸡。
那间租来的小平房又冷又，呵气成霜。
他熟门熟路地去屋外屋檐下拿了我们藏在那里的、用几块砖头搭的小灶和那个铝制小锅，又从米袋里小心地舀出小半碗米。
那是我们接下来几天的口粮。
煤球有点受，火生得很艰难，浓烟呛得我们直咳嗽，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像两只花猫。
等那锅白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散发出纯粹米香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
屋里只有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晕笼着我们。
我们挤在小小的板凳上，围着那口小锅，分食那唯一一碗稠粥。粥很烫，烫得舌头尖发麻，但那股暖流从喉咙一直滑进胃里，然后慢慢扩散到冻僵的四肢百骸。
他看我狼吞虎咽，把自己碗里的粥又拨了一大半给我。“慢点吃，没人跟你抢。”然后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元元，等以后，我让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住大房子，再也不用喝这种清汤寡水的粥。”
我嘴里塞满了粥，说不出话，只能用力点头，眼眶又热又涨。窗玻璃上蒙着厚厚的水汽，窗外是望不到边的、冰冷的黑夜。
可这间漏风的小屋里，这口锅，这碗粥，还有眼前这个眼神亮得像烧着火的少年，就是我全部的世界，和全部的未来。
那时候，我真以为，只要和他在一起，喝一辈子白粥，也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