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女士第三次来咨询的时候，带了一样东西。
不是她上次提到的草莓蛋糕——那个蛋糕已经在五年前的某个深夜被她独自坐在厨房里一勺一勺吃掉了，油在冰箱里放得太久，有点发硬，草莓的酸甜也淡了，但她还是吃完了。这件事她在第二次咨询时告诉了林墨，说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往事。但说完之后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补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连我丈夫都不知道。”
林墨当时没有追问为什么。他知道那个凌晨，她独自坐在厨房里吃掉了那个无人问津的蛋糕，窗外路灯的冷光铺在瓷砖地面上，她穿着睡衣光着脚，脚趾冻得发白，却感到了久违的温暖，甚至不自觉地晃了晃脑袋——不是因为在庆祝升职，而是因为她在做一件不需要让任何人满意的事。而这件事是吃掉一个快要过期的蛋糕。这个画面太私密了，私密到她自己都差点忘了它发生过。但她记得。她在第二次咨询时把它从记忆的深处捞了出来，像从一口深井里捞起一枚硬币，硬币上沾满了淤泥，但花纹还在。
今天她带来的，是一本旧相册。
相册的封面是褪色的米黄色棉布，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显然被翻阅过很多次。她把相册放在矮几上，没有马上翻开，一只手轻轻按在封面上，像在犹豫要不要推开一扇很久没开的门。
“这周收拾家里，翻出来的。”她说，“里面有一张照片，我想给你看看。”
林墨点了点头。他没有催她，也没有问她是什么照片。他注意到陈女士今天没有化妆——至少没有化以前那种精致的、无懈可击的妆。她的眉毛淡淡地描了两笔，嘴唇上没有口红，眼角的细纹在自然光下清晰可见，但她的眼睛比前两次亮，像是有人把一盏很久没用过的灯重新擦了一遍灯罩。
她翻开相册。里面是她从小到大的照片——小学的毕业照、中学的运动会上举着奖杯露出牙齿大笑、大学穿着学士服单腿跳起来被同学抓拍、刚工作那几年在公司的年会后台穿着礼服对着镜头拘谨地比手势。她翻得很快，似乎不想在这些过往上多作停留。翻到最后一页时，她停住了。
她从那页抽出一张照片，放在矮几上，转过方向，让林墨看。
照片很旧了，色彩偏黄，边角有轻微的折痕。照片里是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碎花裙子，站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双臂张开，仰着头，闭着眼睛，阳光洒在她脸上，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的嘴角翘得很高很高，像是刚刚和一个看不见的人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还没笑完就被按下了快门。
“这是你。”林墨说。
“这是我。”陈女士看着照片，手指轻轻点在照片上那个小女孩的脸上，没有碰到画面，隔着一层透明塑料膜，小心翼翼地悬着。“七岁。我爸带我回了趟老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山里的野花，满山遍野的，黄的白的紫的，叫不出名字。我高兴疯了，满山跑，我爸在后面喊我慢点跑，我不听。后来他喊了一句：‘你再跑我就不给你照了！’因为我跑到花丛最密的地方去了，我妈老说花丛里有蛇，他们不敢进去。我只好停下来，实在太开心了，就在那儿站着，闭上眼，等风来。风一来，我就忍不住笑。”
“你记得风的温度吗。”
“记得。”陈女士的眼睛没抬，但嘴角的弧度软了下来，“是七月的风。香樟树的花香混在里面，草叶子割过人字拖旁边的脚踝。那时候还没那么多人种法国梧桐，老家村口全是香樟。那个味道跟城市里的桂花不一样——桂花是甜的，往鼻子里钻；香樟是苦的，往心里走。”
她的手指在照片边缘停住了。林墨看到她拇指的指甲上残留着一小块不太均匀的透明指甲油，像是某个晚上匆忙涂上去又重新擦掉然后放弃了的半成品。
“上周我把这张照片翻出来以后，”陈女士说，“我把它放在我包里，带去了公司。开会的时候我把包放在腿上，手伸进去摸到这张照片，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安心。好像包里装了一个很小很小的自己，外面那些事情——汇报、绩效、老板的脸色、下属的牢——都变得没那么重了。因为我知道，那个在山上闭着眼睛等风的小女孩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她在乎的只是风什么时候来。”
林墨看着她。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刚好落在她手边的相册上，把那张老照片照得微微泛光。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陈女士的疗愈不是从他这里开始的。她的疗愈始于那个深夜里坐在厨房地板上一勺一勺吃完过期蛋糕、脚趾冻得发白却感到久违温暖的那一刻，始于她发现那颗草莓虽然已经不新鲜了但仍然是甜的。她需要的不是被治愈，是被听见。她需要的不是重新变成照片里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而是记起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一个人站在山坡上，不为了任何人，只是闭着眼睛等风来。
“你有没有想过，”林墨说，“那个小女孩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她只是被你塞进了包里，忘了拿出来。你摸到她的时候觉得安心——不是因为她替你承受了什么，而是你终于听到她还在说话。她说，你开会的时候我也在；你被老板骂的时候我也在；你半夜在厨房吃那个快要过期的蛋糕的时候，我也坐在瓷砖上，晃着脚，等你把第一勺给我。”
