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深秋，刘万平十七岁了。
他的个子已经窜到了一米七五，肩膀宽了，手上的老茧硬得像铁皮。但眼睛依然清澈，算盘珠子一样黑亮。
变化是从一把算盘开始的。
那天，生产队会计周大富病了。
说是病，其实是喝多了——他儿子结婚，摆了三天酒，周大富天天醉得不省人事。可队里要分粮，账不能不算。
大队书记周力洪急得团团转：“这可咋整？三百多口人等着分粮呢！”
保管员王麻子（他现在还是保管员）凑过来：“书记，要不……让刘万平试试？”
“刘万平？”周力洪皱眉，“他才多大？”
“十七了。”王麻子说，“而且我听说，他在黑石峪修堰时，把孙会计的账都给算清了。”
周力洪想起两年前那件事——孙会计后来被查了，账目混乱，贪污了三百多斤粮食。是刘万平指出了账本的问题。
“行，叫他来。”
刘万平正在家里编草鞋。
父亲的腰越来越差，现在只能躺着编，一天编不了几双。家里的主要收入，靠刘万平在队里挣工分，和姐姐编竹筐。
“万平！万平！”王麻子在门外喊。
刘万平放下草鞋：“麻子叔，咋了？”
“快，去大队部！书记找你！”
刘万平跟着去了。
大队部里，周力洪指着桌上的账本和算盘：“万平，周会计病了，分粮的账没人算。你……能算不？”
刘万平看着那本账。
牛皮纸封面，用麻绳装订，边角已经磨得发白。算盘是队里的老算盘，枣木框，珠子油亮——他认得，这是周大富的算盘。
“我试试。”他说。
他坐下，翻开账本。
账目很乱。工分登记潦草，有的只写了个姓，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粮食入库出库的记录，更是东一笔西一笔。
“这是去年的账。”周力洪说，“今年还没记。”
刘万平没说话。
他拿起算盘，先算工分。
全队三百二十一口人，劳力一百八十七个。每个劳力的工分不一样：壮劳力一天十个，妇女八个，半劳力六个。
他一个一个算。
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在寂静的大队部里格外清脆。
周力洪和王麻子站在旁边看。
他们看见刘万平的手指在算盘上飞舞，快得看不清。珠子碰撞的声音，像雨打芭蕉，密集而有节奏。
半个时辰后，工分算清了。
“全队总工分，二十八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个。”刘万平说。
周力洪翻开周大富去年的账本对照——数字一模一样。
“继续。”他说。
刘万平开始算粮。
今年收成：玉米三万五千斤，小麦一万二千斤，红薯五万斤（折合粮食一万斤），杂粮八千斤。
总粮食：六万五千斤。
公粮任务：一万三千斤。
剩余：五万二千斤。
储备粮留百分之十：五千二百斤。
可分粮食：四万六千八百斤。
他一边算，一边在草纸上记。
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刻出来的。
“可分粮食四万六千八百斤。”他说，“按工分分配，每十个工分可分粮食一斤六两。”
周力洪拿过草纸，看了又看。
“万平，”他说，“你再算一遍。”
刘万平又算了一遍。
数字不变。
“书记，没错。”他说。
周力洪盯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拍了拍刘万平的肩膀：“明天分粮，你主持。”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刘家沟。
“听说了吗？刘老栓的儿子要当会计了！”
“他才十七岁！”
“十七岁咋了？人家算盘打得比周大富还溜！”
“这下有好戏看了，周大富能答应？”
周大富当然不答应。
第二天，他酒醒了，摇摇晃晃来到大队部，看见刘万平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前摆着他的账本和算盘。
“谁让你坐这的？”他眼睛一瞪。
“我让的。”周力洪从里屋出来，“大富，你病了，队里不能没人管账。”
“我没病！”周大富拍桌子，“我就是喝多了点！现在好了，账本给我！”
刘万平站起来，把账本递过去。
周大富翻开，看见昨天算的账，脸色变了。
“这……这是谁算的？”
“我算的。”刘万平说。
周大富盯着那些数字，手指在颤抖。
他当了二十年会计，从来没把账算得这么清楚过。不是他不能，是他不想——账糊涂了，才好做手脚。
可现在，账清了。
清得像水，一眼见底。
“书记，”他转向周力洪，“这孩子……能行吗？”
“行不行，看今天分粮。”周力洪说，“万平，准备分粮。”
打谷场上，三百多口人聚在一起。
粮食已经分堆摆好：玉米一堆，小麦一堆，红薯一堆。
刘万平站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账本、算盘、一杆新秤——这是周力洪特意从公社借来的标准秤。