陈女士愣住了。她看着照片，又看看林墨，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她把脸转过去，望向窗外。秋天的天空很蓝很净，几朵薄云被风吹散又聚拢。她的肩膀轻轻地、轻轻地开始抖动，但这次她没有低头，也没有把脸埋进掌心。她只是看着窗外，任由眼泪沿着颧骨淌下来，滴在相册的米黄色棉布封面上，洇出两个小小的深色圆点。
“我好像忘了怎么等她。”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沙哑但稳住了。
“忘了很久吗。”
“三十六年。”说完她自己轻轻笑了一下，眼睛里的光亮已经从泪珠中慢慢析出来，不闪光却澄澄的，像是雨后山谷间唯一一道从云隙垂下来的光束。
“那现在呢？”
陈女士没有回答。她重新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小心地夹回相册里，合上封面，用双手在封面上轻轻按了按。那个动作里有种微妙的分寸——不是告别，更像是把一扇打开的门轻轻掩上，留着一条缝。
“我想带她回一趟山上。”她说，“不是现在，是等她放假的时候。带上我丈夫和儿子一起去。让他们也看看那片野花。”
她把“她”说得很轻。然后补充道，像是在对自己确认：“他们虽然吃不上草莓蛋糕了，但可以看看野花。”
“蛋糕可以再买的。”林墨用手指轻叩矮几的边沿，“重要的是，你现在愿意切第一块了。”
陈女士把相册放进包里，站起来，理了理风衣的领子。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林墨。
“林医生，你觉得那个小女孩现在还怕蛇吗？”
“你说花丛里的蛇？怕吧。可现在你是她的家长了。你不用再等她跑回你身边——你慢慢走过去，把她领出来。她也许会指着蛇蜕对你说，你看，它已经不在这里了。”
陈女士看着他。她的嘴角浮起一丝极淡极淡的、不再需要用来讨好任何人的弧度。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更像是一个弯了很久的河道终于被水流推开了最后一道弯。然后她带上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那天傍晚，林墨关了咨询室的门，下楼走到街对面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收银的女孩笑着冲他说“您今天收工得早”，他点点头说“嗯，风挺好”。他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下班的人从地铁口涌出来，散入各条街道。有人走得急，一边走一边打手机；有人走得很慢，戴着耳机，嘴唇轻轻动着，也许在跟着哼一首只有自己听得到的歌。
他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孩，大概七八岁，牵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天桥的方向走，嘴里跟着便利店音响的节奏念念有词。她的马尾在背后甩来甩去，踩过斑马线时低洼处的一小汪积水忽然溅起水花，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裙摆咯咯笑起来，又仰头看着天边刚刚亮起来的第一颗星，拉住妈妈的手一拽：“妈你快看，那颗星是在等我们回家吗？”
旁边花坛边站着两个城管队员，年长的那个正弯着腰修花坛边松脱的栏杆，年轻的那个递上钉子又去扶正一棵被电动车擦歪的山茶，嘴里絮叨着：“花台修严了，路才好走。”年长的城管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站起身拍了拍手掌上的锈末，望着步道上络绎不绝的人影，回了年轻人一句：“人心也是一样。”
林墨看着这一切，想起自己在观复斋抄过的那一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万物并作——写字楼在长高，工地的吊臂在旋转，穿碎花裙的女孩在跟星星说话，陈女士包里的相册正在回家的地铁上轻轻震动。这一切都在同时发生，没有主次之分，没有高低之别。而他站在便利店的台阶上，只是静静地看着，心里没有评判，没有归类，没有急于给出任何答案。
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滑过喉咙的时候有一种净的、不加修饰的触感。他想起了青牛山上的溪水，想起了舅舅在松树下用勺子舀出第一杯茶时不紧不慢的动作，想起周远劈柴时斧光一闪的刹那，想起阿苓从药罐里取出山楂丸时掌心托着草纸的笃定。他还想起了那个在暴怒中砸碎花盆的丈夫和他那碗热气氤氲的菊花面。菊花本是清肝明目的，却被一些柔和的毒药焖成了另一味药。
街对面的信号灯由红转绿。几步外的人行道边，一只被遗落的童鞋不知什么时候被挪到了树坑旁，鞋尖朝着来人的方向。林墨弯腰把那只小鞋捡起来，端端正正地搁在花坛最显眼的矮沿上，继续往咨询室的方向走去。
暮色渐深，城市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远处有火车汽笛的声音隐隐传来。林墨摸摸口袋里那颗随身携带的松果，鳞片在指腹下微微硌手。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在观复斋学到的，不是隐世，而是如何在世间不失去内心的山。哪怕窗外没有松涛，耳畔没有溪水，他也可以像此刻一样——看着缤纷的人流，稳住自己的呼吸，一步步走回家。
路过水果摊时，他买了两颗新鲜草莓，又特意挑了一小袋香樟树的叶。老板娘问他是不是要防虫，他付了钱，放了一片叶在嘴里嚼了嚼：苦是对的，香从苦底返上来，像某个久远而熟悉的回甘。他把剩下的收进咨询室的茶盒里，想着往后偶尔可以泡一杯——不是为了焚香祷告的仪式，只是为了提醒自己，这座城里也有山间的气息，而那个站在山坡上等风来的人，此刻就在他身体里呼吸。