“开始分粮！”周力洪喊。
第一个上来的是赵铁柱，壮劳力，全年工分三千六百个。
刘万平翻开账本，找到赵铁柱的名字，核对工分。
“赵铁柱，工分三千六百个。”他说，“每十个工分一斤六两，应分粮食五百七十六斤。”
他打算盘：3600÷10=360，360×1.6=576。
“玉米三百斤，小麦一百斤，红薯一百七十六斤。”他一边说，一边在账本上记。
王麻子过秤。
玉米，三百斤整。
小麦，一百斤整。
红薯，一百七十六斤整。
分毫不差。
赵铁柱扛着粮食走了，边走边嘟囔：“奇了怪了，往年分粮，总要少个十斤八斤的……”
第二个，第三个……
刘万平算得很快，很准。
算盘珠子响个不停，像一首歌。
人们渐渐安静下来，看着这个十七岁的少年。
他坐在那里，腰挺得笔直，手指在算盘上飞舞，眼睛在账本和秤杆之间移动。阳光照在他脸上，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他没擦。
专注。
认真。
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事。
轮到刘万平自己家时，已经是下午。
父亲刘老栓拄着拐杖来了——他坚持要来，说要亲眼看看儿子算账。
“刘老栓家，”刘万平念，“劳力两个：刘万平，工分两千八百个；刘秀英，工分两千四百个。合计工分五千二百个。”
他打算盘：5200÷10=520，520×1.6=832。
“应分粮食八百三十二斤。”
他顿了顿，继续说：“但刘老栓是残疾，按政策，每年补助一百斤粮食。实际应分：九百三十二斤。”
周力洪点头：“对，按政策办。”
过秤。
玉米五百斤，小麦二百斤，红薯二百三十二斤。
分毫不差。
刘老栓看着儿子，眼睛湿润了。
他想起十七年前，儿子出生时，瘦得像只小猫。接生婆说：“这孩子，怕是不好养。”
可现在，儿子长大了。
能扛起一个家了。
能当会计了。
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过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没说话。
但一切都在那一拍里。
分粮一直持续到天黑。
最后一家分完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刘万平合上账本，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
算盘珠子在月光下泛着幽光。
“书记，”他说，“账清了。总分粮食四万六千七百九十八斤，差两斤。”
“差两斤？”周力洪皱眉，“怎么回事？”
“可能是秤的误差，也可能是粮食本身的损耗。”刘万平说，“两斤，在允许范围内。”
周力洪松了口气：“那就好。”
他看看刘万平，又看看周大富。
周大富一直站在旁边，脸色铁青。
“大富，”周力洪说，“从今天起，刘万平就是队里的会计了。你……你年纪大了，该歇歇了。”
周大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
他转身走了。
背影在月光下，有些佝偻
那天晚上，刘万平很晚才回家。
姐姐给他留了饭：玉米糊糊，一碗咸菜。
“万平，累了吧？”姐姐问。
“不累。”刘万平说，“姐，我今天……当会计了。”
姐姐笑了，眼泪却掉下来：“我知道。全村都知道了。”
“姐，你哭啥？”
“姐高兴。”姐姐擦擦眼泪，“咱们家……终于有人出息了。”
刘万平没说话。
他端起碗，大口喝糊糊。
糊糊很稀，但很暖。
喝到一半，他忽然停下。
“姐，”他说，“我当会计，不是为了出息。”
“那是为了啥？”
“为了……”刘万平想了想，“为了让秤准，让算盘准，让每个人得他该得的。”
姐姐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摸了摸弟弟的头——像小时候那样。
“万平，”她说，“你长大了。”
夜里，刘万平躺在炕上，睡不着。
他想起陈老师，想起黑石峪的孙会计，想起鹰嘴崖上的石刻。
算盘是规矩。
规矩立起来了，世道就正了。
现在，他手里有了算盘。
他要让刘家沟的账，清得像水。
要让每个人，都得他该得的。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炕头的算盘上。
那是陈老师送的算盘，枣红色，珠子乌亮。
他伸手，轻轻拨动一颗珠子。
“一上一……”
他轻声念。
珠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像在回应。
像在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